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铭记 | 丁瑜：深切怀念王有三（重民）老师（文末有奖互动）

丁瑜（1926-2020），河北高阳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历任国家图书馆中文编目组组长、善本特藏部组长、善本部副主任等职，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古籍善本专家。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主要编辑成员。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的回信中，高度赞扬了丁瑜先生等老专家对“传承文明、服务社会”初心的坚守。

深切怀念王有三（重民）老师

王重民（1903-1975）

今年（2003年）是目录学名家、图书馆学教授王有三先生一百周年诞辰，也是先生不幸逝世二十八周年。我怀着激动而沉重的心情缅怀恩师生前对祖国、对祖国文化、对图书馆学事业的贡献，景仰孺慕之思无时不萦回在脑际。

1947年，有三师从美国返回祖国大陆，在北平图书馆工作兼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当时我是中文系三年级学生，慕名选修了先生新开课程“敦煌文学史料研究”。“敦煌学”在40年代还是一个新名词，研究敦煌学的专家学者屈指可数。虽然在甘肃成立了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北平图书馆设立了 “唐人写经室”，但是，把敦煌研究作为大学课程讲授还是空前未有，是有三师开始把敦煌学送到大学课堂上去讲授研究。当时选修此课程的除去中文系的同学外，还有历史系、哲学系和西语系的同学跨系听课，辅仁大学也有同学来旁听。那时到北大来听课是很方便的，既无人点名也无进门登记等门禁森严的管制办法。这门课程的设立对敦煌学在我国的研究发展起了启明推动的影响和作用，也是给某些文化贩子所叫嚣“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 谬论的有力反击。有三师在授课之余对敦煌曲子词、敦煌所出变文的研究，以及敦煌遗书的编目整理都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丰富成果，陆续出版了《敦煌曲子词集》《敦煌变文集》和《补全唐诗》等专集。1950年出版的《敦煌曲子词集》更是在国内外收集敦煌词最多最完整的一部总集，为研究者提供了最丰富的资料和极大的方便。

回忆五十三年前在课堂上有三师讲敦煌文学时，对变文、变画、五更调、十二时以及诗文辞赋旁征博引，指定很多参考书，讲得极为详尽动听，有许多创意和发挥。很遗憾我是个不用功的学生，课后未做进一步的学习，体会不深。时至今日，记忆犹存的只有片断而印象模糊的历史故事或佛经故事。有三师讲课有很重的河北高阳口音，一些南方同学听起来不很习惯，比较吃力。我出生于高阳，小学五年级时才转学到北京。经过十年之后，忽然听到老家的乡音，心中感觉到说不出的亲切。这也是我中文系毕业后，继续留在图专进修的因素之一吧！

有三师对培养图书馆专业人才有着迫切的使命感。他1948 年在北大开办图书馆研究班（次年改为专科）。招收大学毕业或曾经学习过“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课程满四学分而有志于图书馆工作的学生。这个班成立之初，只有八名正式生，后来增加到十二位。开学之后，这十多位同学因转系等原因而失去申请公费的资格，面临辍学的危机。有三师便想到用勤工俭学或老师捐资助学等办法帮助同学渡过难关继续完成学业。记得他曾商请校勘学教授王藏用先生按月定额资助一位山东籍同学，直至1950年毕业分配工作为止。还曾介绍一位能写小楷的同学利用假期到北图善本书库写书签。现在善本书库中依然留存使用着这位学长的手书墨迹。他完成北大图书馆学专业课业后，又考取了第一批留苏研究生，获得博士学位。曾任科学院图书馆馆长。他晚年患类风湿性关节炎，双手颤抖写字困难。毛笔楷书就更不能写了。书签上那些清秀刚劲的楷书是他留世的绝笔了。还记得1949年年初发现一部《吹豳录》五十卷。此书从无刻本，抄本也很罕见。戏剧家马彦祥先生很想得到此书。但原书却由赵万里先生为北京图书馆定购。有三师考虑到北图藏书重在版本，马局长用书重在资料，因此，便推荐经济紧迫而又能墨书小楷的同学四人精抄一部，使此罕见抄本又多一传世之本。此后不久，有三师与郑振铎局长邀请吴晓铃和王藏用两先生带领数位同学校勘标点百回本《忠义水浒传》，由古籍刊行社出版。将课堂上的课程“小说史”与“校勘学”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同学也得到一定的经济补助。

有三师在课业上要求学生博而精，在生活上尽量给予关心照顾，他是宅心仁厚的长者，他平易近人循循善诱，是同学们的良师益友。他从美国回到北京后，在西安门内西岔胡同购置了一所小庭院，距北大红楼不足三公里。同学们经常到他家里求教。院中东厢是书房，室内北端悬挂疑古钱玄同先生手书“冷庐”书斋名款字幅，更增加了室中的文雅脱俗气氛。

50年代初期大学院系调整，有三师迁居北大朗润园公寓楼之后，我就很少拜访他了。见面的机会少了，但是写信的次数却多了。先生在校辑《徐光启集》《永乐大典》等著作时，曾多次函查北图善本书。信中所提示的问题有关于序跋目录的，有关于作者生平籍贯的，也有核对某段文字内容或版本特征的。每查对一个问题，即让我对该书多一些深刻了解。这些书信教给我史籍方面的知识是课堂上难以得到的。可惜那些珍贵的手泽在十年浩劫中完全化为灰烬了。检点劫后烬余，侥幸还存留一封有三师的短札，是介绍中文系季振淮同志查阅明本《尉缭子标释》而写给我的。这封短札文字不多，内容简单；但其内涵是沉重的，是耐人深思而永志不忘的。尤其是受其多年教诲培育，从课堂到分配工作无不受先生之策励和扶助者，如我等及门弟子。因为有三师在寄发此信时，正是“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对他迫害最为严重之时，是在生与死斗争的处境下而写的。他以一个正直学者之心做学问，在生命攸关时刻经受着难以忍受的污蔑和人身攻击, 依然强忍悲痛写信帮助他的学生和同事查找资料，其内心痛苦可想而知。就在寄发此信后的第五天，他终于在“莫须有”的罪名压力下含恨离开人世。这寥寥百余字的信札成为有三师最后对图书馆工作竭尽心力的贡献，也是先生遗给后世人最珍贵的纪念。

有三师生前笔耕不辍五十余年，出版发表之著作不仅数量繁富，门类广泛，遍及经、史、子、集四部书，而且在质量与编写方法上亦都有特意，发人所未发，故能嘉惠学界，蜚声艺林。其未发表或未经完成之稿件尚难以计数。自70年代后期王师母刘修业女士以古稀之年开始整理有三师遗稿，或集录编辑，或抄写影印，极尽拾遗补阙，除尘扫叶之功。至80年代中期已先后出版有三师遗著《中国善本书提要》《全唐诗拾遗》《章学诚的目录学》等大型工具书及专业论文多种。遗憾的是有些著作尚未能整理定稿，师母遽尔仙逝。这又是学术界无法弥补的损失。师母生前为整理有三师遗稿曾多次赐函给我。今天在纪念恩师百周年诞辰之际，展读有三师和师母手书，缅怀前辈诲人不倦、勤奋刻苦做学问的精神，追思老师对中国目录学、图书馆学的重大贡献，将是对我最好的策励并使我终生难忘。

2003年5月12日于延年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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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