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经济学历史上重要人物米塞斯所写奥派简史，中文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简史：米塞斯的视角》首次出版。经济学家毛寿龙、黄春兴作序，张维迎、王福重隆重推荐。以下是台湾清华大学教授黄春兴所写推荐序。——阿根廷股市一个月涨两倍、实现财政盈余的终极秘密根据这本小册子，米塞斯分别在1929年、1940年、1962年和1969年，以不同的心情全面或重点地陈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以下简称“奥派”）。1929年的奥派正处于辉煌鼎盛时期，米塞斯（非正式地）在维也纳以奥派的代表人物在创始人门格尔的纪念日，以《卡尔·门格尔和奥地利经济学派》为题演讲，追述门格尔创建奥派的过程。此时的米塞斯正处于事业巅峰。在演讲中，他对奥派的未来充满愿景，“尽管历史学派的追随者们仍在一路唱着终结边际效用理论的老歌，但是我们不可避免地意识到，奥地利学派的理念和思想已经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了今天所有年轻经济学家的论文，甚至在德意志帝国也是如此。门格尔和朋友们的工作已经成为所有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第二次陈述的时间是在米塞斯颠沛流离时期的1940年。米塞斯这时接近60岁，刚流亡到美国，以两年的时间写了一本不打算在生前出版的《米塞斯回忆录》（1978年才出版，以下简称《回忆录》）。面对当时令人伤痛的世界局势，他愤怒地指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陆和奥派学者的思想堕落，毫不留情地批评和鄙薄他们的肤浅和愚蠢，更嘲讽地写下：“经过长达五年时间的有效抵抗，在遭到所有人的遗弃之后，弱小的奥地利才最后屈服。整个世界都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现在希特勒终于心满意足了；现在他会和平地对待其他国家了。”不过，他并未因此气馁，尽管美国社会的思想氛围不如他的预期，但美国仍是一块可以重新开始的希望之地。于是，他写下了一段激励自己也令奥派后世学者动容的名言：“面对不可避免的巨大灾难，人们将会怎样生活？这是一个关乎性情的问题。我……选择了维吉尔的一句诗作为我的座右铭——不要向邪恶低头，鼓起更大的勇气，继续与之对抗……我愿意去做一个经济学家所能做的任何事情。对于我所认为的正确事情，我将乐此不疲地反复陈述。”米塞斯的第三次陈述发生在1962年。米塞斯以满怀感恩之心，以演讲方式向纽约大学的师生陈述奥派对传承自由主义的坚持。当时，“听众席中，坐着时任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社会和道德科学教授哈耶克”。这时，他和哈耶克已分别完成从主观论和文化演化论将奥派理论拓展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奥派捍卫的自由主义也开始在美国盛行。他说道：“让人感慨万千的是，我的这些学生于20世纪20年代在奥地利的各个大学学习，并立志走上一条科学研究的道路……那时，他们并不知道奥地利会在1938年被纳粹德国吞并，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在外国寻求教职，特别是在这里（在美国），而且，他们也将在这里找到远比奥地利更加宽广的活动领域。”米塞斯的第四次陈述是以单独的小册子发行的，时间发生在1969年。这时的他已经是88岁的高龄老人，但也在同年获得美国经济学会杰出会员的荣誉。他以相当平稳的语气述说他亲身所见和经历的奥派发展过程，并将人类未来寄望于奥派后世学者。他写道：“每一代新人都能在其祖先所成就的事业上有所建树。因此，人类正处于向更令人满意的时代不断前进的前夕。稳步前进是人的天性使然。为失去所谓美妙黄金时代的乐园哀鸣无济于事。理想的社会状态就在我们眼前，而不在我们身后。”四年后，米塞斯辞世。次年（也就是1974年），奥派学者聚集在美国佛蒙特州举办纪念他的会议，并掀开了奥派新一章的复苏时期。这本书并不是以上述编年史的方式来编排米塞斯这四次陈述的内容的，而是以1969年的完整自述作为主体，然后补以1929年和1962年的两次演讲，并节选他的《回忆录》中的三个章节。确实，这既相当贴合，也经过深思熟虑的安排，让我们既能有条理又能深刻地理解米塞斯是怎么看奥派的。我们从这四次陈述也可以理解到，米塞斯一直以整个生命捍卫自由主义和完善奥派理论，直到快耗尽一生精力之际，才为了传承而写下1969年的小册子。至于1929年和1962年的两次演讲，从其短小篇幅和单一重点即可理解那只是他在学术工作中的活动需要，而1940年的《回忆录》更像是他不希望在有生之年被公开的日记型纪事。由此可知，这些内容虽然有利于我们认识米塞斯视角下的奥派，却不是全部的奥派简史。因此，在以下的篇幅中，我将补上两个部分：一为较为系统的奥派历史简述，二为米塞斯在这四次讲述中极为看重的两件事（一是在对抗邪恶时的坚持，二是传承自由思想）。奥派发展至今，可以分成五个时期。学派创建和复苏两个时期较为明确，而辉煌鼎盛、颠沛流离和体系拓展三个时期就只能模糊划定，因奥派成员各自有不同的遭遇与成就。米塞斯在1929年的演讲中指出的事实是：门格尔以独创的主观论和边际效用作为理解经济现象的基础，批判地继承了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以来的古典（经济）学派。古典学派在18世纪完成了市场机制的逻辑论述，其要点有四部分：第一，市场决定了商品的价格、工资和利率；第二，市场机制有效地调节了商品的生产；第三，政府无法通过干预去实现政策目标（后果甚至会相反）；第四，人们只能经由市场交易增进彼此福祉。前两个要点探讨市场的运作，属于经济学的交换论；后两个要点探讨政治经济体制对个人福祉的影响，属于经济学的文明论。此外，古典学派还具有自己的方法论、价值论和生产论。在形式上，古典学派具备了作为一个完整经济学派的内容，但未能完全解决内部的矛盾。诚如我们所熟知的“钻石与水的悖论”，就是指其价值论和交换论对价值论述的矛盾。此处直接引述米塞斯的演讲内容：“许多尤其有用的财货，如铁、煤或面包，在市场上几乎没有价值；而像水或空气这样的财货甚至还被认为没有任何价值。而另一方面，一些不太有用的商品却有很高的价值，例如宝石。”这里的“价值”是指交换论中的交换价值（交换价格），而“有用处”指的是价值论中个人使用财货时的使用价值。钻石与水的悖论就是说，有些商品在价值论中呈现的（使用）价值和在交换论中呈现的（交换）价值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是古典学派体系内的重大缺失，也给了奥派兴起的契机。门格尔在1871年出版《国民经济学原理》（本文下文简称《原理》），提出边际效用概念，让个人于特定时空下消费某特定财货的使用价值等同于他愿意用此特定财货在市场上和他人交换其他财货的交换价值（价格），这便顺利地解决了水与钻石的悖论。 一旦商品在特定时空下的交换价值等同于个人的使用价值，来自个人使用的边际效用也就取代了经济学自从洛克-斯密以来用来衡量价值的劳动力。换言之，门格尔改造了古典学派的价值论。由于个人的边际效用纯粹出于个人（主观），他所创建的新理论也就被称为主观论经济学。门格尔于1903年退休后，他的两位继承者——维塞尔和庞巴维克进一步利用主观论拓展新视野下的经济学。简单地说，维塞尔除了给边际效用命名外，还提出了今日已被视为经济学核心概念的“机会成本”。庞巴维克的贡献，除了拓展了我们当前熟悉的利息理论、资本理论和迂回生产外，也论述了马克思体系的种种问题。米塞斯在演讲中以“老奥派”（older Austrian School）称呼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塞尔建成的奥派，同时也提及了其他几位前辈。后来的奥派学者就称在美国重建的奥派为“新奥派”（Neo-Austrian School）。在这个时期，奥派的中心在维也纳大学，但其学术影响力远达英美，甚至“出口转内销”，回过头来影响国家主义盛行的德国经济学界。在这个时期，奥派理论已经普遍地融入经济学的教材和各所大学的教学，正如米塞斯所说：“大约在门格尔去世的时候（1921年），人们已不再区分奥派经济学和其他学派的经济学。”
门格尔退休后，庞巴维克因担任奥匈帝国的财政部部长，其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系主任的教席便由维塞尔接任。庞巴维克于1914年去世，维塞尔就成为奥派的领头羊。遗憾的是，他逐渐偏离门格尔的主观论，转向英国杰文斯所定义的效用理论和法国瓦尔拉斯发展的一般均衡体系。根据《米塞斯大传》的说法，庞巴维克在世时还能平衡维塞尔的影响力，但在他去世后，经济学界几乎不再提门格尔的理论（即使米塞斯已开设研讨班，但其影响力还不够大）。维塞尔于1926年过世，在此之前进入维也纳大学的新生都深受其影响，包括哈耶克和他的同学，如接任维塞尔教席的汉斯·迈尔。迈尔则继续传授维塞尔的理论。另外，参加庞巴维克研讨班的米塞斯，于1913年以《货币与信用理论》一书通过私人讲师的资格审查，开始在维也纳大学任教，也开办自己的研讨班。有意思的是，维塞尔在哈耶克获得博士学位时，就把他介绍给米塞斯当助理（似乎有意安排他去继承即将断裂的门格尔理论）。自此，哈耶克就跟着米塞斯。米塞斯因1912年出版《货币与信用理论》已名满天下，又在这个时期接连完成了人类社会三种政治体制的相关论著，即《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1920年）、《干预主义》（1926年）和《自由主义》（1927年）。1926年，米塞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下，到美国几个大学演讲。回国后，他邀请了几位研讨班的学员共同创立奥地利经济学会，并成立研究商业周期研究所，以此探究实际的经济情况，也借着研究所的对外交流将奥派理论传播到海外。1928年，哈耶克扩充米塞斯的贸易周期理论，并于研究所举办的会议中发表，公开预测全球性经济萧条即将来临。1929年，大萧条发生了。哈耶克和奥派理论随之名扬四海。1931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邀请哈耶克前去讲课，期待他能把奥派理论带过去。奥派如日中天时，内部也存在一些问题。当维塞尔在方法论上偏离门格尔后，（在外人看来）奥派的理论体系就变得和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体系没多少差别，而后者因采用有利于均衡分析的数学方法，逐渐居于优势。早在1884年，门格尔在给瓦尔拉斯的信中就表明他不同意采用公理式数理分析。他写道：“研究者通过分析方法得出一些与现实不相吻合的要素，或者（没有经过任何真正的分析）即从专断的公理出发进行研究，这种情况在所谓理性方法下太常见了，必然误入歧途，即使他对数学的运用炉火纯青，也是如此。” 门格尔认为：社会科学的逻辑分析起点不是专断的公理，而是个人最微末的经验现象；或者说，专断的公理只能用于推演综合后之经济人的虚拟行为，而个人的微末经验则存在于主观论下。由于哈耶克那一代的奥派成员深受维塞尔的影响，缺乏对主观论的认识而无法深刻理解门格尔的理论，所以，当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逃难到美国各大学后，也就难以影响美国大学的（新古典学派）经济学者，甚至欠缺传播主观论的能力。当他们分散到各大学成为孤鸟后，也只能逐渐融入各地的新古典学派的学术环境。米塞斯在维也纳的研讨班持续到1934年。那一年，他感受到纳粹即将吞并奥地利，就接受邀请前往日内瓦教书。在这之前，他陆续说服了研讨班的学员出国避难，而他们也都在他之前离开维也纳，并在美国名校找到教职。果然，纳粹军队于1938年入侵维也纳，哈耶克于此时申请英国国籍。1940年，米塞斯移居美国，因为他在瑞士仍然受到安全威胁。米塞斯刚到纽约时的生活相当艰难，必须仰赖美国亲近奥派人士的支持。20世纪30年代的这十年是奥派成员颠沛流离的岁月。留在英国的哈耶克相对幸运，至少在生活上没什么问题，但也承受了不少学术环境恶化的打击。他遭遇的是凯恩斯理论的兴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邀请哈耶克的理由是奥派预测了1929年大萧条的发生，但遗憾的是，这个邀请并非在大萧条发生之前。因为既然大萧条已经发生了，人们便盼望哈耶克和奥派理论能提出拯救萧条的对策。然而，奥派理论提出的策略却是让他们失望的“不作为”：人们要耐心等待市场力量利用萧条时期重新调整被错误配置的资源。相对地，凯恩斯针对人们的期待则提出积极的赤字财政政策，并讥讽奥派说，“从长远看，我们都已经死了”。于是，社会风潮大转向，经济学界快速地转向凯恩斯理论。这个时间节点大约发生在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1936年前后。艾伦·艾伯斯坦 在《哈耶克传》中引用当时著名经济学家的著作被引用的数字指出：1940—1944年，“作为专业经济学家的哈耶克实际上已被人遗忘”。其实，哈耶克清楚凯恩斯理论的致命伤在于没有资本理论，于是在1933年就着手重写奥派的资本理论。但他到了1940年就放弃这项计划，以致1941年出版的《纯粹资本理论》 就像未完成稿。学界对这段公案有不同的猜测，但无论如何，凯恩斯理论就如大洪水一般冲垮了奥派阵营。奥派迅速衰退的原因也和新古典学派的兴起及两者间的“社会主义者之计算的论争”有关。 自门格尔以来，奥派就反对计划经济。根据卡伦·沃恩的说法：门格尔当初发展价值论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拒绝劳动价值论中隐含的对私有财产权的否定。 其后，庞巴维克和维塞尔也都著书驳斥公有产权制度。然而，这些驳斥却被视为“对批判的批判”。当时，即使在庞巴维克的研讨班里仍有支持公有产权制度和计划经济的学员，如鲍威尔和纽伊拉特（前者是米塞斯最痛心的好友，而后者是他最大的思想死敌）。就在这样的氛围下，米塞斯于1920年发表《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经济计算》一文，从微观角度分析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断言其无法实现设定的目标，因为计划者在欠缺价格结构下无法正确地评估不同的计划案。根据哈耶克后来的谈话，这场论战在20世纪20年代是由米塞斯主战的，在20世纪30年代则由他出征。 他发现那些人都犯了经济学方法论方面的错误，“正是这种错误观念导致了某些天真的想法，譬如，他们认为：‘不管怎样，市场能做到的，我们都可以借知识来做得更完善。’”。由于他和米塞斯所持的都是经济学推理，而非体制的正义性，反对者在难以反驳的情况下只能扩大米塞斯顺便提到的诱因问题。诱因问题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核心议题，但不是奥派理论的主要关注。于是，争议就在社会主义者的自顾自说下暂时停歇。1938年，奥斯卡·兰格和阿巴·勒纳等新古典学派学者提出新的“市场社会主义”，主张中央计划局可以利用影子价格的价格结构去评估不同投资计划。在一般均衡理论下，影子价格的确可以利用均衡条件去估算。兰格的论述也就获得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奥派在这十年经历了成员的流亡离散和两次学术争论失利的打击，影响力呈坠崖式下滑。哈耶克开始思考重建奥派的奋斗方向，从微观分析转到政治经济学，探讨人类社会即将遭遇的体制危机（正如他之前对世界性经济萧条的警告）。拉赫曼是哈耶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指导的杰出学生。对哈耶克的转变，拉赫曼全看在眼里，并在一篇回顾文章中说道：“米塞斯和哈耶克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奥派经济学家。1931年1月，哈耶克以《价格和生产》为演讲题目，顺利地踏上伦敦的讲台，很快就接任图克讲座教授。我在1933年抵达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那时，院里主要的经济学家都是哈耶克派学者。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他变成孤独的学者，专心地在战争期间编辑《经济学期刊》。20世纪30年代初，米塞斯算是维也纳工业商会的重要人士，也主办他那有名的私人研讨班。到了1940年8月，他却以难民身份到达纽约。这两项事实清楚地展示了奥派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沧桑史。”如果不是特定学派受到政治压制，不同学派在思想市场的竞争就会如同商品市场的竞争，因此，那些受青睐的商品便会成为新的主流。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迅速衰退，奥派推卸不了宣传失败的责任。学派也如同企业，企业家的使命就是将商品推销到市场，而不是只顾藏诸名山或待贾者来。如果商品已经被下架，就不宜再重复过去的营销方式，因为它没法激起消费者的意愿。企业家的责任是重新诠释商品，让它成为消费者的新期待和新的消费对象。数学分析的崛起的确可以迷惑经济学家，但市场的容纳能力是多元的。商品的特色只要陈述清楚，就可能在自由市场中开创自己的垄断性市场。当奥派理论和新古典学派同质化之后，消费者会以较低的成本去挑选同质化商品。就经济理论的学习和应用来说，数学推演远比概念理解（先理解概念，再以理解的概念去理解经济事务）容易得多。这不是说奥派理论也必须跟上数学化，失败的事实已说明这样的转变不会带给它新的优势。产品的优势不是由生产者的认知（偏好和知识）定义的，而在于消费者的认知。企业家有能力改变消费者的认知，但这需要时间。在这之前或同时，企业家也能开发尚未进入市场的潜在顾客，或去寻找愿意花较高学习成本去获得数学推演得不到的较高级结论的潜在消费者。换言之，奥派如果要复兴，就必须从同质化的道路上掉头，重返门格尔不同于瓦尔拉斯的主观论，从而开拓时代期待的新理论。米塞斯和哈耶克都扛起重担、力挽狂澜，只是需要时间去拓展新的理论。诚如柯兹纳指出的，1937—1948年，他们俩就回到门格尔的原初理念，重新去发现奥派理论。由于成长背景不同，两人选择的道路并不相同。米塞斯以先验论深化奥派的主观论，而哈耶克以主观的知识论拓展奥派的市场过程理论。 他们都是以主观论为出发点的。之所以会如此，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一书中很清楚地说道：“或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过去数百年间，经济学的每一项重要的发展，都因主观论向前迈进一步而发生。”那么，他们要如何再向前迈进一步呢？米塞斯是从书写《人的行动》开始的。这部巨著的英文版在1949年出版，但德文版在1940年就已问世。他那时居住在瑞士，那是他一生中少有的幸福时光，也是奥派遭遇挑战和衰退的时期。《人的行动》只在讨论货币与信用时谈及凯恩斯，可以说，他重建门格尔理论的起点是着眼于对维塞尔的错误偏离的反思，因为这种错误造成奥派走向与新古典理论的同质化。门格尔的主观论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本质论基础上，譬如强调效用或偏好都不是政策可以改变的个人本质，但这种论述同时也假定了这些个人本质也不是个人自己可以改变的。于是，只要能立于高于个人之上的视野，就能看到这些个人本质的数据，也就很容易将这视野以数学表示为由上帝给定而与政府无关的效用函数。那么，只要允许经济学家在进行数学分析时扮演上帝，门格尔的效用理论也就等同于杰文斯的效用理论。为了避免门格尔的效用理论也受到数学分析的诱惑，米塞斯于是抽空效用与偏好本质的内容，仅保留其骨架和发展潜力。他认为，个人的存在是一个得由自己依发展潜力去给骨架填满内容的过程和使命。为了让个人填满属于他自己的效用内容，本质中也必然存在着行动的意志，允许个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决定或改变以填入本质的内容。他称这样的视野为先验的主观论。由于人的存在就是以行动去发展自己，扩展后的经济理论便完全不同于新古典学派的视野（也就是其基础建立在对给定资源善加利用的经济化决策行为上）。米塞斯在纽约安顿之后，便开始寻找教职。在朋友的帮忙下，他于1944年接受纽约大学（当时还不是名校）的访问教授职位，薪水由私人基金会支付，情况很像当年维也纳大学对他授予的私人讲师职位。他不以为意，因为有了能在学校开设经济学研讨班的机会，诚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说：“任何职业都不如大学教职那样令我神往……私人讲师的头衔似乎已经为我从事有益的教学活动提供了充分的机会。”他在维也纳大学 的头衔是助理教授，一直都没改变过；他在纽约大学的头衔是访问教授，也做了二十多年。米塞斯开始以英文重写《人的行动》，也仍关注社会主义的发展。他于1944年出版了《全能政府》和《官僚体制》二书，告诉人们国家权力运作下的政治现实并非他们想象中的完美。1949年，《人的行动》的英文版发行，市场的热络程度远远超出米塞斯的预期，这让他在美国社会有了发言权。1956年，米塞斯在一次会议上对拉赫曼提到：他觉得在未来一些年里，认识论将成为社会科学的首要任务。当然，这只是他个人的看法，但他自己的确在这样做：1956年出版《反资本主义的心境》，1957年出版《理论与历史》，1962年出版《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如果说米塞斯是在给奥派重建“微观理论”，那么哈耶克则是在给奥派重建“宏观理论”。新古典学派的微观理论是：个人在给定的政府政策下，依其给定的偏好和生产技术，决定个人拥有资源的最佳配置。在米塞斯的微观理论中，他允许个人可以自行决定自己的偏好与生产技术，甚至去改变政府政策。但政府政策该如何产生？这在新古典学派属于宏观理论的内容。虽然米塞斯不偏向无政府主义，但他也不正面去探讨政府政策（主要是批评）。那么，奥派要如何建立自己的宏观理论？早在《货币与信用理论》一书中，米塞斯就给货币建立了微观理论。奥派视货币为一种制度而非政策，因而便冷漠地看待政府政策。他们关心的“宏观”是制度，而非政策。制度是组织和规则的集合，因此，奥派的“宏观理论”就是对于组织与规则的经济理论，或更准确地说是对于组织与规则的起源与演化的理论。门格尔对“货币的起源”的论述采取的就是这一视野，并称之为“个人主义方法论”。米塞斯对于货币价值的回归理论，也是按照该方法论，只是他着重于陈述货币价值和主观论的关系。个人主义方法论和主观论是门格尔建立奥派的两件法宝，哈耶克就是想用这两件法宝去探讨所有的制度与组织的起源与演化。循着这个蓝图，我们就可以理解哈耶克拓展奥派理论的焦点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协调与秩序。人们如果不想接受政府的控制，就得遵循社会自然生成的规则。那么，这些生成的规则又是如何出现的？如果回到门格尔的货币论述，那么我们会发现当有人发现更具有（市场）销售性的商品时，就会试图将它作为新货币。只要有人看到新货币的便利或被说服，该商品就开始成为新的货币。制度的起源或演化都是循着“有人新发现，接着有人跟随”的轨迹发展。这一轨迹不仅可见于货币的演化，更可见于市场上各种商品和交易形态。在市场上，这些先发现和跟随的人分别就是企业家和敢冒险的消费者。总的来说，米塞斯在微观方面允许个人可以改变社会规则，而当许多人都接受新的社会规则，并在企业家和追随者一棒接过一棒后，就出现了哈耶克所关注的社会的合作、协调与秩序。社会的演化不像郁金香到了四月就自然会从土中冒出那般的自然演化，而是行动人居其间，以经济人所不具备的企业家精神在开创和跟随，不断地开拓出一条又一条新道路。米塞斯在1951年出版的《利润与亏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清楚地说明市场机制的动力只能来自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的计算。同样地，哈耶克在1936年发表《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1948 年发表《竞争的意义》和1968年的《竞争作为发现程序》也都或明或暗地指出企业家在市场中的创新角色。这就是米塞斯和哈耶克重建后的完整的奥派体系，其中米塞斯深化了门格尔的主观效用理论，而哈耶克则拓展了门格尔采用的个人主义方法论。
拉赫曼出生于德国柏林，大学时曾赴苏黎世大学交流，并在那里读到了米塞斯和哈耶克的文章，因此开始对奥派产生兴趣。1933年，希特勒掌权，拉赫曼随即迁往伦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哈耶克的指导下完成博士学位。毕业后，他任教于英国，发表数篇关于资本理论的文章。他是第一批不在维也纳训练出来的奥派学者。顺便一提，这批学者也包括我国最早的奥派学者周德伟和稍晚一点的蒋硕杰。 这两位前辈和拉赫曼接受的都是“门格尔—维塞尔—哈耶克”的理论体系，以及“米塞斯—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当然，个人初期接受的片段知识，未必就是他之后建构的知识体系。以周德伟为例，他说：哈耶克于1934年“命余详阅孟格尔之《社会科学及经济学之讨论》，并命余习康德以后之德奥知识论及米塞斯之《共同经济》。此书即后来英文出版之《社会主义》之根据”。 但在1951年后的两年，他连续发表了三篇探讨《人的行动》的长文，分别是《经济与行动》《人文现象的领悟》《人的行动与文化》。1948年，拉赫曼举家移居南非约翰内斯堡，表面上的理由是金山大学给他正教授的职位，背后不无“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决心——拉赫曼毅然选择到非洲草原去继承奥派绝学。到南非后，拉赫曼全心于教职，并修改在英国时发表的资本理论的文章。1956年，他出版《资本及其结构》，把奥派的资本理论拉回到门格尔的资本结构。该书虽没有完整的结构，但其内容已被视为哈耶克《纯粹资本理论》的续篇。拉赫曼因此书成名，也成为奥派复苏中最重要的台面人物。在米塞斯的《人的行动》于美国大受欢迎前，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也造成洛阳纸贵。《纽约时报书评》将它当作头条新闻，《读者文摘》也刊登节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即使凯恩斯理论盛行，人们对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的心态也已不再悲观。这些年，许多鼓吹自由主义的团体接续成立，如1945年伦纳德·里德设立的经济教育基金会、1947年哈耶克设立的朝圣山学会、安·兰德主义的兴起等。不过，它们时常为了国家的适当功能或国家干预的限制等问题而争议不休，甚至彼此敌视。譬如，米塞斯的前两大弟子森霍尔茨和罗斯巴德就不相往来，因为前者捍卫有限政府的古典自由主义，而后者鼓吹激进的无政府主义。1974年，在美国佛蒙特州南罗雅顿举行的奥派经济理论会议（简称佛蒙特会议），就是由拉赫曼、罗斯巴德和米塞斯的另一位弟子柯兹纳（三位在当时都是奥派的中生代）共同向与会的奥派后世学者传授奥派理论。很遗憾，森霍尔茨因和罗斯巴德因不合没参与。那时，哈耶克也因严重的忧郁症而未能飞到美国。许多人将佛蒙特会议视为奥派浴火重生的“复苏会议”，但柯兹纳认为，较适宜的说法应是奥派在“复兴之路”上最后点燃薪柴的一程，因为在这之前的日子是薪柴和燃油的漫长准备期。奥派的复兴并不是来自奇迹，而是来自十多年时间营造出来的自由主义氛围、满腔热情并愿意追随的新生代，以及培养蓄意待发的新领导人。这三个条件在当时都已经成熟。出于相同的社会氛围，哈耶克在会议后一个月荣获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佛蒙特会议之后，拉赫曼接受柯兹纳的邀请到纽约大学授课并主持研讨班。1987年，高龄的他已无法每年两地飞行，便回南非长住，直至过世。 复兴后的奥派在美国形成“北柯南罗”的两大本营：前者是以柯兹纳为中心的纽约大学和乔治梅森大学的奥派学者群，后者是以罗斯巴德为中心的米塞斯研究院和分散在美国南方各大学的奥派学者群。这两个阵营也水火不相容，据说双方直到2011年才达成和解，由对立转为合作。乔治梅森大学的卡伦·沃恩见证了佛蒙特会议和奥派复兴。1974年，她在田纳西大学教书，因受朋友的邀约而参加了会议。她说会议的名称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批判性的重新评估”（Ludwig von Mises: Towards a Critical Reappraisal），而当天的晚宴演讲是安排罗斯巴德和柯兹纳谈他们敬爱的老师米塞斯。所以，这是一场缅怀刚刚过世的米塞斯的集会，不算正式的研讨会，因为会议内容主要是三位讲者（虽然也有评论者）在讲授他们各自理解的奥派理论。沃恩是这样陈述她对奥派的首次接触：“尽管我被奥地利学派对市场经济的辩护吸引，但在我看来，这是对教义纯洁性的要求，而不是公开的争论。但罗斯巴德以这种态度鼓励他的追随者。这让我对奥派却步，也对他和他的想法持谨慎态度。然而，正是接受芝加哥学派训练的詹姆斯·布坎南（我当时认为是主流的学者）同意米塞斯和哈耶克都说出了一些重要的话，这才给了我信心去追求奥地利学派的经济理解方法。” 沃恩提到布坎南，是因为她被要求在会议上讨论罗斯巴德的一篇论文。由于自觉只是新手，她在讨论前仔细阅读了论文参考文献中的每一篇文章，包括布坎南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探讨成本之论文集》 的序言。她说布坎南以一种“不认为自己属于奥派却又非常严肃地讨论该学派理论的态度”在论述奥派学者，这令她感动。她一生都在研究奥派经济学，虽然自称亲近而不隶属于奥派。她于1998年出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一个传统的迁入》，该书已成为认识奥派发展的重要经典。米塞斯在1940年的《回忆录》部分章节和1969年的完整自述里，巨细靡遗地记下奥派发展过程的点点滴滴。然而，他最惦念的还是学派在对抗邪恶时的坚持和传承自由思想这两件事。这是一体两面，因为明日的坚持力量来自今日传承的自由思想。或许是出于这类考虑，他这两次的文字便分别陈述了这两件事。在那个时期，米塞斯所指的邪恶是德国的法西斯政权，并将这邪恶从本质上推到学术界的德国历史学派。他在《回忆录》中说道：“在德语世界，人们奉施穆勒为政治经济学的宗匠巨擘……在许多忠实信徒的推波助澜之下，这种相对主义已经堕落成对过去和过去体制的盲目崇拜……老一辈的历史学派学者保持一种对西方思想的民族主义的怨恨，年轻一代的历史学派则把纳粹分子拒绝西方思想的理由掺杂进来。”他指名道姓，称维尔纳·纳桑特在希特勒执掌大权时，就撰文宣称“元首是天命之人”。米塞斯在1969年出版的小册子，用了一半的篇幅批判德国历史学派。他首先指出德国历史学派偏颇的立论原则。他说，古典学派既然以逻辑论证出政府干预必然失败，德国历史学派若不能接受，就“只有一条路可走，即原则上拒绝一切声称其原理普遍有效的社会经济知识，认为只有经济史和经济描述才具有研究价值，而那些与经济现象的相互联结关系相关的基础研究则是‘抽象的’和‘不科学的’”……于是，他们彻底否定门格尔采用的逻辑论述的方法论。门格尔当时也清楚地看到这点，便于1883年出版《社会科学方法论探究》（以下简称《探究》）批判德国历史学派对逻辑论述的漠视，并指出其严重后果：任何历史陈述若没有理论为依据，其论述便都不是确切无疑的。米塞斯接着门格尔在《探究》中的批判，指出德国历史学派因无法在逻辑上否定古典学派，才选择从更底层的方法论去责难古典学派。德国历史学派在经验主义的哲学传统下，把经济学看成一门类似物理学的实验科学，并通过这一视角认定古典学派的假设也源于经验。他们不愿让人看出是在直接地拒绝自由主义，便在言语上质疑古典学派所推出的结论并不具有普世价值，因为那些结论只不过是根据英国特殊经验所推演的结果，而德国的经验就不同于英国经验。换言之，他们否定存在一种对所有国家、民族和时代都普遍有效的经济学。于是，如米塞斯所说，“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他们引用了各种历史先例……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经济学堕落成一种凌乱无章、七拼八凑的杂糅品，其间塞满了从历史学、地理学、工艺学、法学和政党政治中借来的各种知识碎片，穿插了各种针对古典学派‘抽象’错误的反对言论”。 那么，德国历史学派为何不能接受英国的经验？米塞斯简单地提及“英国政治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及其与功利主义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德国教授的眼里，这样的学科简直卑劣无比……在以高雅文化自居的人当中，仅仅是提及财富和金钱这样的低级东西就成了一种禁忌”。米塞斯没去批评这类高尚精神，因为学者们自柏拉图以来就幻想能出现具有高尚精神的仁慈统治者。苏格兰启蒙运动试图改变这种思维，但欧陆的启蒙哲人仍期盼当时的君王能华丽转身成仁慈的统治者。米塞斯在1929年的演讲主题是“怀念门格尔”，出乎意料地，他对德国历史学派谈得甚少。或许是深刻理解门格尔心中的痛，他才在《回忆录》揭露道：“门格尔为何变得心灰意冷，正值盛年却要偃旗息鼓？其中缘由，我想我是知道的。他敏锐的头脑已经认识到了奥地利、欧洲和世界的命运。他眼睁睁看着世界上‘最非同凡响’‘最无与伦比’的文明（19世纪和20世纪的西欧）正冲向毁灭的深渊。他预见了我们今天经历的所有恐怖（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知道整个世界背离真正的自由主义（而不是离经叛道的左派所认为的美国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后果……卡尔·门格尔在预见自己的特洛伊城不可避免沦陷之时，几乎还没度过半生。”米塞斯甚至怀疑鲁道夫王储的自杀是受到门格尔悲观情绪的感染，那是对自己的帝国和欧洲文明感到绝望，而不是为了一个女人。不过，米塞斯在这次演讲中也留下一段很著名的批判：“即使执政的历史主义者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也不意味着他们不靠理论行事。这只是意味着，他们对于事先研究其理论的正确性、深入思考其理论的逻辑结论、整合与系统化其理论、探索其理论的不可辩驳性和逻辑一致性，以及将其理论与事实进行核对，已经没有任何诉求。因此，该学派的研究不是基于有用的、无可辩驳的理论，而是基于站不住脚的、因充满矛盾而被他人长期丢弃的谬论。这些都是这个学派的研究成果。”对自由主义的传承，米塞斯在《回忆录》中清楚地说“这的确是经济学家的责任”。要将责任奉行，经济学家除了要“愿意去做”外，也会期待友善的环境。米塞斯在1969年的演讲就是先陈述环境，然后才谈及奥派学者的行动。米塞斯提出一个奥派兴起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为什么在专制的政治环境下，门格尔还能提倡主观论？他给出的回答是：德国的大学属帝国所有，教授们只能讲授政府允许的内容，以至于“在1871年之后的德意志帝国，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的‘异类’学说已经没有容身之所”。但奥地利的大学则不相同，因为它们受益于1867年自由党成功推动的宪法和补充的基本法，因而废除了政府和宗教的书报审查制度，便享有了比欧陆其他国家更大的学术自由。他说：“在1918年哈布斯堡王朝解体之前，自由主义者说服皇帝于1867年接受的宪法及其补充性的基本法律依然大体有效。”既然政治和宗教权力的强制打压已经不存在，学术思想的改革者就失去了责怪政治环境恶劣的权利。于是，改革者不能只具有推出新理念的抱负和冲动，还必须抱有扭转环境的使命，以及相应的行动。先说维也纳大学的学术自由环境。米塞斯指出三项核心内容：第一，大学教师虽然也具有公务员的身份，但没有上级指导员，因而在课堂和研讨班所教授的内容不会受到干涉；第二，大学教师的聘任与升迁等属于学院的内部事务，即使相关的政府官员想介入也需要遵从学院的运作规则；第三，学院的教学任务开放给经过学术审定的“私人讲师”，即便他不是该校的雇员。这三项学术自由吸引了欧洲各国的优秀学者前来演讲，并在各领域开创新学说，打造出19世纪辉煌的维也纳学术成就。在这三项学术自由中，前两项是对政府权力的约束，第三项的私人讲师制度则跨过消极自由的界限，善加利用了政府释放教学公共空间的善意。私人讲师没有来自政府的工资，必须向愿意来听课的学生收取费用。米塞斯说，私人讲师能收到的学费大都无法支付其生活费用，因此他们都有其他正职。这种无薪酬政策能长期地保护他们免受来自政府的刁难和威胁，也保障该制度不会遭受预算不足的借口而被任意取消。当优秀学者可以自由进入校园开课后，新理论就有了公开曝光和正式传播的通道，也可以和学院的既有理论竞争。米塞斯说，不仅门格尔曾以私人讲师的身份在大学开课，当时有名的心理学学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是。有了自由的环境，还需要行动。就奥派来说，门格尔开创了新理论，但没创立学派；奥派是在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努力下壮大成形的。有意思的是，他们二人都不是门格尔亲自指导的学生，而是毕业于其他大学，都因阅读了门格尔的《原理》才“带枪投靠”，来到维也纳大学。这传奇展现了中国传统的“道统继承”：继承者不必是学统成员（是的话更好），但得在深度理解其经典文献后，能以时代语言和新思想重新开发原初理论的生命力（也就是“立言”）。立言之后，他们还有传授下一代的使命，实现“为往圣继绝学”的终极目标。当时，庞巴维克和维塞尔加入了门格尔开设的研讨班。研讨班就蕴含着这种自由主义的传承传统。研讨班分为在校内开设的研讨班和在校外开设的私人研讨班，但都对外开放。研讨班的学员可分为三类：想继续深入探讨理论的指导学生、受该教师吸引而来的非指导学生，以及校外仰慕该教师的学者。门格尔研讨班的杰出成员就不只庞巴维克和维塞尔，还有（米塞斯提及的）两位非凡的捷克学者弗朗茨·库赫尔和卡雷尔·英格利斯，以及（哈耶克提到的）门格尔的学生欧根·菲莉波维奇和来自瑞典的追随者努特·维克塞尔。庞巴维克和维塞尔在担任教职后，也都有自己的研讨班。庞巴维克研讨班的杰出学员较多，有奥托·鲍威尔、理查德·施特里格尔、奥托·纽伊拉特、弗朗兹·魏斯和尼古拉·布哈林，以及米塞斯和比他小两岁的熊彼特。维塞尔研讨班的名气相对较小，学员代表是将来接任教席的汉斯·迈尔。米塞斯因货币理论的见解不同于维塞尔，从未参与他的研讨班。米塞斯于1914年开始在维也纳大学任教，并于1919年在校外开设私人研讨班。他说，校内研讨班的上课时间很少，一般是每周2—3小时，无法满足想深入学习的学员，因而他开设了校外的私人研讨班。他在1962年的演讲内容就集中于他在维也纳和纽约开设之私人研讨班的点点滴滴。1926年，迈尔接任维塞尔的教席后，也开设了研讨班。这时的维也纳大学就存在两个研讨班，其中米塞斯的研讨班名气较大，杰出学员包括莱奥·舒恩费尔德、阿尔弗雷德·舒茨、戈特弗里德·哈伯勒、弗里茨·马赫卢普、保罗·罗森斯坦-罗丹、奥斯卡·摩根斯坦恩以及哈耶克等。迈尔的研讨班也吸收到几位米塞斯的学员，如舒恩费尔德、罗森斯坦-罗丹和摩根斯坦恩等。米塞斯在纽约开设的研讨班，其学员有威廉·彼得森、汉斯和乔治·赖斯曼等，以及在1974年佛蒙特会议担任主讲者的罗斯巴德和柯兹纳。米塞斯在维也纳的研讨班学员到美国后，大多让他失望和痛心（哈耶克除外），但纽约大学的研讨班学员带给他慰藉和骄傲。在维也纳时，研讨班学员大多学过维塞尔传授的理论，也就采用了讨论方式；在纽约时，新参与的成员大多像张白纸， 米塞斯只能以亲自 开讲 的方式传授。他说，私人研讨班通常每周或隔周聚会一次，他们会先找个餐厅一起吃晚饭，再转到咖啡厅讨论，时常到深夜才结束。门格尔和其他奥派前辈以其学说、著作和自身行动，彰显他们对自由主义的追求。米塞斯门格尔拒绝为《原理》发行第二版为例阐释道：“一个开拓者的责任是尽其所能地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但没有义务宣传自己的思想，更别提用一些可疑的方法使自己的思想被人们接受。”的确如此（当然也不仅如此），他们彰显了自由主义的原意——个人主观意识下的理性、义不容辞的行动，以及对他人选择的尊重。
米塞斯的思想影响了罗斯巴德、哈耶克、安·兰德等人，作为奥地利学派的第三代掌门人，米塞斯让奥地利学派再度崛起，他因此被誉为“奥地利学派的院长”。
奥派的理论与思想听起来有些很平常，但真正想读懂奥派，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尤其是在这个全球经济出现新变化的时代，无论对于国家、社会、还是个人，无论是守护当下的，还是期盼未来，理解奥派都变得更为重要。
为此，少数派文苑诚荐刚刚翻译出版的一部米塞斯著作《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简史：米塞斯的视角》（2024年3月出版），这是一本走进奥派思想、理解米塞斯思想的绝佳读物，即可入门，又可深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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