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经济

央行是“最后的贷款人”,谁是“最后的借款人”?如何快速扭转悲观预期?

寇文红 丹江湖上钓鱼翁
2024-07-29
这是一篇科普文章,是给那些对经济理论和现实不甚了了,却对提高财政赤字率深恶痛绝、还特别喜欢骂我的人看的。专业人士可以直接点赞、绕行

众所周知,央行是“最后的贷款人”,然而谁是 “最后的借款人”?在当前要怎么做,才能快速扭转企业和居民的悲观预期?
一、央行的“最后的贷款人”职责,是稳定金融体系、挽救经济的重要保障
众所周知,现代中央银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即在发生金融风险时充当“最后的贷款人”,向需要资金的金融机构甚至非金融企业发放贷款,缓解流动性紧张局面,切断流动性风险的蔓延和传染,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这里的“最后”,就是除此之外无路可走、无计可施的意思,是挽救金融体系的最后一招。
虽然早在1873年,Walter Bagehot(1826-1877)就在《伦巴第街:货币市场记述》一书中阐明了这个简单的原则,但依然留下了血淋淋的教训。在1930s初的美国大萧条中,美联储没能履行这一职责,导致银行大量倒闭,信用体系崩溃,加深了经济危机(伯南克,2014,p.020)。在2007-2008年、2020年3月,美联储都吸取了教训,很好地履行了“最后的贷款人”职责。
在近日出版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辅导读本》一书中,央行副行长陶玲发表题为《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一文,其中明确:
“中国的中央银行的根本职责是维护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
并且提到,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要坚持五项基本原则,其中第四个原则是:
四是夯实保障,坚守最后贷款人职责。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经济的镜像,经济风险与金融风险相互交织和影响。要健全以中央银行为最后贷款人的金融安全网,加强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完善金融风险处置机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这段话清楚地阐述了央行“最后贷款人”职责。随后,她谈到了央行的“八方面改革举措”,其中包括:
六是健全有力有效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坚持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责定位,加强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和源头防控,健全具有硬约束的风险早期纠正机制……推进常态化风险处置机制建设,丰富完善风险处置策略方法制度,完善金融稳定保障基金管理制度,发挥存款保险基金风险处置平台作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此前我提到过(点击),2024年6月19日以来央行雷厉风行地重塑货币政策框架,疏通利率传导机制、增强对政策利率和国债收益率的掌控力,改变基础货币投放方式,我认为是在向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央行的通行做法靠拢,以便未来出现金融风险时,可以随时从工具箱拿出强大的武器(比如QE)进行应对。
二、谁来充当“最后的借款人”?
(一)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
但是,如果金融部门愿意向实体部门融出资金,但没有人愿意去银行借款,那么资金还是无法流向市场,信用体系还是不畅通(“宽货币”不能转变为“宽信用”,资金淤积在银行间市场),经济还是无法复苏。 
所以经济能否走出衰退,关键在于,谁来充当“最后的借款人”?
在1990日本泡沫经济破裂之后的若干年内,人们对此都不甚清楚。因此日本政府在治理衰退的过程中进退失据,无所适从,一再走弯路,甚至走回头路,导致经济停滞的时间被大大拉长了(点击)。
一直到辜朝明(2008)提出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大家才明白,日本在1990s出现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由于泡沫破裂时资产价格下跌,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上,资产在不断缩水,负债却没有变化,即资产负债表在迅速恶化。因此他们不再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负债最小化。表现为他们想方设法地削减消费和投资,增加储蓄,并争先恐后地打折抛售资产(比如抛售股票、房屋、机器设备等),归还贷款,降低自己的资产负债率,以便熬过经济寒冬。即便利率已经很低,也是如此。
到1995年(日本)利率已经降至0的水平,但是企业并没有借款——事实上,反而加快了还款的速度。”辜朝明(2020,p.12)
我相信我的读者中,一定有很多人从2023年开始就在想方设法归还房贷,虽然房贷利率越来越低;一定有很多人被迫亏本打折卖房子,虽然内心很不愿意;一定有很多人接到过银行发放贷款的电话,利率很低,但自己却拒绝借款。这些读者应该很容易理解这一理论。
辜朝明的这一理论早已得到学术界的认同。Eggertsson and Krugman(2012)还在他的基础上提出了“费希尔-明斯基-辜分析框架”(Fisher-Minsky-Koo Approach)。
(二)最后的借款人
把一个经济分为如下五个部门(或者说五个经济主体):
1、企业,主要进行投资。
2、居民,主要进行消费。
3、政府,进行投资和消费。在中国,还可以细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4、外国,进口本国产品,进行投资和消费。
5、金融体系,包括中央银行、商业银行、资本市场等。为前述4个实体经济部门提供融资支持。
在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时期,企业和居民不愿意从金融体系借款,不愿意进行消费和投资(所以金融指标节节下滑);而单靠外国对本国商品和劳务的需求又无法拉动本国经济,此时就只能指望政府部门进行投资和消费,来拉动经济。
但是政府的收入主要来自税收。政府要想进行投资和消费,必须发行国债,增加财政赤字。这些国债如果让居民和企业来购买,就挤出了它们的消费和投资,违背了初衷。所以应该让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来购买。尤其是当国债金额巨大时,也只有这些金融机构才有能力消化。
换言之,就是财政部代替企业和居民,充当“最后的借款人”,从银行借款进行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使资金能够流动起来,进入良性循环。具体讨论可以参见辜朝明(2023)。
因此,最后的借款人是——财政部。
也只有财政部才有能力充当“最后的借款人”。
这个“最后”,也是除此之外无路可走、无计可施的意思。
三、财政部充当“最后的借款人”,本身隐含着“财政赤字货币化”
财政部充当“最后的借款人”,发行国债,出售给金融机构,借得资金进行投资和消费。但是在危机严重的时期,可能动辄需要发行数万亿元的国债。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无力消化这么多国债,就需要中央银行出面认购。这样,财政部和央行同时扩张了资产负债表。
这就是令很多经济学家闻风丧胆的“财政赤字货币化”。
排斥“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人们,主要是担心这可能会:
【1】导致财政纪律松弛;
【2】导致道德风险;
【3】投放大量货币,给未来埋下恶性通货膨胀的祸根。
但是做事要分轻重缓急。在病人濒临死亡时,先下重药保住命再说;至于用药过重可能会带来的副作用,只能留待将来慢慢解决。
在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时,必须尽快遏制居民和企业缩表的势头,使他们重振信心。财政纪律、道德风险、通货膨胀这些非常次要的问题,都可以放在将来再说。
之前说过,我也很厌恶“财政赤字货币化”,但这是没办法的事。但凡有别的办法,都不应搞财政赤字货币化。
四、在中国,应该如何尽快扭转居民和企业的悲观预期?
此前我在那篇3万字的长文中,认为经济体经过“黄金增长阶段”进入“被追赶阶段”的根源,是各类真实因素决定的投资回报率下降,而不仅仅是辜朝明(2023)认为的劳动力短缺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由于投资回报率的下降趋势是长期的,因此非常容易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甚至会反复发生。虽然不至于“七八年就来一次”,但也非常值得警惕。
在中国,除了企业外,地方政府也是投资的重要主体。但是2022年以来,地方政府受制于沉重的债务,无力扩张资产负债表。因此只能由中央政府来扩张资产负债表。这就是2023年5月以来,我一直主张、一再呼吁中央财政尽快、大举加杠杆的原因(点击12)。这是快速遏制经济颓势的唯一办法。
那么中央财政赤字率扩张到多少合适?财政部原部长和李迅雷老师都认为应该在6%以上,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计算的,估计跟我一样是拍脑袋(点击)。
原则上来说,中央财政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力度,应该抵消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表的收缩力度。
这样一来,要测算财政赤字率多少合适,就需要知道:
1、中央财政准确的资产负债表。
2、地方政府、企业、居民的准确资产负债表,它们缩表的速度和幅度。
3、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开支的乘数。资金用于不同的领域,乘数效应肯定是不同的。
4、地方出台收缩性政策的影响……
这些数据全都没有。7月18日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要求:
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
就是因为这些数据现在都是没有的。所以无法测算赤字率应该多少合适。
实际上,即便测算出来,也没啥用处,因为:
【1】经济形势在不断变化。
【2】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规模,远超中央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因此不可能指望后者的扩张力度真的能抵消前者的收缩力度。只能指望把中央财政扩表作为一个“药引子”或“鱼饵”,利用中央政府的公信力,让企业和居民不要再继续缩表了,激发经济自身的韧性。
所以,根本不用纠结赤字率到底多少合适,而是由中央财政直接宣布一个较大的国债发行目标(比如每年4万亿,对应财政赤字率6%),向全国传递一个信号“我要充当最后的借款人、开始大规模扩表了!”取信于民,让居民和企业相信经济能好转,扭转它们的预期,它们就会慢慢停止缩表,乃至转向扩表。最终不一定真的需要中央政府发行那么多国债。
不过,正如我在长文中说的,需求管理政策只能治标,长远看,治本之策是改革和创新,关键是要落到实处,不能停留在纸面上。


参考文献

(美)沃尔特.白之浩著,沈国华译,《伦巴第街:货币市场记述》,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24。

[美]本.伯南克,巴曙松、陈剑译,《金融的本质》,中信出版社。

[美]辜朝明著,喻海翔译,《大衰退》,东方出版社,2008年11月。

Koo, Richard (2008), The Holy Grail of Macroeconomics: Lessons from Japan’s Great Recession, Wiley.

[美]辜朝明著,艾尼瓦尔.吐尔逊、朱玲译,《复盘——一个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的另类解读》,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5月。

[美]辜朝明著,徐忠,任晴译,《被追赶的经济体》,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11月。

Eggertsson, Gauti B.; Krugman, Paul; Debt, Deleveraging, and the Liquidity Trap: A Fisher-Minsky-Koo Approac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ume 127, Issue 3, August 2012, Pages 1469–1513. 下载地址:https://www.princeton.edu/~pkrugman/debt_deleveraging_ge_pk.pdf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继续滑动看下一个
丹江湖上钓鱼翁
向上滑动看下一个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