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建议修改鹦鹉案判刑依据：驯养物种是野生动物

徐昕按：我一直想不通，深圳鹦鹉案为什么还不宣判？今天看了搜狐的报道，有个猜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久不放人，估计是希望通过限制王鹏的自由，唤醒更多人关注不合理的司法解释吧。

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注意到《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过时，人大代表尚伦生建议修改深圳鹦鹉案的判刑依据，这临门一脚，必将个案推动法治。向这样的人民代表致敬！

深圳中院还不判王鹏案，别到时法律依据都修改了！

人大代表建议修改“鹦鹉案”判刑依据：

人工驯养物种不应视作野生动物

01 : 23

作者：姚舜

搜狐-鉴闻 2018-3-9

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律师协会会长、全国律协刑委会委员尚伦生将提交议案，建议修改最高法2000年11月17日发布的《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取消“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原认定范围中的“驯养繁殖上述物种”内容。

目前，很多涉及人工驯养野生动物的案件中，都以该《解释》作为认定依据。最引发舆论关注的就是深圳“鹦鹉案”。

2016年5月，饲养鹦鹉的王鹏被深圳警方控制。调查显示，王鹏此前售出的6只鹦鹉中，有2只为小金太阳鹦鹉，学名绿颊锥尾鹦鹉，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属于受保护物种。随后，王鹏因涉嫌“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罪”被刑事拘留。

2017年3月30日，深圳市宝安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王鹏因涉嫌“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获刑5年，并处罚金3000元。法院认为，虽然本案所涉鹦鹉为人工驯养，但亦属于法律规定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尚伦生称，该《解释》将“野生动物”与“驯养繁殖”同等对待，超出了最高法制定司法解释的权限范围，超越了我国加入的《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的保护标准，也与现有法律的规定相抵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扩大解释。

鉴闻：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个问题？

尚伦生：两年前，曾关注一起野生动物猎杀运输贩卖的案子。当时查询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发现，把人工饲养的野生动物也纳入保护范围。我国《刑法》规定，重点保护的濒危野生动物是绝对的野生，当时我就感觉有问题。

后来我也关注了几起案件，包括深圳王鹏鹦鹉案，全国这类似的案件还不少。

鉴闻：为什么这次两会想着提交这个议案？

尚伦生：我是一个刑辩律师，之所以提这个议案，是从尊重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出发。如果有人因此被判了罪，影响整个家庭，要背上一辈子的包袱。

从通常的字面含义理解，野生动物与驯养繁殖的动物，是完全相对的概念。我国现有的法律，也并未明确定义将驯养繁殖的动物，纳入野生动物的范畴。因此，《解释》将“野生动物”扩大解释为包括“驯养繁殖”的物种，已经超出《刑法》条文本身的含义。

鉴闻：该《解释》与哪些法律规定相抵触？

尚伦生：2009年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制定《解释》时有效的法律）第九条规定：国家对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实行重点保护……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名录及其调整，由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公布。

2016年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条同样规定：国家对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实行重点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由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组织科学评估后制定，并每五年根据评估情况确定对名录进行调整。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报国务院批准公布。

以上法律规定表明，对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范围已授权林业部门制定、国务院批准公布，而林业部门已经制定并发布了标准，不包括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

2000年至今，《野生动物保护法》经多次修正，2016年修订的版本仍旧未对“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赋予明确的法律定义，《刑法》也是如此。

最高法的《解释》，与上述法律规定相抵触。

鉴闻：该《解释》出台以来，最高法的观点有没有变化？

尚伦生：2016年3月2日，最高法研究室致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的《关于收购、运输、出售部分人工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野生动物适用法律问题的复函》中写道，“……虽然《通知》于2012年被废止，但从实践看，《批复》的内容仍符合当前野生动物保护与资源利用实际，即：由于驯养繁殖技术的成熟，对有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商业利用在某些地区已成规模，有关野生动物的数量极大增加，收购、运输、出售这些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实际已无社会危害性。

鉴此，我认为，彻底解决当前困境的办法，或者是尽快启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修订工作，将一些实际已不再处于濒危状态的动物从名录中及时调整出去，同时将有的已处于濒危状态的动物增列进来；或者是在修订后司法解释中明确，对某些经人工驯养繁殖、数量已大大增多的野生动物，附表所列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仅适用于真正意义上的野生动物，而不包括驯养繁殖的。”

以上复函表明，最高法自身也认为，对野生物种与人工驯养繁殖的物种，不加区别地同等对待，与社会实际情况不符，应当在司法解释中有所区别。

鉴闻：其它国家或地区的相关法律是怎么规定的？

尚伦生：我国香港地区，也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适用地，其对人工驯养繁殖的附录二的野生动物的规定如下：根据香港法例第586章《保护濒危动植物物种条例》，任何人管有属《条例》附录一物种，或野生来源的附录二物种活体做商业用途，须领有本署发出的管有许可证。商户若能证明附录二物种并非源自野生的活体（如圈养繁殖），则管有该物种无需申领管有许可证。

香港这个法例适用，是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对野生物种与驯养繁殖物种区别对待的理念一致的。也可以证明，我国最高法的司法解释，直接扩大了对人工驯养繁殖附录二动物的保护。

鉴闻：从实际角度出发，对于那些没有许可证但驯养野生动物的人员，该做怎样的处罚？

尚伦生：人工驯养比较复杂，经过多代繁殖后，与原物种有很大的差别。随着人工繁殖技术的成熟，原物种在数量上大幅增加，所以收购、运输、出售这些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实际已无社会危害性。

对野生动物的驯养和繁殖，根据林业部门规定和野生动物保护法，需要办理许可证。如果没有许可证肯定是违法。但我认为这是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与追究《刑法》上的社会危害性有本质区别。

这个处罚应该是两个方面。

如果由野生动物的主管部门进行处罚。不涉及限制人身自由，类似罚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等。如果林业方面的公安部门介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无论是财产的处罚、人身自由的处罚，或者资格的处罚，都是较轻的处罚。

《刑法》是最后阶段、最严厉的处罚方式，应该是追究恶意手段和有不良动机的行为。

鉴闻：你建议应该怎么修改？

尚伦生：建议取消《解释》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原认定范围中的“驯养繁殖上述物种”内容，同时进一步说明《解释》中“人工繁殖需要办理行政许可证”和“人工繁殖和驯养是否算是濒危和野生动物”的这两部分内容。

但也应该设置例外条件，例如大熊猫这样的濒危、稀有、特种的物种，坚决不允许民间饲养。

鉴闻：准备什么时候提交你的建议？

尚伦生：现在还在不断打磨议案，大概12号左右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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