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林：他的思想永远魅力十足，一旦付诸实施必定恐怖万分

赵林少数派文苑

2024-08-15

平民主义与极权主义

摘自《浪漫之魂，让·雅克·卢梭》

卢梭在历史上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民主主义者和专制主义者都从他那里寻找理论根据，前者把卢梭看作是最富有民主思想和革命精神的伟大先驱，后者则从他的理论中引申出专制独裁的结论。一些学者大肆渲染卢梭思想的民主和平等倾向，另一些学者则把他视为现代极权主义的始作俑者。朗松说：“1世纪以来现在所有的民主政治、平等、普遍选举权的进展……所有可能是未来波澜壮阔的极端社党的宣言，对财富与财产之战，所有劳工与苦难大众的运动，在某一方面来说，乃是卢梭的作业。”罗素认为，卢梭是“那种与传统的君主专制相反的伪民主独裁的政治哲学的发明人”，卢梭的学说“虽然对民主政治献嘴皮殷勤，倒有为极权主义国家辩护的倾向”。卢梭学说之所以引起种种歧义，关键就在于他的“主权者”和“公意”这两个概念。

卢梭的人民二重化理论导致了人民本身的异化。人民作为具体的感性存在被当作消极和被动的臣民，而他们的本质则被抽象出来，构成了一个积极能动的概念，即“主权者”，它的神圣权力就是立法权。这个作为立法者的“主权者”与具体存在的臣民之间形成了一种对立。由于现实中的人只能作为个体性的感性存在物，所以他与主权者之间的服从关系就被确定下来。同时由于主权者只是一般性的抽象存在物，所以任何具体的个人和团体都不能完全代表它。卢梭强调：“主权者既然只不过是一个集体的生命，所以就只能由他自己来代表自己。”人民的本质被抽象出来并与他们自身相对立，这种异化必然导致主权者的神秘化。这个神秘的主权者高高地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决定和主宰着一切，然而由于它的抽象性和超验性，它事实上什么也不能决定。主权者虽然在原则上具有无限的权力，但在实际运作中的影响却几乎等于零。卢梭把人民提高到主权者的地位，原本是为了说明人民的至上权力，结果却把主权者变成了一个形而上学的东西。苏联学者别尔纳狄涅夫在《卢梭的社会政治哲学》一书中指出，卢梭把立法权交给了作为主权者的人民，但是，“全体人民怎样才能实现立法权呢？这个问题我们在卢梭的理论中找不到明确的答案。他指出，除了非常会议之外，应该召开固定的和定期的会议，在会议召开期间不能受任何事情的影响。通过某项法律由与会者的多数决定。

但是如果国家由许多城市组成，它的居民不能集合起来决定这些或那些问题，那时就会产生怎么办的问题。”对于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卢梭从来没有做出过任何说明。

然而作为一种原则上或名义上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主权者始终具有巨大的威慑性，使所有的臣民都不得不对它怀有一种敬畏之情。就此而言，这个主权者相当于一个无形的绝对君主。事实上，从卢梭的主权者概念中可以看到霍布斯的绝对君权的影子，特别是就其权力的绝对性而言，卢梭的主权者与霍布斯的绝对君权更是如出一辙。二者的区别仅在于：一个是抽象的整体，一个是具体的个人；一个是人格的存在，一个是个人的存在。但是无论是作为人格的主权者还是作为个人的君主，都是高高地凌驾于社会之上，都与在它（或他）之下被动存在的臣民处于某种对立状态之中。绝对主权者与绝对君主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消除了一切中间等级，从而使对立呈现为两个极端（主权者或君主与臣民）之间的简单对立。整个社会都在它们之下消极地存在着，仅仅作为以它或他为目的的一种手段。霍布斯的绝对君权理论为卢梭消除了繁多的封建等级，只给他留下了两个简单的社会角色：君主和臣民。卢梭所要做的事只是把这两个截然对立的社会角色变成同一个主体，即人民本身。这正是卢梭为什么要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来对人民进行限制和分解的原因。正如卢梭把极端的不平等当作实现社会平等的必要前提一样，他的主权者也是以绝对君权作为必要前提的。霍布斯的具体的君主在卢梭那里演变为形而上学的主权者，现实的异己力量（君主）被主体本身的异化形式（主权者）所取代。人民在名义上成为国家的主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然而在行使权力时却仍然是那个抽象的主权者的仆役(正是在这里隐含着“主权者”概念被滥用的可能性）。正是由于卢梭与霍布斯在理论上的这种内在联系（尽管他们两人的政治主张从表面上看来有着天壤之别），使得他的主权者学说成为一切政治野心家极力加以利用的东西。而从卢梭到后来的一切极权主义者之间的一个重要桥梁，就是黑格尔。

主权作为一种现实性的政治统治权力，必须具体地落实到某个政治实体之中，这个具体的政治实体或者是一种现实的机构，或者是一个现实的人。洛克、孟德斯鸠等人选择了前者，霍布斯选择了后者。

然而卢梭的主权者却既非现实的机构，亦非现实的个人，而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虽然有时候他把主权者等同于由全体人民组成的公民大会，但是这种公民大会在现实社会中只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即使是卢梭推崇备至的古代城邦制度，事实上也并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全民公决。因此，卢梭的主权者始终缺乏一个现实的存在形式，这就决定了他的主权学说的空想性。黑格尔看到了卢梭学说的这一致命弱点，并且把那个虚无缥缈的主权者落实到一个现实的对象之上。在卢梭那里被当作最后的结论而提出来的主权，在黑格尔那里只是普遍思想或概念的第一个环节，它不再停留于抽象的概念层面上，而是有待于在历史过程中现实化为一个具体的感性形式，这个具体的感性形式就是君主其人。黑格尔说：主权最初只是这种理想性的普遍思想，它只是作为自我确信的主观性，作为意志所具有的一种抽象的、也就是没有根据的、能左右最后决断的自我规定而存在。这就是国家中的个人因素本身，而国家本身也只有通过这种个人因素才能成为一个单一的东西。可是主观性只是作为主体才真正存在，人格只是作为人才存在……因此，整体的这一绝对决定性的环节就不是一般的个体性，而是一个人，即君主。

国家人格只有作为一个人，作为君主才是现实的。人格表示概念本身，人同时还包含着概念的现实性，而且概念也只有当它这样被规定的时候，才是理念，才是真理。

黑格尔把卢梭的主权和霍布斯的君主融为一体，他强调：“主权是整体的人格；符合自己的概念而实际存在的这种人格就是君主其人。”霍布斯把君主与臣民直接对立起来，卢梭把主权者和臣民看作同一个主体的不同规定，黑格尔则力图在对立之中寻找同一，通过主权这个概念把人民与君主统一起来。但是黑格尔不是用人民来规定君主，而是用君主来规定人民。他说：“如果没有自己的君主，没有那种正是同君主必然而直接地联系着的整体的划分，人民就是一群无定形的东西，他们不再是一个国家，不再具有只存在于内部定形的整体中的任何一个规定，就是说，没有主权，没有政府，没有法庭，没有官府，没有等级，什么也没有。”黑格尔认为按照统治者人数的多寡来划分政体形式的做法是幼稚的，把国家制度区分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只是一种外在性的区分。在现代世界中，由这种外在性的区分所设定的各种政体形式已经降低为国家的最高形式——君主立宪制的各个环节。在君主立宪制中，君主是单一的人，行政权属于一些人，而立法权则属于(议会中的）多数人。因此，君主立宪制是以合题的形式把以往的一切政治统治形式都包含在自身之内，它乃是国家成长的“现代的成就”。正是在这种以合题出现的统治形式中，主权成为把人民和君主联结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的重要纽带。

除此之外，黑格尔还利用了卢梭的“公意”概念，对它进行了适合极权主义口味的重新阐释。与“主权者”一样，“公意”在卢梭那里也是一个非常含糊不清的概念，按照卢梭自己的观点，公意乃是全体人民的统一意志（或者是不同的个别意志正负相抵消后剩下的总和），它是一切立法活动和行政活动的最终依据。很明显，公意在卢梭那里是指一种抽象性的一般意志，它与主权者一样具有浓重的形而上学色彩和神秘化倾向，缺乏具体的现实规定性。在现实社会中，国家的一切立法活动和行政活动都是依据统治者的集团意志或个人意志来进行的，所谓全体人民的公意永远只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空中楼阁。卢梭坚持认为公意和主权一样，是不能够被代表的。人民的议员并不是人民的代表，而只是人民的仆役，能够代表公意的只有人民本身。这样就必然把公意变成了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因为在人类历史和现实社会中从来就不曾有过“全体人民的统一意志”。卢梭的意蕴含混的“公意”概念在黑格尔那里被改造成客观性的“普遍意志”，并且由对个别意志（卢梭称之为“众意”）进行归纳的结果，变成了演绎出个别意志的原因。黑格尔说：“决不能把普遍的意志看成是由一些表现出来的个别意志组成的，那样，个别的意志就仍然是绝对的了。凡是少数人必须服从多数人的地方，就没有自由。但是，尽管人们不自觉，普遍的意志却必须是理性的意志。”这样一来，普遍意志（或公意）就不再是对全体人民的意志进行综合的结果，而成为凌驾于全体人民之上并且决定着他们意志的东西。于是，卢梭的民意至上和主权在民的民主主义思想就完全被改造成神秘晦涩的极权主义理论。这种转变固然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和普鲁士国家主义的偏见，但是卢梭本人思想的模棱两可的特点也的确为这种极权主义的篡改提供了可乘之机。

卢梭对“主权者”“公意”等概念的理解本身就是含混不清的，他提出主权者只是为了与君权相抗衡，提出公意只是为了与君主的个人意志相对照。他笼统地把主权者说成是全体人民，把公意说成是全体人民的统一意志，而对于现实社会中各阶级、集团的具体利益、意志及其法律表现反倒视而不见。别尔纳狄涅夫说：“卢梭指出，人民的主权建立在普遍投票的基础上，但同时他没有注意当时人们社会生活的许多条件。在私有财产和财富不平等现象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能不能谈论‘共同意志’的反映呢？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投票不是阶级利益的反映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标志么？”说到底，在一个根据经济占有情况和私有财产而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阶级）的社会里，一切所谓的公意不过是统治阶级和集团的意志而已。

洛厄尔在评价卢梭的政治理论时指出，在卢梭那里，“单个的人摆脱了个别主人的支配，却更多地依赖于控制他的每一个行为和思想的共同的君主（即主权者）。建立在公共意志之上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被宣布为最重要的法律。因而，个性遭到了绝对的排斥，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在这里暴露出一种为了追求整体的一致和利益而不惜牺牲个体的自由和安全的倾向，这种倾向构成了极权主义的重要基础。它在18世纪末叶的雅各宾专政中第一次显露出那令人恐怖的面容，并且在19世纪和20世纪不止一次地表现在各种现代极权主义的政治实践中。罗素认为，卢梭的所谓“主权者”是个“多少有些形而上学的实体”，它并不体现在国家的任何有形机关中；而“总意志”（即“公意”）既非多数人的意志，亦非全体公民的意志，而是“属于国家这东西本身的意志”。罗素在谈到《社会契约论》的历史影响时说：

《社会契约论》成了法国大革命中大多数领袖的圣经，但是当然也和《圣经》的命运一样，它的许多信徒并不仔细读它，更谈不上理解它。这本书在民主政治理论家中间重新造成讲形而上的抽象概念的习气，而且通过总意志说，使领袖和他的民众能够有一种神秘的等同，这是用不着靠投票箱那样世俗的器具去证实的。它的哲学有许多东西是黑格尔为普鲁士独裁制度辩护时尽可以利用的。它在实际上的最初收获是罗伯斯庇尔的执政；俄国和德国（尤其后者）的独裁统治一部分也是卢梭学说的结果。

细细分析起来，从卢梭的政治学说中之所以会引申出极权主义的结论，关键在于他通过“主权者”“公意”等概念把一切社会等级都简化为两个对立的极端——一般性的人民（积极存在者）和具体性的人民（消极存在者）。这两个极端尽管被表述为同一个人民，但是它们的社会意义和作用却大相径庭。每一个人作为具体的现实的人，只能是一个被动的公民或臣民；只有当所有的公民共同组成一个整体时，才是能动的主权者。因此这主权者只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任何一种现实性的社会机构都不能代表它，从而就为政治野心家们攫取权力、以主权者自居提供了可能性。各个社会等级之间的差别既然已经消失，唯一的社会差别只剩主权者与臣民之间的差别，在主权者面前人人平等，这样就使极权主义获得了滋生的沃土。

因为对于极权主义来说，一个首要的前提就是在君主或独裁者面前人人平等。从卢梭的平民主义理想到罗伯斯庇尔、希特勒等人的极权主义实践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只需将那个抽象的主权者转变为现实的独裁者就行了。贵族制政体由于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各个社会阶级或阶层的政治、经济特权和权利不平等（无论这种特权和不平等是以血缘为根据还是以财产资格为根据)，所以它反倒成为极权主义的禁区。在一个元老院或者议会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政府中，政治独裁和极权主义往往是难以得逞的。相反，极端的平民主义和绝对的平等原则通常是孕育政治独裁和极权主义的母体，这一点我们在罗马共和国晚期马略的平民独裁中就可以看到最初的例证，而罗马帝国时期皇帝独裁的前提就是肃清元老院和世袭贵族的政治影响。雅各宾派的恐怖政治和极权主义正是建立在极端平民主义和绝对平等原则之上的，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从20世纪德国法西斯专制和苏联的政治实践中找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平民主义恰恰构成了从贵族政体向极权主义转化的一个必要中介，它为等级式社会向极权式社会的过渡扫清了障碍。这就是从卢梭的平民主义理想中衍生出现代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根本原因。

当然，卢梭本人并没有意识到从他的政治学说里会衍生出与他的初衷完全相反的结论，更没有预料到“主权者”“公意”等概念会成为极权主义者的理论根据。他的思想虽然不免带有一些小资产阶级的偏激情绪和平民式的愤世嫉俗特点，但是他的本意却是想倡导真正的自由和平等，他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奴役、压迫和种种不道德现象的民主社会。在他那个时代，再没有一个启蒙思想家对封建专制的批判比他更激烈、更彻底。威尔·杜兰特在其巨著《世界文明史》中尽管对卢梭政治理论的消极后果进行了深刻的清算，但是他仍然非常中肯地肯定了卢梭思想的革命意义：

他的看法在当时是最富有革命性的呼声……他模棱两可地宣布说：一个政府老是违反公共意志，就应该被推翻。当伏尔泰、狭德罗以及达朗贝尔正馅媚国王或皇后时，卢梭正对现存的政府掀起攻击，人们一定听到由西欧到东欧的一片抗议之声。当哲学家正安于现状仅呼吁零星改革特殊病状之际，卢梭却在攻击整个经济、社会及政治秩序，且以他那种彻底个性，更指出舍革命别无他途可循。同时他宣称革命的来临：“欧洲诸大王朝已不可能再图较长久的存续。每一王朝均有其光辉灿烂的一段时期，经过这段辉煌期之后，无可避免一定衰败下去。危机已经来了：我们面临革命的边缘。”

与威尔·杜兰特的看法相同，著名的卢梭传记作者雷蒙·特鲁松对于卢梭和他的《社会契约论》这样评价道：

《社会契约论》是一本很难读懂的书；在18世纪，对它进行探讨的文章虽然不多，但它深深地影响了法国大革命前的人们的思想。这本书的命运很奇怪，从19世纪起，评论它的人反倒多起来了：有些人认为它是民主主义的基本教科书，另外一些人又说它是各种专制主义的依据，还有些人认为卢梭是希特勒、斯大林的思想导师，是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鼻祖。所有这些说法，都严重地歪曲了书中的论点，无论是褒还是贬，都是断章取义的发挥，不符合它的整体思想。在大多数自由主义思想家(如孟德斯鸠和伏尔泰）都脱离不了有限的君主制或开明的专制主义的窠臼的时代，卢梭提出了主权在民的学说，因此，我们应当说他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

究竟是罗素的看法更符合事实，还是威尔·杜兰特和雷蒙·特鲁松等人的评价更为可取，这或许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正如卢梭死后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一样。民主主义者和专制主义者都对他颇有微词，广大的民众却对他推崇备至。卢梭也许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思想在理论上永远是魅力十足的，但是一旦付诸实施则必定会恐怖万分。18世纪末叶以来人类政治领域中的革命激情几乎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卢梭，但是与这些革命激情相伴随的哪一次又会缺少恐怖呢?

有学者研究称，近代以来，法国向世界输出的，大都是携带危险基因的思想，它们具有极其明显的特征：浪漫主义和乌托邦情怀，唯理性主义，大政府和福利国家，等等。法国知识分子以左倾和激进著称。
作为世界上诞生“主义”和思想最多的国家，法国人最终选择了“疯狂的理性”——他们希望通过理性构建一个美轮美奂的世界，如果不行，就全部推倒重来。
因此，法国人选择了伏尔泰、卢梭，放弃了贡斯当、托克维尔，雷蒙·阿隆等偏向保守的思想家，这让法国成为第一个在纸面上达到社会平等的国家，人类梦寐千年的美好理想似乎要实现了。
然而，法国大革命在推倒旧制度后，并没有诞生一个完美的新世界，而是陷入了近一个世纪的持续动荡中。
不仅如此，法国激进主义思想，从一诞生就越过法兰西的国界，疯狂拷打着整个世界，迄今余波尚未平息。仅以中国来说，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法国激进思想和革命思潮的演练史。
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命运，在于他尊奉什么样的思想。在中国，法国思想家们的待遇与其出生地如出一辙——卢梭、伏尔泰等人耳熟能详，贡斯当、雷蒙·阿隆少有人知；哪怕声名最著的托克维尔，他在中国的短暂爆红，也更多的是出于思想之外的因素。
这三位先知，同样远居于中国的思想庙堂之外，甚至从来没有进入过主流视野。
如果说思想关乎国运，那么能否说，当贡斯当、托克维尔、雷蒙·阿隆等先贤祠外的先知被重视之日，就是这些与法国相似命运的国家自由与繁荣之日？
历史没有标准答案，只能我们自己从先贤的作品中寻求。先知书店诚挚推荐三位思想家最具代表性、最能洞见其自由思想的几部经典：
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本书是贡斯当一生的思想精华，对自由最早、最明晰、也最有影响力的现代阐释。也是国内仅有的一部贡斯当政论集，至今没有一本同类书籍可以替代。该领域顶尖译者阎克文领衔翻译，文字晓畅典雅，最大限度地呈现了贡斯当的雄辩文风。阅读此书，堪称此类书籍中难得一遇的阅读享受。读者评价，多处读时恨不得拍桌子。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独家典藏版：本书被称为“社会科学领域的圣经，先知托克维尔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是理解民主和自由关系的第一书。这本书深度回答了，为什么在美国，民主和自由能结合在一起，运行得不错，可在法国却不行。此书市面上一度流传了近百个版本，但无论拥有过多少个版本，这一版都不容错过。本版为经典译本的升级版，顶级进口纸张+暗红色精装皮面+布艺烫金函套，奢侈品级工艺，极致用料，还阅读以高峰体验。不但为个人书房增色，更是馈赠亲友的佳品。
雷蒙·阿隆《历史讲演录》《论自由》：阿隆不可多得的跨领域代表作。一般人最熟悉的是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而理解阿隆自由思想的来龙去脉和独特之处，离不开《历史讲演录》《论自由》这两部由系列讲稿集结的通识经典。这两部作品让我们直观看到，自由问题在二战以来是怎样成为不同社会的基本问题的。对于深受历史决定论影响的中国来说，更是回顾历史、反思现实问题的直接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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