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恩培：把服务员提拔为正厅级
当时云南流传着一句话，“有事找‘张姐’，在云南没有‘张姐’办不了的事”。
陕北清涧，初秋，在故乡特产红枣还未熟透的季节，从这里的小山沟走出去的高官白恩培落马了。
虽然自明朝以来，袁家沟白氏家族已历经宦海浮沉，但白恩培的倒下，还是给这个家族乃至这座山村带来了“震撼”：
建国以来，袁家沟走出的百位县团级以上官员无一落马的“传奇”被打破。
记者在清涧查阅相关史料并结合采访后发现，从袁家沟走出的四位省委书记，山东省委原第一书记白如冰、江西省委原第一书记白栋才与福建省委原书记白治民的父亲白玉才为堂兄弟，而白治民又是白恩培父亲白炳信的胞兄，白恩培为白治民的嫡亲侄子。
01
白氏家族《清涧县志》显示，袁家沟上述白氏高官，均为明成化（1465—1487）年间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湖广巡抚白行顺的子孙。
白行顺之后，袁家沟白氏就“为官宦之家，颇具声名”。
近现代以来，由于长征后中央红军在陕北地区扎根，革命基础深厚的袁家沟走出了更多的党政军中高层干部，其中佼佼者又以白恩培家族为甚。
时至今日，袁家沟白氏依然活跃在中国政坛。如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白天，即为江西省委原第一书记白栋才之子。
76岁的袁家沟村民白炳凡告诉记者，此前他一直保管着袁家沟修订于1982年的《白氏家谱》，后来被人借走，而他在一次生病后就无法准确回忆起借阅者为何人，导致家谱目前处于“失踪”状态。
“只能希望借的人主动还回来，不然我就成了千古罪人了！”提到家谱，白炳凡就不由得唉声叹气。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神奇袁家沟》一书，援引了《白氏家谱》部分内容。
据《白氏家谱》记载，袁家沟白氏家族一世祖为白贵，白贵第三子白信为二世祖，白信第五子白安甫为三世祖，白安甫第三子白时胤为四世祖，白时胤第五子白亨为五世祖，而白行顺则为白亨第三子。
白亨是袁家沟白氏中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官员，官至明广平府通判、汉州（今四川广汉）知州。
白亨所生四子皆有作为。三子白行顺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湖广巡抚，四子白行中则历任襄垣（今属山西）、安肃（今河北徐水）知县、松江（今上海松江）知州、两淮盐运使等职。
《白氏家谱》收录了白行顺升任湖广巡抚时的皇帝敕谕：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白行顺，今特升尔前职，巡抚湖广地方，赞理军务，操练兵马，整饬边备，抚治蛮夷，提督屯田，预备粮储，禁革奸弊，访察奸宄。
《清涧县志》也高度评价了白行顺的为官政绩，称：
“其访求治原，教民耕种，缓刑法，兴学校，招抚流散，赈恤穷独。所至政绩煊赫，深得人心。”
自白行顺始，袁家沟“风水宝地”的说法开始流传，传说中“白都堂葬于此子孙必贵”的预言似乎也一再应验。
不必追溯过多，单就从袁家沟走出的新中国四位省委书记而言，其官阶品级均不亚于白行顺。
这四位书记即：山东省委原第一书记白如冰，江西省委原第一书记白栋才，福建省委原书记白治民，青海和云南两省原省委书记白恩培。
祖传家训被其颠覆
白恩培曾是袁家沟的骄傲。
2009年，当时还未生病的白炳凡老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称，“我们村能出人才的主要原因可以总结为四条：一是闹红早，有一大批进步人士。二是毛主席东征带走一批有志青年，后来成为革命的主力军。三是由于毛主席党中央的居住，留下来的人思想觉悟高，在当地继续参加革命。四是最重要的一点，村里注重办学，从清朝开始，私塾没有停办过。如果没有文化，出去的人也不会有大的发展。”
白炳凡所言，或许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解释袁家沟盛产高官的原因。
《小康》杂志在2005年6月的一篇报道中也指出，纵观陕北地区“闹红”的历史，教育机构对于革命观念的传播、党组织机构的建立可说是居功至伟。当时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不仅在陕西，在全国都有相当大的影响。从清涧出去的高级干部中，大多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师的毕业生，其中就包括白如冰。
《小康》杂志据此认为，从党史的角度来说，陕西的历史主要是陕北的历史，这一点对于理解陕北地区涌现出如此众多的白氏高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清涧县革命烈士陵园管理员黄光金也曾对媒体表示，“清涧县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共有1600多人，老红军占全国的1/15，正因为出去参加革命的人比较多，所以活下来任职的也比较多。”
清涧县198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当时还在位的清涧县籍省军级干部就有62位。
尽管为中国革命和建设输出了大量中高级干部，但像袁家沟白氏这般，连出远祖同一的四位省委书记且本家关系密切的家族，整个清涧县也仅此一例。
事实上，就算是全中国，也再难找出第二例。
遗憾的是，白恩培纵然在省委书记的任职省份数量上超越了他的先辈，却也同时终结了袁家沟从不输出“问题官员”的“传奇”。
“中正齐庄，身家清白，嗣续遐昌，后裕前光”，这一白氏祖传家训，在白恩培身上被颠覆。
白炳凡告诉记者，距离1982年修订家谱已过去30多年，袁家沟白氏家谱即将迎来重修。
不知道这份新修的家谱，该当如何讲述白恩培的故事？
03
1958年，12岁的白恩培跟随父亲白炳信搬到西安。
当时，白恩培还在上小学。一天，有同学开玩笑地指着课桌砚台里的墨水对大家说：“谁要是把这些墨水喝掉，以后读书就聪明，就能当大官。”
话语落地，开始时并无人应答。但一分钟后，白恩培径直走向课桌，拿起砚台，毫不犹豫地将其中的墨水一饮而尽。
见此情景，围观的同学先是愣住，紧随其后的却是全部同学的笑声。
多年后，白恩培果然当上了“大官”。虽说这和墨水本身并无关系，但从某种角度上说，白恩培从小就有“当大官”的理想。
1965年，19岁的白恩培考上西北工业大学。这一年全国的大学生也仅有40万余人，在当时绝对是高材生。
因为文革，白恩培多读了一年大学。
1972年毕业后，24岁的白恩培到农场接受劳动锻炼，两年后进入延安柴油机厂精工车间工作。
白恩培因为有大学本科学历，以助理工程师的身份进入柴油机厂，因此比普通工人多了十元工资，40元的工资当时在延安，已经算是高薪。
但即便如此，其居住环境还是非常艰辛，刚开始他和另外两名工人住在厂后面的半山腰有一个窑洞里，但据厂里的一位退休员工回忆，当时的白恩培，工作认真，干活卖力，“别人搬不动的东西他也能搬”。
不久，厂里新建了38个窑洞，分了一个给白恩培。虽然只是一个20平米的窑洞，但以当时的条件来看，有窑洞住已经算很不错了。
白恩培万万没想到，这一天居然成为了自己仕途的起点：主任回来后就被调去了厂部，白恩培正式担任车间主任。
1974年，由于工作出色，又有文凭，才上班两年的白恩培，被提拔为副厂长。
白恩培担任副厂长后，工人普遍认为他没什么架子，但是口才比较一般，“召开员工大会时白发表讲话，都是低头照着稿子念，很难见他抬头”。
1981年春节，柴油机厂的厂长驾车出了事故，造成其一位家属当场死亡。
厂长当即就被停职处理，白恩培也因此事升任正职。由于是国有企业，白恩培开始享受正处级待遇。
例如，一名工人的父母生病，白恩培借了三百多元给员工回家。当时工人一个月工资也就30块，这相当于当时一年的工资。
白恩培一共在柴油机厂工作了11年，直到1982年底，当时延安效益最好的企业——延安卷烟厂搬到兰家坪，正式开始对外办公。但厂长一职一直无人担任，而是由委员会书记兼任。
1983春节，延安市委的一位通讯员来到机械厂，告知白恩培将调任延安卷烟厂厂长。
当白恩培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他的司机时，司机表示“不舍得白恩培的离开，当晚，一直没睡觉”。
春节后，白恩培到了延安卷烟厂报到上班。
白恩培担任延安卷烟厂长期间，和很多人一样，经常食堂吃饭，在厂区40个窑洞之一办公。
有时候，还主动给员工从食堂买来早餐，员工至今感动不已。
此时，我国正值掀起干部年轻化之潮，很多企业出身、有学历、懂技术的年轻厂长被作为“梯队”培养对象选拔到各级党委、政府任职。
白恩培又赶上了这次机遇，仅仅当了几个月卷烟厂厂长的白恩培，于1983年9月顺利提拔为延安地委副书记。
——有学历、懂技术，又年轻，自然成为了“重点培养对象”。
白恩培也确实善于当领导，不仅组织能力强，处事也相当圆滑：和睦相处，很会来事，说话一套一套，不得罪人。
当然，作为“重点培养”的目标人选，延安地区显然不会只给白恩培一个副职，而是一开始就给白恩培留好了位置。
04
快速升迁两年后，时任延安地委书记郝延寿因年事已高退休，由白恩培接任地委书记。此时，白恩培仅仅37岁。同时，白恩培也搬离了延安石油机械厂的窑洞，住进了市场沟市委家属院红砖房。1987年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作为延安的“第一把手”，白恩培当选候补中央委员。 1990年5月，在延安工作近20年的白恩培，被调往北方边境省份——内蒙古，担任自治区委员会常委。 7年后，他又被调往西北边陲青海省，先后担任青海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书记、兼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J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职务。主政青海成为封疆大吏。 2001年，白恩培再次调往西南边境省份—云南任职省委书记，开始了主政云南的10年岁月。 白恩培来到云南的时候，恰好是云南经济经济发展史上最不好的那几年。此前，云南省gdp已经连续两年倒数第一。 因此，55岁的白恩培临危受命，中央希望他能带领云南走出困境。白恩培也没让人失望，刚上任就提出要改革。推行的第一战略就是“大”字当先，“要把云南来个大变样”。 随后，白恩培弃置了早在1997年规划好的昆明市东北片区发展计划，而是推行“大昆明”战略，组成一湖四片的新思路，转而发展东南方向的呈贡新区。“大昆明”战略的另一个重要思路是，扩大城市规模：“毁乡建城”。因此，大量耕地需要被重新规划为建筑用地。但是在拆迁过程中，遭到了当地农民的强烈反对。因为在白恩培的指示下，每亩市值400万的地，只赔偿给村民12万/亩。征地两万亩总共剥夺村民赔偿款近千亿。当地村民怨声载道，多次来到省委大门口跪哭，但白恩培却坐视不理。 白恩培对村民态度冷漠，但对他的“大昆明战略”非常上心。 战略推行后的几年，呈贡新区以“疾如闪电”之势盖了一片又一片的住宅。不过尴尬的是，由于离昆明主城太远，该片区长期入住率不足30%。——白天街道空旷，夜晚灯光稀少，号称“中国十大鬼城”之一。05
“大锤哥” 对于白恩培来说，“只要是有利益输送的人，都可以重用。” 这样的用人方针，直接在当地形成了共罪结构，带来了集体性腐败。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与白恩培关系密切的人：“大锤哥”——孔垂柱。 之所以叫他“大锤哥”，不仅是因为他的熟人圈都这样称呼，在孔垂柱从政之初，就给人一种“直来直去”的印象。 大多数人对地方官员的印象不同，孔垂柱是基层出身，不喜欢听官话，厌烦开会念讲话稿。有一次，有官员照本宣科地念讲话稿，刚刚念三句就被孔垂柱打断，“别说了！” 不过，虽说孔垂柱性格直爽，但也深谙官场之道： ——想迅速晋升，先服务好领导。06
情同父子虽然在白恩培的支持下，孔垂柱被省委推荐为副省长候选人。但是到了RD投票环节，孔垂柱遇到了挫折，他的票数不够。 此时，作为孔垂柱的秘书沈培平，充当了官场操盘手，让孔垂柱顺利当选。 虽说两人在官场上是上下级关系。但实际上，两人情同父子，甚至沈还在多个场合公开称“自己跟对了人”。 这里的跟对了人其实有两个意思。一是自己对孔垂柱有恩，孔垂柱也非常讲“江湖义气”，连自己的情妇都能分享给沈培平。据孔垂柱的党校同学透露，“孔垂柱、沈培平和云南省一个现职高官有三个共同情人”。二是领导找到了白恩培这个大靠山，当秘书的沈培平也有了积极靠拢的机会。孔垂柱升任副省长，同时沈培平也升职云南省政府副秘书长一职，并增加了办公厅党组成员的位子。两年后，沈培平更是有机会主政一方，空降思茅，历任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思茅市是普洱茶的发源地，在沈培平到思茅任职前，已有专家提出将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但遭搁浅。2005年3月，沈培平担任市长后重提此事，至2007年终获成功。而沈培平本人，也是名副其实的普洱茶专家，但他也正是倒在了自己所痴迷的普洱茶上，因为仅靠正当的工资收入远无法承担动辄数十万元的普洱老茶。
于是，他就想到了让有求于己的私营企业老板出资为其购买。
沈培平自己也曾说，他最初想的只是为了推广普洱茶和更好地了解普洱茶，“浅尝辄止”。 在后来公诉机关指控沈培平收受的贿赂中，大部分是一些价格不菲的普洱茶，此外还有一小部分玉器，沈培平也被称为“雅贿”。 沈培平在普洱市任职期间，除了推广普洱茶，还存在两个严重错误。 2010年，沈培平力推旧城改造工程，如果旧城改造成功，政府可获出让金30多亿元，可弥补行政中心开发资金的20亿元缺口。但这个工程要涉及1812户居民的拆迁，这些地区虽然属于城中村，但都是黄金地段。他的“野蛮拆迁”激起了民怨。 按照普洱市政府的说法，搬迁是为了改善居住条件，实现“小房换大房、旧房换新房、差房换好房”。那么，为什么遭到多名居民反对？ 实际上，政府指定的房源公摊面积过大，导致其购买的住房使用面积较过去反而变小。另外，当时普通装修费每平需要600元，而政府只补贴300元。当时有一位姓陈的市民接受记者采访称：“这样折腾下来，我要自掏腰包将近9万块。” 不仅如此，因搬迁地远离市区，会徒增更多生活成本。 这样一来，所谓的“小房换大房”实则“大房换小房”。 针对此事，沈培平讲话称： ——“同意搬迁的大大地好，不同意搬迁的大大地坏。” 这样的言论，引起舆论广泛关注，当地民众也因此称其为“拆迁大佐”。 而一位退休干部也质疑沈培平：“不能违背中央政策”，“他不屑一顾地说，云南是云南，普洱是普洱，怕什么。”07
祸起其妻根据白恩培的自述，自己很多贪腐行为都与自己的妻子——张慧清有关。 张慧清并不是白恩培的原配夫人。白恩培的第一任妻子，据延安石油机械厂一位退休职工所说，叫邹西梅。 邹西梅和白恩培是从学生时代开始交往的。白恩培在机械厂上班时，每个周末都要骑自行车到甘泉去见邹西梅，周末再返回厂里，来回80公里左右。 而在白恩培离开陕西后，妻子邹西梅留在了西安。 白恩培在内蒙古主政其间，结实了当地招待所的一名服务员张慧清。没过多久白恩培就与张慧清秘密姘居，这也导致了其原有家庭“战争”不断。白恩培走马上任云南省委书记，更是公开与张慧清同居。 原配夫人邹西梅甚至向纪委告发他的重婚罪。白恩培索性让一老板用千万元补偿摆平了邹西梅，双方离婚。 随后白恩培明媒正娶了张慧清。至此，张慧清从一名“小三”而升格为地方大员的“夫人”。 这还不够，白恩培还立即将张慧清从一名服务员提拔为云南电网公司党组书记、副总经理，与正厅级官员平起平坐。一个人无论是成为此前的“干部”，还是后来的“公务员”，都必须具备一定的学历，后来更是“逢进必考”。服务员张慧清能成为干部，不知她的学历从何而来？
张慧清能成为正厅级干部，更不知道其履历又是怎么书写？估计是有人在背后帮助张慧清制造假学历、假履历。服务员能够轻松地就成为正厅级干部，这不仅仅是封建社会的“封妻荫子”，更是肆无忌惮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在当今中国，还有多少“老公部级，老婆厅级；老公厅级，老婆处级；老公处级，老婆科级”等类似的“夫妻店”？ ——张慧清的“升职史”，充分体现出白恩培“床上培养干部”的能力。 但是，“床上培养出的干部”，能为人民服务吗？ 显然，凭着姿色交换来的权力，只能为自己的私利服务，或者说，只能“为人民币服务”。 于是，张慧清在“荣升”正厅级后，就希望有个符合身份的住所，夫妻俩看上了云南省委大院里的一栋小楼。 这栋小楼本来还住着当地几位副省级官员及家属。但白恩培却强行让这些领导搬家，翻修工作也随即开展。 可建好后不久，由于张慧清不满意，小楼再次被推倒，重新翻建。建好后，该楼的奢华程度严重超出省委书记的居住标准，楼内家具全部为意大利进口。 这一严重超标的举动，遭到了云南省监察厅一位领导的举报。随之，社会舆论沸沸扬扬。事后，云南省委一位负责人给出解释：楼内家具与楼体翻建的资金是白恩培自费的，一共也就花了十万元，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后来白恩培在“忏悔录”中也写道：“我在前边办事她在后边收钱。有时还有意创造条件，让她打着我的旗号去搞权钱交易、接受贿赂。” ——当初的招待所服务员，摇身一变成了白恩培的“收银员”。 不止张慧清本人，她的两个表弟也有参与。两个表弟一个负责在商人和官员中居间协调，另一个管理资金和物品。为便于收钱、洗钱，张慧清还以表弟名义成立10余个皮包公司。 一些老板为了攀上白恩培，经常到白家陪张慧清打麻将，故意输钱给她。为什么要故意输钱？因为当时云南流传着一句话，“有事找‘张姐’，在云南没有‘张姐’办不了的事”。 在反腐专题片《永远在路上》中提到，云南省昆明市的一个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中，为了拿到项目，企业老板找关系结识了张慧清，“张慧清喜欢打牌，老板到白家陪着打牌就是为了拉近距离。 等关系越来越熟了，他顺势提出了拿地的想法，也顺利地办成了。而张慧清也明确地向他提出了要求。” 解说称，“张慧清酷爱翡翠和玉石，白恩培喜欢红木和茶叶，所以很多老板都投其所好，挑选名贵珍品送给他们。在办案中，从白家查获的藏品多得让办案人员震惊。”好在，白恩培最终因受贿2.4亿，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来源：云南官场现形记、腾讯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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