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 | 张裕钊集（全三册）

张裕钊集（全三册）

   编著者：（清）张裕钊 撰  刘金柱 周小艳 主编

ISBN：978-7-5013-7685-8

定价：2400.00元  

成品尺寸：185*260mm

出版时间：2023年10月

内容简介

出版说明

序 言

幽燕形勝甲天下，畿輔人才應運而生。都會之地，四方輻輳。《屏廬叢刻》序云：“自康雍以後，迄今二百年間，碩彦之輩起，纂述之淵懿，蔚然燦然，足稱大觀。”《國朝畿輔詩傳》亦云：“聲音之道與政通，教化之行自近始。畿輔为首善之區，我朝定鼎以來，重熙纍洽垂二百年，文志聿興，人才蔚起，和其聲以鳴盛者，指不勝屈。”直隸作爲人文薈萃之地和燕趙文化的中心，以畿輔之鎮影響了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走嚮。建於直隸之地的蓮池書院，作爲北方書院之首，與岳麓書院南北交相輝映，被譽爲北方學術文化的中心和桐城派學術思想的傳播重鎮，亦被賦予“清末全國書院之冠”，其功自不待言。

劉春堂《蓮池書院碑銘》曰：“蓮池書院者，北學盛衰一大關會也。……至國朝雍正十一年，始於其西間壁别立書院，後設聖殿三楹，河北名儒皆從祀焉。其前講堂學舍俱備。自道光初年，蔣礪堂節相、屠可如方伯、陶鳧薌、李竹醉兩觀察先後籌資修葺，然其時專以制藝課士，於經史經世之學猶未備也。同治初年，合肥相國節臨是邦，置書二萬餘卷於萬卷樓，以備諸生服習，後漸增至三萬餘卷。聘貴築黄子壽先生主講。先生立學古堂，增課經古。光緒七年，推廣學舍，由是北方學者莫不擔簦負笈，輻輳名山，燕趙儒風爲之一變。”蓮池書院作爲直隸的最高學府，建成伊始即得清廷重視，雍正帝賜書、賞銀以資興教，乾隆帝三次臨幸、賜匾、題詩，賜筆“緒式濂溪”以表彰蓮池師生勤學儒經倡傳承，學以致用力社稷，并題詩贈直隸總督，褒揚其創辦書院“風開首善爲倡率，文運方當春午時”之功。歷届直隸總督邀名師、訪名士、捐廉銀、資膏火、助藏書、親授課，使之成爲清代重要的政治活動場所和學術文化中心。汪師韓、章學誠、黄彭年、張裕釗、吴汝綸等學冠天下的宗師大儒長期親臨執教，革教育、興古學、傳西學，囊經史百家、天算地輿、海國圖書、當代掌故、器物科技，學者雲集回應，皆知以空疏爲耻，學風賴以大進。蓮池書院作爲北學盛衰、南學復變和南北學交融的大關鍵，彰顯了燕趙之地的學術格局和人文風貌。

兹思所成，意欲編纂《蓮池書院文獻叢刊》以顯其質，然工程浩瀚，難以一蹴而就，姑分門别類先後繼之。前有吴汝綸開院師之首，故承續其列，繼之以張裕釗，續之以孫嘉淦，其餘諸公待之再續。然學界於張裕釗用力亦勤，類於《吴汝綸全集》之擾再滋心緒，珠玉在前，續之難，弃之亦難，故并采易見之詩文和難見之書墨，及碑、札、箴言、批語、學記等一囊而括，姑顯其全也。

張君，名裕釗，字廉卿，號濂亭，鄂州人士也。生於道光癸未（一八二三）。君之先世，世襲儒宦，家世書香，世代耕讀。君繼承家風，幼而敏達，涉獵群籍。習之家塾，好學不倦。依遵家譜立言“入則課讀，出則課耕，十數年如兹”，長而有文思。道光三十年，考授内閣中書，初會即見識於曾國藩。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入職京師。然素性嚴介，逾二年，因不耐官場生態，浩然辭官决去。《送黄蒙九序》對此有言：“蓋賢者之於世，雖是心不能一日以忘。至其於富貴寵利，則泊乎一無與於其身，而不以毫髮爲吾重輕。故其仕也，則能外勢榮，明得喪，壹惟其職與其志之所必爲。一有不合，則奉身而去，若脱屣耳。”故絶意於科場，轉而“退自伏於山澤之間”，主武昌芍庭書院。遇亂世，弃政從文入曾幕，長隨曾氏從師。張裕釗與當時同入幕府的吴汝綸、黎庶昌、薛福成三人并稱爲“曾門四子”。四子之中，黎、薛二人鋭意仕途，張裕釗不問事功，專事文章。張君嘗自謂“裕釗自惟生平於人世，都無所耆好，獨自幼酷喜文事，顧嘗竊怪學問之道，若義理考據辭章之屬，其涂徑至博。其號稱爲專家，亦往往而有，獨至於古文而能者蓋寡。自曾文正公没，足下及至甫又不得常聚晤，塊坐獨處，四顧犖然，無可與語。”同治十年（一八七一），應曾師之舉，赴就江寧主講師。後又歷主保定蓮池書院、武昌江漢書院、經心書院，襄陽鹿門書院。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寓西安，於光緒二十年正月十四日卒於西安寓所，終歲七十有二。著有《濂亭文集八卷》《張濂亭文鈔一卷》《音注張濂亭文》《濂亭遺文五卷濂亭遺詩二卷》《張廉卿雜文不分卷》《武昌張裕釗書不分卷》《張廉卿先生尺牘》《張廉卿書箴言》《張廉卿批語》《張廉卿書南宫縣學記》等。

君時逢板蕩，未嘗釋卷，期以文章名世。“少時塾師授以制舉業，意不樂”。獨喜曾子固《南豐集》，故而“筆力稍患其弱”，“已而國藩益告以文事利病及唐、宋以來家法，學乃大進，寤前此所爲猶凡近，馬遷、班固、相如、揚雄之書，無一日不誦習”。終爲“雅健”之文。徐世昌以爲“廉卿博綜經史，治古文宗桐城家法，而益神明變化之，以是負文譽”。其學續桐城義法、導達漢宋，上溯西周秦漢，下追歐、蘇、方、姚，而後自成一家，以古文雄踞於晚清文壇。曾門是晚清桐城文派的重要一脉，張裕釗恪守桐城義法，被曾氏推舉爲“門徒中可望有成就者”，美之曰：“裕釗惟桐城自有明以來，多世家鉅族、名德鉅人、文儒忠義之彦，歷數百載，後先相望。及國朝方、姚之徒出，以古文爲海内倡，而桐城文章，遂冠天下。”受曾氏之濡染，張君在詩文中亦不曾虚掩對桐城之贊：“昭代盛文藻，桐城今所推。崛興得湘鄉，大塗闢千期。”“裕釗自少時治文事，則篤耆桐城方氏姚氏之説，常誦習其文。”因而嘆息“私嘗怪雍乾以來百有餘年，天下文章乃罕與桐城儷者”。在曾國藩的指導下，張裕釗的古文不啻日進無疆，弃柔弱而主陽剛，假途陽剛四家“曰莊子、曰揚雄、曰韓愈、曰柳宗元”，期以“熟讀揚、韓各文，而參以兩漢古賦”以救柔弱之短，如此這般，便可“柔和淵懿之中必有堅勁之質、雄直之氣運乎其中”，張君恪守師誨“無一日不誦習”。咸豐十年三月二十七日，曾國藩致信張裕釗，表示“尊作古文著句，俱有筋骨”，始爲雄文。

張君於亂世耽於朱墨文咏，發明正學、矢口搦管皆以文載道，從而挺出鄧林、高標獨秀。其屬文立論在《答吴至甫書》一文中甚爲清晰：“古之論文者曰：文以意爲主，而辭欲能副其意，氣欲能舉其辭，譬之車然，意爲之御，辭爲之載，而氣則所以行也。”張裕釗認爲文應講求意、氣、文、辭四者的平衡，以意爲統攝，輔之以辭章、法度、文氣；進而提出“因聲求氣”論，“欲學古人之文，其始在因聲以求氣，得其氣，則其意與辭往往因之而益顯，而法不外是矣”。近人張舜徽先生稱：“蓋裕釗與吴汝綸，并以能爲古文辭雄於晚清。吴之才健，而裕釗則以意度勝，文章爾雅，訓辭深厚，非偶然也。”張裕釗以宋儒理學爲本，而不廢漢儒研經考據之功，對於清季文壇的漢宋之争有着深刻的認識，蓋以爲宋學之弊在於“不能博文約禮，究極乎本末終始、廣大精微之致”，認爲辭章應當立於義理、考據詳實，“惟學問之道，義理尚已，其次若考據、詞章，皆學者所不可不究心。斯二者，固相須爲用，然必以其一者爲主而專精焉，更取其一以爲輔，斯乃爲善學者”，這也是對桐城義法的一大發展。文章之道主張“莫要於雅健”，源桐城之“雅潔”却又主張“雅”“健”的有機結合，“言厲而氣雄，然無有一言一字之强附而致之者也，措焉而皆得其所安”，即是不爲新詞强説愁。最後歸於“自然”一説：“常乘乎其機而混同以凝於一，惟其妙之一出於自然而已。”晚年文風自“雅健”趨於“平淡”，頗有“繁華落盡見真淳”之意。

張裕釗與書院有着不解之緣，自咸豐二年辭官南歸後，開始了漫長的講學生涯，爲畿輔地區培養了一批可造之才，“裕釗文字淵懿，歷主江寧、湖北、直隸、陝西各書院，成就後學甚衆”。諸如通州范當世、武强賀濤、桐城馬其昶、霸州高步瀛、滄州張以南、鹽山劉若曾和劉彤儒、新城白仲元、定州安文瀾、永年孟慶榮、獻縣紀鉅湘、文安蔡如等，正如徐世昌所云：“兩先生門下賢隽士相流通，如通州張謇季直、范當世肯堂，滄州張以南化臣，桐城馬其昶通伯、姚永概叔節，南宫李剛己，冀州趙衡湘帆，皆其著者也。”張裕釗任職山長期間，開設學古堂“日以高文典册磨礪多士”。身處幕燕釜魚之際，鞭策學院諸生“儒者讀書稽古，雖一介之士，皆與有天下之責焉。將欲通知古今，講求經世之大法，稽諸古而不悖，施之今而可行，其必自諸書始矣”。其深感科舉之弊，對時人羞稱其事的西學利而用之，認爲“泰西人故擅巧思”“智力鋒起角出，日新無窮”。我朝學人當格致泰西諸學，遂引導學生導達古今中外，將“樸學”導向“經世之學”，開創了經世致用的學風，且首開近代留學生制度，爲近代書院制度的轉型做出了重要貢獻。

身爲畿輔首善之山長，張裕釗工詩善文，授業之餘，不薄書學，尤精碑刻。筆力遒勁，結體峻勁。其集先賢之長，楷、行、篆、隸書各如其分；且化帖爲碑、引碑入行，自成一派。集碑體之大成，章法嚴謹，行筆當心。遺墨今見，猶爲後人法式，時人謂之“張體”。“其書高古渾穆，點畫轉折，皆絶痕迹，而意態逋峭特甚，其神韵皆晋、宋得意處。真能甄晋陶魏，孕宋、梁而育齊、隋”，康有爲稱之爲“千年以來無與比”。張裕釗在蓮池書院執教期間成立“倚雲社”，設書評，“精八法，由魏晋六朝上窺漢隸，臨池之勤，未嘗一日輟”。寓居西安期間，專精書法。光緒十一年撰刻《重修南宫縣學記》一文，奠定了張裕釗在晚清書壇的地位，這種特立獨行的書體因此也被譽爲“南宫碑體”。此體經嫡傳弟子宫島大八傳入東瀛，享譽泰西，在日本赫然蔚爲宗派。傳世作品有《張廉卿墨迹》《張廉卿先生墨妙》《張廉卿先生楷書千字文》《張勇烈公神道碑》《張廉卿書李剛介碑》《南宫縣學碑》等。

因而言之，張裕釗工文擅詩精於書，且自成一體，影響遍及海外。其與同爲曾國藩幕府的吴汝綸，相繼主政於蓮池書院，留迹於清代文壇，通過對桐城詩文的承繼與發展，影響了清代文學格局的走嚮，推動了中國傳統文學及文化的近代化轉型。故集其所成，析爲三卷，以待方家指正。

編者

二〇二三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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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古籍编辑室

供稿 | 黄鑫   编辑 | 杨洋

监制 | 张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