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跟着余先生，发现学术史的“暗码”

讲者 / 葛兆光（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

记录 / 思想空间编辑部 

余英时先生热爱围棋。照片提供：中华书局

让我从一个非常具体的话题开始。我想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都知道余先生曾经有过写“唐代佛教和文人”计划。余先生就像王汎森兄说的一样，“上到尧，下到毛”都有论著，偏偏没有专门写过唐代，所以大家都非常希望余先生能写出来。可是直到余先生往生，这个计划也没有实现，大家都很遗憾，我也一样。不过我在余先生的客厅里，至少曾经有两次关于唐代佛教和历史的长谈；现在我把它回忆出来，也许可以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余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想法。

记得是2012年春天，我第三次到普林斯顿大学去客座。那一年，我们不仅给余先生带去了在他老家潜山拍的一些照片和视频，而且我给他带了一本自己的书，就是重新修订过的《中国禅思想史》。大概半个月以后，在一次余先生客厅，他很认真地跟我聊起唐代禅宗的问题。聊得很多，大多数我现在都不记得了，但很清楚记得余先生接连问了好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学术界对于唐宋的禅宗跟政治史的问题讨论并不多？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禅宗对文学和士大夫生活影响这么大，而对上层的政治影响很小？第三个问题则是禅宗在佛教的中国化，他问：“就像你说的“老庄化”，是不是导致了禅宗跟政治有所疏离？”这三个问题他至少问过好几次，说实在话，这些问题我一直没想清楚。

我跟余先生对宗教史的看法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非常一致的地方是什么呢？是我们都希望在历史背景下去研究禅宗。余先生对胡适是非常熟的，胡适讨论禅宗的文字，他都记在心里、如数家珍，他也非常赞成我们应该像胡适那样从历史和文献中去研究禅宗，而不是对禅宗的信仰有什么兴趣。

他曾经引用过一段评价陈寅恪的话，说：“俞大维曾经说过，陈寅恪对佛教有兴趣，但是他绝对不是信仰佛教，而是对历史有兴趣。”我想我们也是一样的，所以后来我在《中国禅思想史》再修订版的时候，还特意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就是《仍在胡适的延长线上》。这是我们很一致的地方。当然也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比如说刚才孝悌兄讲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这本书，我曾经跟余先生说，我对他的一些说法有点怀疑——新禅宗是不是能够刺激出韦伯说的资本主义的计算、理性和天职？但是刚才我们提到余先生讲的几个关于禅宗研究的问题，还真是至今没有讨论好的问题。在学术界，我到现在没有看到对这个问题很好的讨论。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非常多地去看日本禅宗的研究，觉得日本禅宗跟中国禅宗确实有非常大的差异——它（前者）介入政治非常深。可是我们要回过头来想，为什么中国禅宗跟政治之间的关系（薄弱），是不是我们没有发掘出来？或者说它本来确实就没有那么深？而我们的禅宗史研究，确实比较少让禅宗落下“云端”，回到政治、介入社会。

过了一年，2013年的冬天，我再次到普林斯顿去客座。那次余先生让我看《论天人之际》的校样，第二年就在联经出版了。看了之后，我跟他讨论了很多，他就跟我笑着说这是他最后一本书了，可我当时就说“那不是最后一本，你还欠了一本唐代的佛教和禅宗以及历史的研究”，他当时笑了笑说：“我现在没有精力，这事就交给葛兆光了”，我说我可写不出来。我没有余先生那种高瞻远瞩的视野，到现在也没有能力写出来，所以想起来也真是很惭愧。

讨论禅宗是两次比较专业、学术的长谈，但是我在余先生的客厅里与他谈得更多的，可能是学术界的各种见闻。余先生一生阅历丰富、阅人无数，又有全世界论学、访学的经历，肚子里有很多掌故，我真的是从余先生那听的太多了。无论是欧美、日本、大陆、台湾、香港，无论是他的前辈、同辈、还是他的后辈……他比我们的阅历丰富得多，我也确实特别喜欢听他讲这些故事。听他讲故事不仅是一种享受，而且长见识，其实更多的是让我们跟着他一起进入学术史。

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联经，2014）

我记得余先生讲过一句话，这句话我记的很清楚，他不仅是讲过而且也写下来过，他说：“哪个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后不说人？可是只要心存忠厚对人宽容……” 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余先生对什么人───无论是前辈或是后辈───讲刻薄、过分的话，他总是非常宽容的。我听他讲了非常多，包括大陆的钱锺书、王元化、李泽厚、李慎之、周一良、李学勤，美国的何炳棣、张光直、还包括刘子健，也包括我们这一辈学人，都很少听到余先生讲过刻薄的话，最多讲一句：“不相干、不相干。”这是他的口头禅。特别是对年轻的一代，就像我，以及比我更年轻的一代，他几乎是（给出）最大的包容。就连我们看不惯的一些人，余先生都会非常正面、亲切地去鼓励，而绝不说不是的话。

谈论学界的人，其实是学术史的一部分。最让我感觉到惊诧和佩服的，就是余先生的博闻强记。大家知道《公羊》三世说里面有“所见、所闻、所见闻”，在这一点上，我从来没见过第二个像余先生这么博闻强记的人。他非常喜欢看学人日记、书信和诗词，以及各种年谱、传记；为什么我们特别谈得来，就是因为都有看这些东西的爱好。余先生可以在这些细碎的文字里面，观察思想史的大问题、大背景、大趋势。这也是我在余先生的客厅里聊得最多的话题。

 记得有一次，大概是2014年，我在哈佛访问，去余先生家里面去看他。我那时候在看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自己觉得很有感受，就跟余先生提起了一个特别有兴趣的问题，就是金毓黻对于日本人稻叶君山的满州史研究，其实有着非常多的紧张和评论。我总觉得这实际上是当时（“九一八”之后），中国和日本两国学者在满州史研究上的一种学术竞争。所以我也联想到傅斯年的《东北史纲》，也提起缪凤林对《东北史纲》激烈的批评。我觉得这是学术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涉及学术竞争、民族主义的大问题。跟余先生谈起这个事情，真的没想到，余先生提头知尾，反倒来跟我讲了很多“九一八”之后学术界的各种动向，显然他比我看的多得多，知道的也多得多。

余先生看这些日记、书信、诗词不是为了看八卦，而是为了从里面看学术史和思想史，洞察过去人的心理和感情，他有很多论述都是从这来的。大家都知道，比如看《胡适日记》、《吴宓日记》、《顾颉刚日记》、《夏鼐日记》、《陈克文日记》，读陈垣的书信、夏承焘的日记、读陈寅恪的诗、汪精卫的诗……他常常跟我互相聊阅读的内容。我当然也看过，但是我能从余先生那里感觉到，同样读这些东西，是有两种境界：有的人看得鸡零狗碎，挑出一些八卦、找出一些轶闻，显示自己能网罗掌故，这就是以前人所说的“掌故之学”，餖飣而且琐碎。可是余先生不一样，他心中有大的历史判断，总是能把这些东西放在思想和学术的大脉络里面，发现他自己所说的“暗码”。

他对陈寅恪诗的解读，能够让陈寅恪都说“作者知我”，这很不容易。他讲到顾颉刚一生都暗慕一位女性叫做谭慕愚，如果你仅仅把它当作八卦那就错了，余先生要说的是，其实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这几年里，顾颉刚思想的转变其实跟谭慕愚是有很大关系的；而后来顾颉刚为什么去办《禹贡》、为什么1939年写下〈中华民族是一个〉，其实跟谭慕愚对他的影响有非常深的联系。所以余先生看日记、书信、诗词，绝不是像有些人是为了了解掌故。

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联经，2007）

 我记得余先生知道我非常仔细地看了《杨联陞日记》，我也问过余先生对这个日记的一些事情。有一次，我对余先生提起1960年代（他）在剑桥住在什么地方，而我是从杨联陞日记里看到的；余先生居然为这件事情，去找了他的一本书背后的题签，上面就写了当时的住址，他说杨联陞记的是没有错的。但是我跟余先生聊《杨联陞日记》的时候，他说他不能写杨联陞先生，因为杨联陞是他的老师，捱得太近，不容易跳脱出来。这让我想起陈寅恪先生一段话——他说他不能研究晚清，因为他和他的家族是当事人，容易动感情，不能够推开来进行研究。这就是历史学者的谨慎。并不是说余先生不关心杨联陞，其实余先生是看过《杨联陞日记》的，他也跟我聊过很多杨联陞的事情，也看过我写（关于）《杨联陞日记》的两篇文章，而且还跟我讨论过。大家想想，余先生到了八十多岁还亲自校订杨联陞的诗集，而且他还复印送了我一本，非常厚的一叠。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余先生读邓之诚的日记，而没有写出文章来。邓之诚先生的日记影印好多次，字迹不是那么容易辨认，余先生花了那么大的力气去阅读。余先生告诉我他读完了，而且他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时候见过邓之诚，跟邓之诚先生的大儿子有很深的来往。他读邓之诚的日记，会联想到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感受，而且也读出了很多有意思的内容，包括像邓之诚先生讲陈寅恪写的一首诗是“反诗”。其实余先生看到了很多，可是很遗憾他没写出来，我们无缘得知余先生是怎么看邓之诚先生的日记了。

在余先生客厅里谈得最多的，当然还是中国。他曾经说他之所以跟我谈得比较多、而且比较投缘，不仅仅是因为研究领域比较近，而且因为我是从大陆出来的学者，他其实始终关心着中国的事情。他常常向我问起大陆的情况，从学术到民生，也曾经几次反覆地说：“你应该把你的经历写出来。”因为我经历过1950、1960、1970、1980，经历过wg也经历过大陆改革开放的曲折过程。

余先生的心里，对于政府和国家、对于“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和“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对于“地理意义上的中国”和“思想意义上的中国”，其实区分得非常清楚。很多人都知道余先生说过一句话：“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其实他对他所生活过的那个中国的关心，真是深切得很。只是像他的一首诗里面说的：“左言已乱西来意，上座争参杜撰禅。”那里已经不太像他记忆中的中国了。可是余先生为什么会说：“此行看遍边关月，不见江南总断肠”？

余先生故乡

 我印象非常深刻，2012年我和我太太去了潜山，就是余先生的老家，给余先生拍摄很多照片和视频，里面有破败不堪的余家老宅，也有他过去居住过的房间的破窗户，还有余先生老宅门口已经干掉的池塘，和大屋背后的竹林。我们在余先生的客厅里，用电脑一一放给他看，余先生看得非常仔细，然后给我们一一地讲他在潜山官庄的生活，讲他半夜爬涉山路去桐城、去淮宁，讲他在夜里半山上怎么遇见狼，也说到那时候他在竹林里面跟朋友的一些活动……记得那天在客厅里，看完录像和照片以后，他有几分钟都没说话，可能在想他过去的生活。这时候你真能感觉到，他对故乡其实有很深的感情。

从2019年以后，我们就没有再去普林斯顿余先生的客厅了。只是在朋友发来的照片上，我们看到余先生长眠的墓地和墓碑，那个地方靠近普林斯顿的公共图书馆，我们去过很多次。今年年初，我们请朋友代我们在余先生的墓碑前面献了一束花，这束花上面别了一张纸条，写了余先生当年送给我们的一首诗中的一句话：“几回林下话沧桑”。其实，“林下话沧桑”的地方，就是余先生的客厅，今天有这个机会，让我们重新回到余先生的客厅，我们真是感慨很多。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