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谈摆摊时我们在谈些什么，当我们在谈文和友时我们又在谈些什么？
最近聊起商业有个霸榜的话题，那就是摆摊。自从总理为摆摊行为正名后顿时掀起了一阵摆摊热潮。网络调侃的，撸起袖子准备开干的，直播摆拍的等等。总之，一个摆摊的标签下大家各取所需，摆摊一下子成了疫情后谁都要上来蹭蹭的一个风口。在这种情形下，想要分析摆摊这件事就显得比较困难。因为很难一下子搞清楚当我们在谈摆摊的时候，究竟是在谈些什么。
受疫情影响，地摊经济成为政府关注的政策方针（图片来源于网络）
首先是如何定义摆摊？例如，如今上海人趋之若鹜的嘉里中心安义夜巷和三四线城市夫妻店式昼伏夜出的地摊肯定是天差地别的两种东西。而抖音式的各种豪车摆摊，嫩模摆摊等更像是一种行为艺术。在找话题蹭流量热度的天性下，现在大家言必称摆摊。那么，我们到底是要说一个传统城市管理的摊贩管理的治理问题，还是要谈一个摆摊作为“夜经济”、或“体验经济”的商业营造问题？还是要谈一个摆摊热背后的文化或网络现象呢？
引起广泛关注的安义夜巷（图片来源于网络）
三四线城市自发的地摊（图片来源于网络）
土豪式表演型摆摊（图片来源于网络）
从这个疑问出发，如果我们抛开繁杂的现象，根据之前政府为什么要打压摆摊的行为来推导也许就可以得到一些比较清晰的脉络。首先城市中最宝贵的资源是什么？不用说就是空间资源。在有限的城市空间下，权利部门通过土地规划定下了各种空间用地属性，进而产生空间上的收益。正如住宅卖地获得土地收入、工厂获得税收；商业也同样如此，一块商业用地修建了商场，商场内又引进各类正规商户，商户又源源不断产生税收。这样说可能略显粗糙，但逻辑大概如此。
那么摆摊呢？从本质上来说，传统的摆摊是一种利用一块空间的收益潜力来进行不上税的套利行为。例如车水马龙的街道、人来人往的天桥，这些天然拥有巨大人流量的空间成了摆摊活动的首选。但实际上这些空间本来并不具备商业用途，而是在市场的作用下使摊贩看到了商业的潜力，便有了占据这些空间贩卖各种商品的行为。
交通大流量空间成为摆摊的首选（图片来源于网络）
对政府来说，这种摆摊的行为发展到一定程度总是会成为打压的对象。一方面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占用带来了庞大的管理难题。（网民对于摆摊的巨大热情与对摆摊者的同情，很有可能在摆摊放开后无序混乱的街道乱象影响下，出现完全的舆论颠倒。）另一方面，极高的摊贩的税收管理难度导致对于摆摊行为的有效管理变成了一件只有成本没有收益的行为。（比如与城管斗智斗勇打游击）因此，政府往往到最后就会发展成一刀切的态度——既然管理成本太高又没有收益，那么索性一禁了之，将管理控制在看到摆摊就取缔的最低成本限度。
那为什么现在又鼓励摆摊了呢？摆摊对民生问题、就业问题等确实是一种调节机制，应该来说这是在严峻经济形势下的一种保障手段。但我们同时也听到了北京、上海这类头部城市在面对热度骤升的摆摊问题时发出了与leader不太一致的声音，这两个指标性城市均对摆摊采取了非常审慎的态度，没有任何关于开放个人摆摊的政策出现。很显然，放开后曾经的问题依然将是问题，“一夜回到解放前”是管理者实实在在的担忧。
疫情背景下的就业困境（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其实很容易理解。客观的说如果政府真的对摆摊现象全面放开，那基本意味着政府对于很大一部分城市空间放弃了规划管理的介入。无序与混乱几乎是可以预期的，只是程度问题。（想想马路、小区门口、广场公园万摊齐开的场面。）即使短期内，摆摊对于城市底层来说确实是条经济下行状态下谋生的可能路径，长期来看，由此造成的不同市民利益主体的冲突不加管理的话整个社会也将付出相当大的总体成本损耗（交通问题，卫生问题，食安问题等等。。）
摆摊将给政府规划管理带来挑战（图片来源于网络）
但是与对摆摊的审慎截然不同的是，很多城市对“夜经济”这类与摆摊其实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商业活动却正在大力鼓励（鼓励夜经济同样写进了最高级别的政府工作计划中）。以现象级的安义夜巷为例，安义夜巷的存在其实一定程度上完全依赖于静安区政府允许其在每周的特定时段封闭安义路以便集市活动的展开。同样的在上海诸如BFC，虹桥天地，大学路等标杆式商圈均纷纷推出的高规格的摆摊集市，并在官方主办的“夜生活节”下推向了高潮。
BFC外滩金融中心周末市集（图片来源于网络）
6月6日-6月30日举办的首届上海夜生活节（图片来源于网络）
通过这些现象发散，我们对摆摊背后的可行的运行机制思考才能清晰起来。正如发达国家同样有很多以farm market、flea market为名，实则就是摆摊的现象一样。政府可能并不是不想要摆摊、不需要这部分就业来缓解经济压力；而是想要一种“具有自上而下管理的、有组织的、能管控的摆摊行为”。还是以安义夜巷为例，这其实就是一种“摆摊形式”的商业在开发。嘉里作为摊位的招募方与统筹管理方，对整个夜巷的准入摊位、经营时间、业态品类，乃至摊位本身的硬件形式均有着绝对的把控，同时也只有这样“安义夜巷”才能作为一个整体品牌和体验项目为人们所熟知并认可。
二手商品交易的跳蚤市场（图片来源于网络）
而对政府来说，这种形式的摆摊变得极为有价值，一方面，政府对安义夜巷的管控只需要和嘉里一个开发主体进行沟通，而非对所有摊贩。同时，这类摆摊的食品安全，税收控制乃至街道卫生都有了确实的责任主体。另一方面，通过有管控地出让了一些城市公共空间，这些空间（街道）发挥了更大的价值，产生了更多就业。
传统政府通过城管对每个摊贩进行管理（图片来源于网络）
而这可能才是一种能良性发展起来的摆摊经济学，同时很多人呼吁要借鉴的发达国家那些看起来中产的，有机的，调性的城市市集背后的逻辑。因此可以说，摆摊绝对还是一个风口式的商业机会，但是未来，以某家公司为主体、顶层规划下的“市集品牌”才是管理者想要的。未来将会出现许许多多由公司整体策划、招商、运营的这类“流动商业综合体”与政府或特定方签约，获得城市街道、广场或一些公共空间的特许经营权。安义夜巷的火爆使其早已成为许多区政府急于引进的一个大IP了。
而真正的能有效管理的、统筹规划的市集，由于其空间的开放属性与和城市空间的深度融合，才能真正助力有活力的夜经济的繁荣。我们看到的台北士林夜市，泰国水岸集市都是如此。草根放任式的摆摊行为则无法避免一时兴、再而衰、进而亡的治乱循环。
台北士林夜市（图片来源于网络）
泰国水岸集市（图片来源于网络）
说到这，似乎摆摊的话题就可以结束了。未来的摆摊似乎早晚就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广大传统游击式摊贩接受招安管理交租的图景。但最近超级文和友第二家店将在广州开业的消息又成了一波商业领域热点。细思文和友的火爆结合摆摊的议题似乎可以产生更多有趣的联想。
长沙文和友（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们抛开文和友的商业模式不谈（至于里面东西到底好不好吃的争论更是个玄学了），文和友的空间，风格与视觉其实本质上就是将过去城市那种无序的，杂乱的，城市管理缺位的商业景观放到一个被规划设计控制的，可管理的商业空间中。有点讽刺的是，这些以往的“违搭乱建”、“破坏城市风貌”、“无序摆摊”等被政府极力取缔、并在一轮轮城市更新运动中消亡掉的城市景观，如今改头换面居然成了各地主政者趋之若鹜的一个招商项目。从网上的广州文和友的照片，可以看到一边是光鲜亮丽体现城市现代性的玻璃幕墙，一边则是对那种曾经野蛮生长的城市景观极尽夸张的复刻，一种我国特有的魔幻现实主义之感油然而生。
广州文和友（图片来源于网络）
而文和友火爆的背后，其客群大量的均是90、00后群体（年纪大点的估计消受不了动辄上百上千桌的排号等位）。而这个群体的成长认知阶段其实与那种城市景观兴盛的80、90年代并不重合。那种“怀旧的”、“小时候的”的感觉很可能并不是他们青少年时期真实的记忆，而更多是一种精心营造的穿越时光式的氛围错觉。
而这某种程度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城市现在已经变得太无聊了呢？最近在和一位北京的朋友聊天时，对方抱怨着北京现在的生活体验越发像个五线城市了。在一轮一轮权利主导的城市整治运动下，以往兴盛的酒吧、live house、艺术画廊、街头馆子正在大量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主题街区纷纷上马的各种mall与网红打卡地。抖音、外卖、快递与外出打卡拔草似乎正在成为当代城市生活的几个大件。我们的城市似乎已经失去了能够让人走出家门就能体验到‘街道的连续美学’那种能力（空间与内容的连续性场景），而变成了只能碎片化体验的一个个目的地。
2019年停业再选址的Livehouse北京愚公移山（图片来源于网络）
由此，在这种城市发展的趋势下，投资高达两亿的广州文和友似乎未来还会在各个城市蔓延下去，成为我们走出家门去“体验”点什么的重要目的地。但正如老北京城墙被拆除的时候林徽因对未来假冒的仿古建筑将要回潮的预言类似，可能文和友所在的那块地在拆迁之前就是现在那副人声鼎沸的杂乱景象。或许未来，摆摊的出路要么就像安义夜巷那样光鲜亮丽，充满着城市白领对一个城市品质公共空间的所有美好想象；要么就是进文和友，越乱越好，去满足城市人另一种对旧日岁月人声鼎沸于巷内，鸡犬相闻于街市的当代刻奇。
就像拆除城墙修建马路让古都北京变成工业北京，是那个年代绝对的政治正确一样；如今我们在提倡体验经济激发城市活力同时还要保留每个城市独特历史文化记忆的大旗下，有了一个个如此浸入式到极致的微缩之城，并且那种刻意设计的混乱与无序还是绝不外溢绝对可控的，这想必也是极好的。您说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