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南升北降”格局之下,创业梦应该在何处安放?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亿欧网 Author 小北




作者:小北

来源:亿欧网(ID:i-yiou)

目前,全国经济版图中“东西差距”已呈收缩态势,“南北差距”却开始不断拉大。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正在从“东强西弱”,变成“南升北降”。那么,创业是否应该去南方?身处北方的创业公司,是否应该南迁?
将公司搬到杭州一月有余,刘思毅最大的感受,是南北方创业的巨大差异。
“北京让我做梦、有梦,杭州让我务实、赚钱。在北京,大家都浸淫在移动互联网的红利浪潮以及VC的规模化美梦中;在杭州,利润驱动,逐浪而居,一切向钱看齐。”
在这之前,从北大上学到中关村码农,再到创立自己的公司,九年间他从未想过要离开北京,导火索是疫情。
“疫情期间的三个月,我们的办公室6.6万的房租,从来没有让我们全员进入过。这对于中小企业来讲,是非常大的一笔沉没成本。”
除此之外,疫情期间北京严格的防疫政策、南方城市优惠的政策吸引,以及长期以来北京高昂的生活成本,都促使刘思毅做出南迁的决定。
2020年4月,一个星期敲定办公室、3天快速装修,5天搬家,刘思毅将公司迁到了杭州。
有相同想法的不仅刘思毅一个,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在考虑或决定南迁。南方城市优惠的政策、更低的经营成本、优质的营商环境,都于无形中聚合出一股强大的向心力。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看似细微的现象背后,蕴含着华夏大地新一轮的区域格局变迁。
长久以来,以“胡焕庸线”为标志的“东西差距”,一直分野着中国区域经济格局。
2008年之后,中西部经济加速上行,以西安、重庆为代表的西部城市,在全国经济版图中分量提升,“东西差距”已呈收缩态势。
与此同时,“南北差距”却开始不断拉大。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正在从“东强西弱”,变成“南升北降”。
人口流动,资本游移,物流重构。纵横交错中,伴随着失落、崛起,与新生。而无数人与企业的命运,也就蕴含在这暗潮涌动的格局变迁之中。

01

无问东西先看南北


人在流动,“孔雀南飞”。
“25岁开始意识到,在北京的我们,哪怕是信奉民主、自由、流浪,以自我为核心的年轻人,也需要追求稳态。”在日记中,刘思毅如此写道,“你终究要在某一个城市固定地走完你的人生路。”
然而高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严格的落户政策,都使得北京成为“留不下的大城市”。
根据各省份公布的2019年常住人口情况,2019年北京人口呈净流出状态,为-6.26万人,净流出全国排名第七。
除北京之外,山东、东北三省也是2019年人口净流出大省。其中山东位居人口净流出榜首,为-19.98万人,东北三省合计净流出33.13万人。
而与此同时,南方省份却吸引了大量人口流入。
2019年人口净流入排名前五的省份分别是,浙江、广东、新疆、重庆、福建,人口分别净流入84.1万人、82.61万人、27.15万人、13.47万人、5.1万人。

总体而言,2019年共有11个省份处于人口净流入状态,其中南方省份高达10个。16个人口净流出省份中,北方省份占据10席。
“孔雀南飞”,已经成为中国人口大规模流动的主要趋势。而人口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谁有更好的人口基础和更多的人口流入,谁将更有优势。
未来,中国的区域经济版图将遵循人口分布和流动规律重新排序。
资本在流动,“逐草而居”。
本外币存款余额相当于城市的小金库,能够反映出一座城市对资金的吸附能力。
据各地统计公报,2018年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城市排名中,前15名只有北京、天津、郑州、西安4个北方城市入围,其余均为南方城市。且除北京排名第一外,其余三个城市均排名垫底。同比增速方面,除北京排名第三外,其他三个城市也排名靠后。

固定投资额上也能体现出钱的流向。
2018年,8个省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下降,新疆、内蒙古、宁夏、海南、天津、北京、甘肃、黑龙江,其中有7个省份位于北方,仅海南1省位于南方。
如果说人口、资本的流动是自下而上的自由生长,那么行政力量的推动,则自上而下地驱动着“南升北降”。
2017年发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中,北京有四个定位: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发展首都经济”不再被提及。
除此之外,停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拆除违章建筑,京津冀地区医保通用,建设通州城市副中心,规划千年雄安大计,都等于在宣告北京放弃对经济中心的追求。
脱离经济色彩,强化首都功能,未来北京将有可能成为“东方华盛顿”。
这也意味着经济资源会不断往外疏解,只要是以上四个功能以外的,都会被一一甩出,一部分到周边,而更多地则是往南。
而与此同时,南方各省市显示出的政策友好,成为吸引企业南迁的最大公约数。
2019年年初,戏格文化联合创始人张东到南方旅行的时候,与自己在当地政府工作的朋友聊天,对方提到政府对中小企业的优惠政策,“减免税收,给钱给地给落户,这真的很诱人。”
之后南下进行了三次考察后,张东最终做出决定,选择在南京先建立分部。
西安的教育信息化公司辰知科技则选择迁往杭州。其CEO何川对亿欧表示,他们也享受到了三年免租金、免装修、给研发补贴、免税等优惠政策。
刘思毅也提到对杭州营业执照和银行注册的快速便捷印象深刻,“去年在北京开始创业的时候,营业执照的办理用了1个月,而在杭州只用一天。”
个体意志的集合、资源的自由流动、“看得见的手”......一滴滴水珠正在汇成浩浩洪流,而“南升北降”背后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发展模式在重构。
在资源驱动、投资驱动的时代,北方天然的资源优势使得北方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而接下来中国将进入科技驱动、消费推动的时代,市场化程度高、民营经济活跃、营商环境优良的南方,就接棒成为中国新的经济重心。
2012年后,北方地区经济总量占比开始大幅放缓,2016年首次降至40%以下,南北经济差距持续拉大。
到2019年,北方地区GDP总量为35万亿元,占全国35.44%,南方地区GDP总量达到了63.4万亿元,占比64.56%。南方地区经济总量是北方的1.8倍。

除了GDP总量,万亿GDP城市也能反映出南北地区的经济差距。
2019年,佛山GDP破万亿。至此,我国共有17个城市GDP破万亿。其中13个位居南方,北方仅有北京、天津、郑州、青岛四座城市入围。

02

东西均衡,南升北降


“南北差距”超越“东西差距”,并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常态。回望以往,一代人、一代企业家、一代企业的成长无不受这种格局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历经三轮变迁。
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造就了“共和国长子”东北三省。
事实上,从20世纪20年代始,历史原因东北就逐渐成为近代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1945年东北工业规模更是达到了亚洲第一。从沈阳到大连的沈大线两侧工厂遍地,是当时举世闻名的“绵长工业区”。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良好的工业基础,东北得到了计划经济下中央的大力支持。以1950年为例,国家对东北的投资占全国总投资的50%,苏联援助的156个工业项目中有56个在东北。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上的数据显示,从“一五计划”到“五五计划”,人口占比只有7-8%的东北地区,获得的国家建设投资全国占比21%,是当时浙江省所获投资的9倍。
政策倾斜、资本投入,也造就了大庆油田、鞍山钢铁公司、哈尔滨轴承厂、一重、二重、一汽等著名的国有企业,当时的人们也以能在“东北大厂”端上铁饭碗为荣。
但总体而言,尽管1953—1978年的区域发展政策偏重内陆,但该时期内南北地区经济发展较为均衡。1953—1978年间南北两地的GDP占比围绕50%上下交错变动。26年间南方地区GDP平均占比50.5%,北方地区49.5%。
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到2003年。
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发展战略从“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出口导向的轻工业”,宏观政策也随之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
1980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4年开放天津、上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其中7座位于南方。
国家给予这些城市外商准入、金融扶持等各类优惠政策,这造就了东南沿海城市的崛起,也奠定了此后20多年间,中国经济以“东西差距”为主的区域经济格局。这一战略本质上是一种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在其引导下,东西部地区间的发展差距迅速拉大。
东部率先发展的战略,塑造了1978-2003年间中国的经济版图,也是很多人的命运暗线。
1984年1月24日,一名倒卖玉米的“倒爷”在骑车经过深圳国贸大厦时,看到人群聚集,一看原来是“那位老人”到大厦顶层俯瞰特区全貌,他在后来回忆说:“我好像感到干大事的时候到了。”
5月,“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成立,这家本质是倒卖换汇的公司后来发展成为一家房地产公司——万科。 
同年,一名基建工程兵从部队退役,也来到了深圳,在当时南油集团下的一家电子公司任副总经理。但在后来的一笔生意中,他因被坑导致公司200多万货款收不回来,不得不辞职。
1987年,他创立了一家公司,靠倒买倒卖为生,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公司代理了香港鸿年公司的用户交换机,并积累了一定资本,从此走上了销售通信设备的道路——也就是如今的华为。
以王石、任正非为代表的,受“老人”两次南巡影响纷纷下海创业,后来被称为“84派”、“92派”的两代企业家们,他们无不是在经济特区、对外开放的潮水中嗅到了机会,创造了日后我们耳熟能详的大企业。
在这一阶段,“东西差距”明显,但南方地区的经济总量也开始小幅领先。
1978年时南方地区的GDP为0.156万亿,北方地区为0.155万亿,南北差距约为当年GDP的0.09%;到了2003年,南方地区的GDP为2.07万亿,北方为1.69亿,差距约为当年GDP的10.30%。
第三阶段是2004-2013年的区域协调战略。
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区域战略,都是在这一阶段提出的。通过加强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财税、金融、资金等手段,中西部、东北地区获得了政策和资源倾斜。
中、西部经济得到发展,差距逐渐缩小。2006年,东、西部地区GDP占比分别为63%、37%,到2013年,这两个数字变为57%、43%。

“东西差距”缩小的同时,这一阶段北方地区在GDP方面的表现优于南方地区,呈现出北方增长率高于南方的形势;2004—2012年间,除2007年外,北方地区的GDP增长率都超过了南方地区。
然而第三阶段的区域均衡战略最终难掩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结构问题。
2013年后,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从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模式从由要素、资源驱动转变为由创新驱动。
资源型的重工业产业结构难以适应新的形势。2013年开始,东北三省的经济增速全面下滑,2018年后天津、山东相继失速。山东省委书记“我们落后了”的讲话连续刷屏。

03

非均衡、集聚性


区域均衡战略的失效,背后最根本的原因是东北、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深层次问题无法用政策倾斜来抹平。
放眼全球,“非均衡”和“集聚性”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
人口聚集意味着产业和经济的集聚,在人均GDP更高的国家,人口的聚集效应往往也更强。美国50%的GDP是由产业聚集区创造的,日本东京都市圈创造了日本1/3的GDP。
因此在接下来的阶段,非均衡的、以集聚效应和协同效应为导向的新型经济空间格局,将是中国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区域经济大格局。
具体表现为“以经济带为轴线,以城市群为支点”的经济带协同发展战略和城市群协同发展战略。

2013-2014年,“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三大战略先后出台。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及“十三五”规划要求建设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成渝等19个城市群。

这19个城市群以25%的土地聚集了75%的人口,创造了88%的GDP,其中城镇人口占比78%。截止目前,已有11个城市群相关规划获得批复,其中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已经或即将上升为国家战略。
新的区域战略更注重发挥“看不见的手”,鼓励人流、钱流、物流等各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先撬动以长三角、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为核心的中国经济增长极,再通过经济带之间的传导和协同,让各大城市群共同发展,为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一滴滴水已经开始缓缓流动,他们终将汇成涛涛江河。那么,创业是否应该去南方?身处北方的创业公司,是否应该南迁?
相比盲目南迁,根据公司自身特点,在基本的区域格局中寻找适合自身的位置,或许更为明智。
据恒大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群发展潜力排名:2019》,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潜力居前,但它们也各有侧重。
长三角城市群是目前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层级结构最合理的城市群,目前已有六大城市跻身万亿GDP俱乐部。
长三角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以电子、汽车、现代金融等产业为核心,致力于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高地、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中心。”
珠三角城市群携手港澳建设港澳大湾区。
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水平发达,未来将致力于构建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地。但除深圳外,珠三角城市主要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高,优质公共资源短缺。

京津冀城市群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整体创新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未来将向“高端制造+科技创新方向发展”。
其中北京将承担区域产业研发、设计、服务等功能,打造科技创新中心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策源地;津廊将承担京津冀地区科技成果产业化功能。
除此之外,搬迁成本也是企业不能盲目搬迁的原因。“只要公司超过30个人,搬离成本就很大了”,远望资本CEO程浩对亿欧表示。
星瀚资本创始合伙人杨歌认为,对于上百人的企业来讲,搬迁就像将树连根拔起然后进行转移一样,“中小企业就像一个精密机器,需要可丁可卯地计算成本。搬迁明显属于开拓性过程,成活率可能过不了五成。”
他建议想要搬迁的企业先算笔帐:搬迁成本、人员损失、业务损失,把这些损失计算完,加上新搬迁地址的政府补贴、市场活跃度、市场额外的资源池,再减去搬迁冷启动市场推广的成本、人员培训的成本等,最终来平衡得失。
“但如果决定要搬,就早点搬”,程浩建议,等企业越大,搬迁的难度也会越大。
除此之外,“双总部”或许是一个可行的策略。
2019年下半年,余向南也感受到“南升北降”的趋势,选择先在南京设立了分部。但他不同意本身诞生于北京的公司搬离北京的说法,“任何一个公司都不可能彻底离开北京。北京有很多天然的优势,技术、人才、资本、媒体的资源都集中在这里。”
他认为更适合的做法是“双总部”策略,“职责分工上应该有所偏向,对于科技公司来讲,北京更适合承担研发和资本,南方承担商业化运营。这种策略南北无轻重之分,只是职责分工的不同。”

04

结语


南下杭州一月有余,刘思毅总结到:

在城市环境和生活质量上,房租是最吸引我和团队的地方,作为一个从北京来的团队,无论在杭州哪里租房,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土豪;


在创业环境和氛围上,杭州市普遍流行的是赚钱和生态类创业,赚钱就是创业、创业就是赚钱,但就是在这样朴素的创业观下,诞生了很多净利润五千万、一个亿的公司;


在产业链上,杭州市就是一个阿里的中心、电商的中心、流量的中心。因为有阿里,于是有供应链,有电商生态,有围绕电商的基础设施;


在团队招聘上,杭州的人才构成只适合以电商为核心业务的公司,而内容公司、营销策划公司、运营驱动的公司,则不容易找到需要的人才。


也许无意识,也许深谋远略。但更多的人、钱、企业,正在冲破以往的藩篱,缓缓流动,纵横交织,然后重新聚合。
“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
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变革的暗线已下笔,历史的大纲已再次写好。失落与崛起、衰退与新生也已蕴含其中。
我们的时代在背后,突然敲响大鼓。

参考文献:

1. 《中国城市大洗牌》,黄汉城、史哲、林小琬,东方出版社;

2.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18~2019),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赵弘主编,游霭琼,杨维凤,王德利副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 《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吴晓波,中信出版社;

4. 《创业的南方与北方》,刘思毅;

5. 《一个北漂创业者南下杭州一个月的感受总结:真香》,刘思毅;

6. 《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 2020》,恒大研究院;

7. 《中国城市群发展潜力排名:2019》,任泽平;

8.《希望与危机-东北经济的未来十年》,宁南山;

9. 《我国南北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及演变分析》;

10. 《重塑中国区域经济大格局》,李奇霖。


———— e n d ————
推荐阅读【原创】华略看“两会”:社会化细分工,小农户大未来【原创】留得青山,赢得未来:非常时期最短报告的历史意义
【原创】对当前形势的新判断,中央释放出几个强烈信号【原创】任正非最深的忧患:我们还有几个人在认真读书?
【荐文】国产芯片制造:十年饮冰,热血难凉
【荐文】中央看到了问题,一场新政开始了!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