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爱马仕、香奈儿、路易威登、普拉达、缪缪到蔻驰 ——公司法律合规部选择外部律师再思考（下）

一

没有最贵，只有最适合的法律服务产品

从公司法律合规部的角度，外购外部律所的法律服务产品亦是一个依据公司自身实际与待解决法律问题的特定情况而遴选最适合产品的过程，而并非一定要选择购买最贵的法律服务产品，正所谓“丰俭由人，适合最重要”。依据笔者的有限经验与观察，决定是否是最适合的法律服务产品，通常有以下考量因素：

1、不同法律服务市场的行业平均费率水准与取费惯例及趋势

就法域而言，法治完善且好诉的法域例如美国，外部律所的费率普遍较高，甚至有点“离谱”。笔者有位法总朋友，就曾在外聘某全球性华尔街大所处理集体诉讼时收到先预付两百万美刀的要求。法总朋友不但付了，还心甘情愿。又如香港以及法律服务市场“寡头垄断”严重的韩国，头部律所费率常年均居高位。对于管辖不同法域外部律所的公司法律合规部来说，需要定期了解并研究辖下不同法域法律服务市场的行业平均费率水准与取费惯例及趋势，带着这些智识与经验，与不同法域执业的外部律所谈判，方可有的放矢，以便最终达成双赢合作。即便于同一法域内，由于不同城市的商业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外部律所费率也是千差万别，可能在二线城市十几万外部律师费的一件诉讼代理业务，到了北上广，就可能变成七位数；另外，不同档次的外部律所也会有不同的费率区间，乃至呈现出云泥之别。故此，于同一法域内，公司法律合规部亦需做区别性研究与掌握，并据之以遴选和决定不同律所。

2、公司营业规模、业务增长模式、所处行业、利润率及经营业绩

一般而言，公司营业规模大，所需外购的法律服务产品量大且复杂，从而外部律师费用预算也较高；公司业务增长模式如果以自身销售有机增长（所谓“organic sales growth”）与并购重组双轮驱动，则对于并购等交易性法律服务需求也大；公司所处行业与利润率为高利润行业例如制药行业，则对于外部律师的费率包容度一般较高。公司经营业绩较好时，外部律师费用一般不会成为公司各部门挑战的重点；对于公司法律合规部而言，最大的挑战在于公司经营业绩下滑而法律问题又增多例如诉讼频发时，如何高效购买与使用外部律师法律服务。对于公司法律合规部，如何厘清公司于上述方面所展现的特征，从而确定自身对于外部律所的遴选原则与合作安排，是不得不做好的“家庭作业”；对于外部律所，如何研究并准确定位每个客户于上述方面展现的特征，并据之以确定自身的报价策略与费率，也着实是考验外部律所合伙人商业智识与经验的必备基本功。

3、不同法律事务的重要性、复杂程度、紧急程度及工作量

于公司法律合规部的工作中，不同项目和不同法律事务的重要性、复杂程度、紧急程度及工作量存在不同层次的区分，一件交易价格几十亿美刀的全球并购肯定比法律合规部年度的商业合同模板更新修订重要得多；一件可能引发集体诉讼的产品质量案件可能比单个劳动争议案件更加重要。因此，对于公司法律合规部而言，如何区分不同法律事务的重要性、复杂程度、紧急程度，并预估工作量，从而客观理性地确立自身对于外部法律服务的预期，也是法律合规部有效管理外部律所的基本功之一；对于外部律所来说，基于自身服务经验、教训以及对客户的深刻洞察，区分不同法律事务的重要性、复杂程度、紧急程度与工作量，力争较为精准地报价，也是一门必备功夫。

综合上述，公司法律合规部对于外部律所提供的法律服务产品的考量因素繁而多变，理应逐件判断厘清，合理确立对外部律师费用的合理预期，而并非凡事必找圈所或鞋所，亦并非凡事皆找经济实惠所，所谓“没有最贵，只有最适合的律所”。从公司法律合规部自我批判的角度来看，目前跨国公司一般均有preferred law firm的池子。法律合规部可以更进一步，对于每件拟外包委托事务，皆于情势允许时理性客观地分析，确定每件拟外包委托事务就上述几个角度体现出的特征，从而与候选律所进行合理的议价，力争精益化管理外部法律服务费用。对于外部律所来说，如何区分不同客户的特征与拟接受委托的法律事务的特点，进而聪明地估定一个让潜在客户感到舒服的报价，的确是件考验合伙人经验、情商及智商的工作。

二

法律服务产品招标再检讨

近年来随着当代商业公司治理的进一步完善，作为公司外购服务的一部分，诸多商业公司兴起了将法律服务采购归集于公司采购部的浪潮，而欲降低成本，请各家候选律所竞标乃至相互PK，就成为公司采购部百试不爽的不二法门，从而法律服务产品招标即所谓beauty contest也愈演愈烈。对此做法，依据笔者的观察，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再检讨：

1、法律服务产品采购是否应归集于公司采购部？

笔者认为，此种安排其实源于一种错误的假设：公司采购部具备遴选公司所需各种物资与服务的全方面智识与经验，但事实并非如此。一个公司采购部，无论多么专业与强大，均不可能精通公司所需各种物资与服务采购所必须的行业智识与经验，法律服务产品尤甚。如何判断一家律所的业界声誉、合伙人专业能力、服务态度皆，是一件专业工作，没有接受系统的法学院教育并具有一定时间的法律实务工作经验与洞察，根本无法切实履职，而采购部参与其中，就只能纯粹盯着价格，弊害莫大于此矣！正因前述，所以比较睿智的商业公司，仍然会将法律服务产品的采购，通过由公司采购部授权给公司法律合规部的方式，让真正懂行专业的法律合规部管理自己的供应商。

2、如何务实且富有效果地完成一份法律服务招标？

如果招标不可避免，则首先法律合规部应成为法律服务招标的主导者与最终决定者。原因如上述，此处不赘。其次如何科学合理地设计招标评分的各项指标并有效付诸实施，的确很考验法律合规部实务功力及其对法律服务市场的熟稔程度。依据笔者有限观察，一如并购交易中的尽职调查问题清单（Due Diligence Checklist）,切不可一份邀标模板用到底，其中缘由在于：每件招标的法律服务与项目都有各自特点，从而评价各候选外部律所的各项指标也不尽相同。例如，一个并购项目的法律服务招标便与一件诉讼案件代理服务的招标指标完全不同（不仅是因为非诉业务领域律师与争议解决领域律师的评价标准迥异），因此大多数情况下需要“一标一表，一事一表”。最后也是最难的，是如何确保评标过程中的个人主观感受引起的偏差。笔者认为，法律服务，对于作为客户的公司而言，本质上是一种服务，一种接受服务的主观感受，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纠正偏差的可能方法之一，在于扩大评分者的范围，然后取平均分，以尽可能避免单个评定者个人主观感受偏差。

对法律服务招标作完上述检讨后，留给公司法律合规部的命题，便是如何持续优化自身法律服务招标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每一个项目“度身定做”。留给外部律所的，则是仔细研读客户标书，力争读透其中的关键评价指标，并结合自身特色，完成标书填写以及当面汇报工作。

三

法律服务低价竞争的罪与罚

承上述所述法律服务产品招标工作的再检讨，价格是否是法律服务产品招标中的决定性因素？举凡一般商业项目招标，价格至关重要；但在法律服务产品招标中，笔者认为，价格不应成为决定性因素，而只能作为在决出shortlist后进行最终定夺时的辅助性因素。原因在于，法律服务产品具有的有效性、精准性、战略性与引领性及其客户体验感，都决定了各家外部律所能够达到的层次或境界皆不同，而将不同层次与境界的法律服务产品放在一起，用价格这把尺子去衡量，乃至做出决策，这本身就是件错误的事情！

由是观之，时下某些律师协会不时瞎操心，颁布律师行业收费指导价规定，审阅一份合同人民币5000大洋，实在是操了本不该操的心。试问：审阅一份合同人民币5000大洋，如果一份合同长达两百页或者所涉标的数千万乃至过亿，是否仍应是人民币5000大洋？更有甚者，一些不端律所以低价抢夺客户资源，而于获取客户订单后，却因自身能力局限，或者价格过低业务利润微薄，从而服务质量低劣，最终导致客户权益与商业利益蒙受巨额损失，这实在是双输的结局，理应被有识之业界人士所抵制乃至摈弃，以维护法律服务市场的有序性与可持续性。

至此，笔者力图通过对法律服务产品的特性、最适合公司实际的法律服务产品、公司法律服务产品招标的再检讨以及低价竞争的罪与罚等的思考与分析，廊清公司法律合规部选择外部律所的一系列关键问题，希冀能对公司法律合规部同仁在处理相关问题时提供一些思考进路，以裨益问题的解决。一言以蔽之，选择外部律师，每次都是最大牌肯定不必要，真正健康与可持续的选择，应该高中低品牌皆有，针对不同法律事务或项目，予以妥适搭配，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End.

沈悦志（Victor）

德国汉高集团北亚区(大中华区、韩国及日本)总法律顾问

德国汉高集团大中华区执行委员会委员

沈悦志，资深总法律顾问，法嘉导师，拥有逾二十年的跨国公司法律事务管理经验，任职德国汉高集团至今已逾十四年，期间带领团队处理了数目众多且纷繁复杂的跨境或国内公司重组、业务剥离、并购、劳动、反垄断、税务、海关、争议解决、政府事务、合规及公司治理等法律事务或项目，并于2015年被ALB评选为首届中国最佳总法律顾问之一; 此后于2018年与2019年被钱伯斯评为“大中华区最具影响力的总法律顾问”（25位）并多年连续入选Legal 500 GC Powe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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