一个外卖员妈妈背着不到一岁的宝宝送外卖（图片来自网络）
外卖骑手的处境，近来已成为一个公共话题，受到广泛关注。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每个人也都和这些骑手一样，“困在系统里”，很容易引发共鸣。然而，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势必是：如果这样，如何解救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
对此，各方的反应不一：饿了么率先宣布将推出“多等5分钟”按钮，但这很快被视为“将矛盾转嫁给用户”，演变成“5分钟事件”；美团则声明将改进外卖配送系统，给骑手留出8分钟弹性时间，同时改进骑手奖励模式，在确保安全的同时获得更实际的回报；央视网的热评“能帮外卖骑手‘脱困’的关键不在系统而在人”，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也许需要监管部门再严格一些”，并让普通劳动者“都能够被温柔对待”。这些解决思路，概括来说，都是旨在促进更人性化地对待外卖骑手，改进其劳动条件，毕竟这也是报道中最触动人的地方，问题只在于如何优化系统、靠什么来优化系统、又由谁来推动优化，这就涉及到技术研发、市场监管、激励机制、法律保障和人文关怀等方方面面。经济学者李楠近日也在《金融时报》撰文，直截了当地指出：“由算法造成的问题，应该由算法解决。应考虑到最坏情况，利用数据给出最优配送时间，才是合理‘弹性’时间，才能保证多方利益最大化。”他指出了一个关键点：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有约束的优化问题，即在消费者的满意度、外卖平台的利润、外卖骑手的收入这三者之间达到最佳平衡点，因而“在设计最优解法的时候，寻求在最差情形下的最优解，那么就能保证骑手即使碰到最恶劣的情况也能在规定的配送时间内完成任务”。换言之，这意味着在面临不确定性时，在最坏的可能性下谋求最好的结果。这的确是很有意思的思路，也比宽泛的“人文关怀”更具可操作性，但他遗漏了一点：如果在一个激烈竞争的市场上，只有做到最极端才能抢占市场份额，那么自己采取稳健的决策优化思路，无异于给对手可趁之机。说到底，谁来迫使企业导向这一决策方向？眼下我们所目睹的，正是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困境。外卖原本就是一个新开辟出来的领域，很多监管尚未到位也是自然之理（反过来，如果一开始就监管很严，或许它也就很难蓬勃发展起来），此时企业一方考虑的重点势必是尽一切可能地抢占市场，乃至无所不用其极。公平地说，骑手这样的普通劳动者其实决策思路也一样：在珠三角，很多珠宝厂工人长期工作后可能吸入粉尘太多而伤害健康，但很多人求职时明知如此也不在意，因此，有经验的劳工维权人士会去找已工作多年的老员工参与项目，这些人改善工作环境的意愿比较强烈，乐于得到帮助，而刚进这行的年轻人，满脑子想的只是多赚钱，健康受损的风险还是第二位的，就像饿肚子时不考虑将来是不是需要减肥。很多时候，这也取决于当地社会心理的优先级排序与取舍：国内在很多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恐怕服务品质都有所不如，但却因费用低廉而更普及——比如出租车在日本算是专属服务，非一般人所能用得起，但在国内倒不如说是一种普通的交通工具。大众的心理总是想好处兼得，“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只不过在发达国家，人们默认以前者优先（高品质服务，但多花钱），而在国内，大部分人其实是默认后者优先（服务费低廉才能打开市场，在这基础上再期望获得更好服务）。也就是说，“稳健的决策优化”得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正常、规范的市场”，但问题之所以难办，恰是因为国内市场尚未规范。这样就没有人会追求帕累托最优，因为即便有99%的人遵守规则，但剩下那1%的人却还是可以通过破坏规则来获得更大利益。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困住外卖骑手的，并不是算法这个“小系统”，而是整个市场环境这一“大系统”。
要解决系统性的问题，包括算法优化在内的各种改进，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改善问题的程度，但却无法从根本上变革系统本身。这一点为什么那么难？这或许需要我们首先明了为何这个新领域能在国内兴起。简单地说，外卖送餐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它结合了最新技术（算法）和最传统优势（人力便宜）。在国内各大城市，送餐费一般是5元，考虑到订餐本身还有满减、折扣，很多时候甚至在家等外卖还比堂食便宜——餐馆也乐意，因为外卖是多出来的订单，没有占店堂座位，换言之，外卖骑手的人工费远低于店面单位面积的租金。在人力成本高的发达国家，外卖、打车、上门维修、雇保姆，都可说是相当奢侈的服务。我有个朋友在西雅图，戏言说：“上海的白领抱怨生活成本高，可是他们时不时叫个外卖、下个馆子，家里请保姆，要过上这样的生活，在美国可不是一般的有钱。”他自己在微软收入也不低，可还是买了理发工具，让老婆给自己剪，因为街上最便宜的理发店，清剪也要25美元，而越南小妹剪的“还不如上海老弄堂里老理发店10块钱的那种”。至于外卖送餐，在伦敦一般要5英镑，而日本很多店铺更夸张：外卖价钱是堂食的两倍，这几乎就是完全不想给你送外卖了。外卖骑手做得好，一般月入能拿到七八千，这跟在小地方谋生计相比，算得是高收入了。正因为仍有大量富余的廉价劳动力，才为美团、饿了么这两大平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骑手储备，因为“你不做，有的是要做的人”。但显而易见的是，既然配送费不高，那么要赚得多，骑手就必须多接单，而要多接单就必须在算法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这就又会导向更激进的违章骑行，为了达成目标，安全的优先等级就靠后了。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一开始就不可避免的：外卖平台要火起来，就得靠送餐费低；这样订单倒是多了，但太多就忙不过来，无法及时送达；要想及时送达，算法即便优化到极致，订单暴增时（例如大雨天）也不行，除非多找骑手，但这样平台又很难盈利。这里面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构成了低运费、订单、盈利的“不可能三角”——如果要保障外卖骑手的安全和利益，最多只能满足其中的两点，如果三点都想满足，那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人手不足的骑手维持超负荷劳动状态。这样一个系统性困境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有人提到，点外卖的用户有“饿怒症”，难道不能预约时间吗？但这其实是没用的，因为用餐高峰订单太多，骑手来不及派送，哪怕你昨天预约了今天12点，势必也还是有一部分单子无法及时送达。另一种被很多人推崇的思路则是技术研发：阿里不久前在云栖大会上发布了第一款机器人“小蛮驴”，号称应急反应速度是人类的7倍，每天最多可以送500个快递，即便在暴雨、高温天气都可以自动驾驶，更不会违规闯红灯。但不难看出，这如果能推广，一个必要前提是人力成本攀升到超过机器人，而在目前阶段，即便这可能，也会造成一个新问题，那就是机器人的广泛使用将使一些外卖骑手失业。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其实远不仅仅是外卖骑手的处境，而是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一方面，新模式在这里之所以能蓬勃发展，正是结合了原有的优势；但另一面，也因为新模式深深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以至于根本难以脱离社会大环境而单独取得根本性改变。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体力劳动者并不稀缺，这就很难免除职业歧视，而反过来说，如果像欧美那样，水管工的收入堪比白领，恐怕中国的社会精英心里又不知会不平衡到什么样。就此而言，眼下的改善建议，只能是治标不治本——这倒不是说无法有任何改善，更不是说这些不值得做，只是说它不会动摇系统，反倒很可能最终完善并强化了系统本身。如果要期望普通劳动者的处境获得根本性改变，那其实有待于中国社会本身的结构性转型：等到有一天，人工费上升了，年轻人有了更多选择，没人愿意当骑手了，这才会对外卖送餐模式造成真正严重的挑战，此时要么引入机器人，要么外卖费涨价，又或两者兼有，订单或许也将减少。在更规范的市场条件下如何达成盈利，这将是一个新的动态优化过程，但这，就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