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付鹏在“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4”上提出，“房价一旦下跌，连40元的咖啡都不敢喝了”，让人有点猝不及防。此前对房地产持续低迷的讨论，主要是影响国民经济的宏观视角，诸如通胀、土地财政和GDP增长。房地产行情和个人消费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冷门的话题。而且，付鹏的观点和此前的主流观点相反，颇具争议性。过去的主流观点是高房价抑制了消费，这也是支持房地产调控“下狠手”的主要依据之一。按照这种观点，房价越高，购房支出在收入中占比就越高，挤占了其他的消费项目。所以，抑制房价等于释放了消费力。应该承认，这种观点很符合“经济直觉”，因此很容易被大众接受。不过，也有反对者提出，不应忽视购房带动的消费增长。装修、购置家具和家用电器，都是“大消费”，消费拉动力远远大于剩下“买菜钱”的“小消费”。既然房市行情一向是“买涨不买跌”，所以抑制房价非但不能增加消费，反而会导致房市低迷降低了消费。这种“反直觉”的观点，好像也有一定的道理。那么，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招商宏观的张静静团队今年4月29日的《居民消费回暖的结构性特征》报告中有专门的研究，通过分析2005年至今五轮房市景气周期和消费趋势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房价走势与整体消费变化的关系并不紧密。从数据上看，这一结论是可以成立的。逻辑似乎上也可以讲得通。房地产拉动的“大消费”和买房省下的“小消费”此消彼长，是消费结构的变化，而不是消费总量的变化。可支配收入的流动性约束，才是决定消费总量的刚性约束，和买房不买房关系并不大。但是，这一研究结论或许可以解释此前四轮房地产周期和消费趋势变化的相关性，却并不适用于当下。因为，这一研究中，房价上涨的“财富效应”是盲区。“财富效应”正是付鹏观点的主要依据——消费降级因房地产财富效应消退和企业降本增效，中产阶级受房屋价值缩水影响显著，形成消费降级循环。所谓“财富效应”可以这样理解：房价上涨带来的资产性收入，产生了额外的消费动力。这在“有房一族”的中产人群中，普遍存在。房价长期上涨的预期稳固，“手上有房心中不慌”，为退休养老、失业风险预留的储蓄不再必要，提高了消费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甚至有了消费借贷的底气。“财富效应”作用在微观的消费心理层面，对消费习惯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很难定量分析。谁也做不到“预计十年后房价涨多少，今年我能多花多少钱”的精准消费，无非是房价上涨预期稳定，花钱就松点。此前二十年，房价上涨预期一直很稳定、很乐观，几乎不受政策调控形成的短周期影响。“越调控越涨”的规律形成的惯性思维是“反正政策一放宽，房价又上一个台阶，没什么可担心”，该花的不该花都花了。所以，招商团队用房市景气的短周期和消费趋势作数据作比较的观察方式，是有局限性的。这种短周期观察，只能观察到可支配收入的变量影响，观察不到“财富效应”穿越周期的恒量影响。只有等潮水退去后，才能看到沙滩。“房价一旦下跌，连40元的咖啡都不敢喝了”并非臆想夸大，而是当下正在发生的。2022年至今，长达二十年的房产升值预期终于被打破。“手中有房”的，心里也慌了。实际上，“财富效应”迅速退潮，对中产人群全年龄段、全方位打击。最先“反转”的还不是“40元一杯咖啡”的消费领域，而是金融行为。首当其冲的是2015年第五轮调控后踩着“周期尾巴”上车的“新中产”。2018年-2023年购置房产的，六成是80后，三成是90后。很多人才被高比例首付、高房价掏空“六个钱包”，还要承受历史高位的按揭利率，不得不自救。不仅自己要节衣缩食，还得再刮一遍“六个钱包”，以提前还贷的方式尽可能止损。70、80世代的“老中产”也没好到哪里去。“以房养老”、“卖房上岸”的中长期财务成了镜花水月，只能以增加储蓄的方式增强经济安全感。目前的情况，不是高房价挤占了消费，而是高储蓄增加挤占了消费。这是房价下跌导致中产人群资产性收入增长预期消失、经济安全感下降后的应激反应。汽车和茅台都卖不动了，“新中产”钟爱的“潮牌”迅速落潮，“老中产”身份标志的米其林也不香了。这轮消费冲击最为显著的是“四大一线”。2024年6月，北上广深的社零同比增速比5月分别大幅下滑了12.8、11、10.2、3.2个百分点，至-6.3%、-9.4%、-9.3%、-2.2%。如此明显的社零滑坡，颇为费解。四大一线上半年的经济增速的确放缓了，但也仅是放缓，对消费领域的传导作用不应该那么显著。问题还是出在房地产。四大一线的调控政策相继放宽后，楼市表现不温不火，没有预期中的“反转”。最后的救市预期幻灭了，四大一线的中产人群终于到了“梦醒时分”。当初“财富效应”效应有多强，现在的退潮就有多猛。事到如今，我们必须正视房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房产占中国家庭财产的80%之重，这块“大蛋糕”缩水导致资产性收入预期的下降，怎么可能不影响消费？房地产打个喷嚏，几万、几十万的家庭资产人间蒸发，“连40元的咖啡都不敢喝了”还是说得太轻了。如果房价大幅下跌，中国能有多少中产家庭幸存？多少消费动力将会化为乌有？失去消费升级的动力，产业升级之路能走多远？我们低估了资产性收入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最近，“存量房贷降息”的消息不胫而走，甚至撩出了一波地产股行情。其实，呼吁“存量房降息”的呼声一直很高，不能说此前没有一点回应，但也只是“意思意思”，回应了一点点。012023年的8月31日晚，央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过一个降低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规定，存量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借款人可向承贷金融机构提出申请，由该金融机构新发放贷款置换存量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新发放贷款的利率水平由金融机构与借款人自主协商确定，但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上的加点幅度，不得低于原贷款发放时所在城市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应该怎么评价呢？“苦一苦客户”和“苦一苦银行”的二选一，终究还是站了银行。图/图虫创意通知开了“可以协商”的口子，但是不能跨行转贷，只能和承贷金融机构申请。降不降、降多少，最终决定权在承贷金融机构，妥妥的“优势在我”。不仅如此，还很贴心地托了个底——不准降到买房时的政策利率下限。结果是新房按揭的平均利率降到了“3字头”，2019—2023年搭上“楼市末班车”的存量房贷还是“4字头”。站在银行的角度看，政策效果很好，只降了一点点，不伤筋动骨，吃嘛嘛香。站在存量房贷客户的角度看，也是波澜不惊——还不起的还是还不起，不想还的还是不想还。还不起房贷的，“还”房子。据中指研究院发布监测数据显示，2024年一季度，全国法拍房市场挂拍房源数达21.9万套，仅1月份就挂拍10.04万套，同比增长了48.2%。不想还的，提前还贷。全国多个房地产热点城市，办理提前还贷的“热情高涨”，预约排到了两个月以上。8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4年二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数据显示，2024年二季度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37.79万亿元，同比下降2.1%。金融机构是吃到嘴里的肉不肯吐出来，可是，存量房贷客户也不肯“坐以待毙”，“还你房子”的“武断”和“提前还款”的“文断”一起上，竭尽所能地逃离被套的命运。意思意思降了那么一点点存量房贷利率，并没有打破僵局。02存量房贷利率政策改革号称“市场化改革”，却连随行就市都做不到。2019年8月LPR改革后，5年期以上LPR下降7次，从4.85%降至4.20%。一通操作猛如虎，年均降幅0.12%。2019年至今，中国经济经历了多少变化，可是存量房贷利率的“市场化利率”岁月静好，根本没有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这可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策失灵”。金融机构很笃定，房产占中国家庭资产的80%，是掏空“六个钱包”的命根子，所以政策设计很霸道。政策保驾护航下，牢牢握住定价权，吃定了存量房贷的既得利益。图/视频截图可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违反市场规律的单边受益，却让经济付出不小的代价。“苦一苦银行客户”，也苦了经济。首当其冲的是消费。房贷压力持续增加，消费能力持续下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1—11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跌跌不休”。除了7—9月的暑期窗口，环比、同比几乎全负。今年上半年，同比算是稳住了，但是环比依然不乐观。经济重镇的四大一线，消费形势更不乐观。国统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6月，北上广深的社零同比增速比5月分别大幅下滑了12.8%、11%、10.2%、3.2%，至-6.3%、-9.4%、-9.3%、-2.2%。四大一线的居民既是消费的主力，也是房贷的主力。鱼和熊掌之间，他们选择了“熊”。“苦一苦客户”的结果无非是百姓节衣缩食。都节衣缩食了，又谈何“提振消费”呢？消费都要打折扣了，又谈何投资？03存量房贷利率逆势坚挺，不仅挤占了短期的消费力，更改变了市场心态。钱是死的，人是活的。既然收入增长预期消失，金融机构不肯“共度时艰”大幅让利，老百姓就只能防患于未然。买房显然是不可能了，买车也得缓缓，大消费让位给提前还贷。连小钱都得省下来以备不时之需。大消费大省，小消费小省，大量资金退出了流通流域，逃进了银行储蓄账户“保平安”。锱铢必较、一毛不拔的金融系统更“有钱”了，却不是如愿以偿地捡到聚宝盆，而是被超额存款“撑爆”的风险。央行数据显示，前7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10.66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8.94万亿元，是存款增加的绝对主力。可是，同期的住户贷款仅增加1.25万亿元。老百姓存了7块钱，只贷了1块钱，和银行的债务关系逆转了。轮到银行欠老百姓债了。银行不但不能从住户新增存贷款业务中赚到利差，还要以将近1:7的比例倒贴利息。比较一下2018年上半年的数据，可以更好地理解目前的形势有多逆天。住户存款增加4.26万亿元，约为今年1到7月份的一半。住户部门贷款增加3.6万亿元，是今年1到7月份的3倍。住户存贷款严重失衡、银行每个月都要倒贴大量的利息。金融机构用存量房贷“拿捏”客户，遭到了超额存款的“报复”。图/冰川目前，个人住房贷款余额37.79万亿元，还在源源不断为银行创造利润，还能填补住户存贷款比失衡的流动性损失。可是，能经得起多少轮住户存款的超额增长呢？或许有人会说，住户存款增长终究会到头的。可是，老百姓的房贷承受力也是有极限的。一旦存量房贷出现“断供潮”，整个住户金融业务口秒变流动性黑洞，怎么收拾？金融机构死守存量房利率的既得利益，是硬生生把38万亿的存量房贷打造成了经济循环的堵点——堵住了消费力的释放，给市场信心添堵，经济循环不畅的压力“回旋镖”，最终反噬金融体系。金融机构死守存量房贷的做法，是典型的“搬石砸脚”，其中的教训值得深思。大幅降低存量房贷利率，纾解民困，势在必行。随行就市、惠及民生释放出来的市场流动性，是直接进入经济循环的“活钱”，不是强行放水空转的“死钱”可比的。老百姓手头宽裕一点，心态稳一点，消费能力强一点，长期持有房产的信心足一点，都是真金白银的经济动力。经济发展“以人为本”不是道德高调，而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违背市场规律的过度攫取，逃不过市场的反噬。不要心存侥幸，抱有“苦一苦客户”的心理，真金白银的好政策就是要及时出、大力出，咬牙忍痛也得出。否则，错过了窗口期，就不好说。

重庆市璧山区成立“砸锅卖铁”专班的文件流到了网上，引发围观。有的网友惊呼看不懂，也有批评地方政府文件用语太夸张了。其实，“砸锅卖铁”的提法并不是重庆首创，此前已经有不少地方政府用过。这也不是哪个地方政府拍脑袋发明的，而是出自著名的“47号文”，即2023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重点省份分类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试行）》。“47号文”要求，在地方债务风险降低至中低水平之前，严控新建政府投资项目，严格清理规范在建政府投资项目。还开出了12个重点省市的名单，叫停了这些负债大户的基建投资。文件中有“砸锅卖铁全力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明确表述。去年底发的“上位文件”还热乎着，今年各地齐齐刷刷地“砸锅卖铁”，正常操作。从“化债”到“砸锅卖铁”真要比创新程度，“化债”能甩“砸锅卖铁”好几条马路。自古以来，只闻化缘，未闻化债。欠债要么还，要么赖，怎么能“化”呢？除了地方债，也没听说别的债能“化”的。“化债”唯一能想到的手段，就是举新还旧，付出利息成本推迟债务档期。可是，地方债的规模太大了，大规模举新还旧，远远超出了金融系统的承受能力。因此，“化债”半年，地方债不降反增。截至2024年6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42.6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大约5万亿。此外还有通过地方国企的融资平台借了大量有息债务，规模当在75万亿以上。“化”不掉，就得还。可是，拿什么还呢？按理说，当然是靠财政收入的增量还债。可是，没有增量。今年上半年的财政收入情况并不乐观。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59万亿，同比下降2.8%。31省市中仅上海的地方财政有盈余，其余全部为赤字。地方财政没有“余粮”给地方债兜底，那就只能处理资产了。“砸锅卖铁”就是指出售“闲置资产”，用以还债。不得不说，47号文提出“砸锅卖铁”，是有先见之明的。“化债”的终点是“砸锅卖铁”还债，毫无悬念。可是，“砸锅”不容易，“卖铁”更难。“砸锅”不易地方政府手上有很多资产，但是真能拿出来“砸”的“锅”并不多。地方政府手头的“资产包”中，有不少是“楼堂馆所”等自持固资。前些年手头宽裕，投入这些“门面”的钱是不少的。其中有不少确实称得上是“闲置资产”，比如大量空置的办公楼、办公室。闲置是真闲置，但怎么“盘活”呢？对外招租，谁愿意在领导眼皮底下办公？出售就更不可能了。市面上空置待售的办公楼很多，谁会买那些“小白宫”？同理，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也很难“处置”。总之，地方政府自持自用的固定资产，无论怎么闲置，都不好“处置”。地方政府手头的另一项大宗资产——土地。“锅”虽大，却不好“砸”。地方政府拥有的土地是很多，但是，大部分低线城市的土地资产都不优质。就那么点有限的土地资源，已经“房地产开发下沉”的热潮中，进了银行当抵押物。何况目前房地产市场趋冷，房企选项目是慎而又慎的，谁敢轻易“下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6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0.1%，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9.0%。供需两不旺，能把地卖出的地方政府没几家。如此看来，地方政府手上的“锅”，就只剩下国企了。最普遍的是水电煤等城市基础供应，各地方政府手里多少都有点。这些本质上是企业化管理的公用事业，自带垄断属性。“水电煤”只要敢涨价，就能盈利。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利润表现一枝独秀的就是这些。1~6月份，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的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3.1%，可谓夸张。但是，这种“利润表现良好”是有舆情风险。此前昆明4月份的川渝天然气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就是一例。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很多已经“处置”过了。比如川渝天然气事件闯祸的那几家都有华润这样的央企参股，并没有多少“处置空间”。一些自诩“市场派”的人士想当然地认为，“砸锅卖铁”是90年代国企民营化改革的先声。只能说，很傻很天真。“卖铁”更难迄今为止，没有哪家“砸锅卖铁”的地方政府有过民营化改革的表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红线紧绷，谁敢越雷池一步？就算地方政府敢放手，也没有民营企业家敢出手。1990年代国企改革的“接盘侠”，倒在这根红线上的数不胜数，少数幸存至今的还活在某夹头之流的阴影里。他们可不管民营企业家当初接手时的摊子有多烂，你盘不活是你没本事活该。要是真盘活了，那就是“国有资产流失”的铁证。在这些“键盘侠”的推波助澜下，我们的舆论场已经陷入了严重的“资本污名化”。资产在国资手上怎么搞、搞成什么样，都是“做大做强”的白月光。一到民企手上，就成了“万恶的资本”。这种社会氛围下，国企的民营化改革是无法推进的。勉强上，也会留下严重的后患。转轨不彻底、产权不清晰，经营权边界模糊等等问题，导致“国”、“民”之间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安乐。深入骨髓的民营企业歧视，对民营企业的抑制，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消失。所以，就算地方政府舍得“砸锅”，找谁“卖铁”呢？结语目前地方政府的“化债账单”上，靠“砸锅卖铁”盘活两三千万资金，对几十亿、上百亿的地方债杯水而言，车薪罢了。实际上“化债”要还是靠举新还旧的债务置换缓一缓短债的偿付压力，这显然是解决不了问题。拉长“引线”，并不能“排雷”。地方债问题的求解，任重道远。解决问题的前提是直面问题。今天的国资规模绝非上世纪九十年代可比，但是资产质地并没有提高。且不说大量无效基建造成的债务压力是财政“无底洞”，就是国企的整体经营表现也很难说好。资产占比和经济贡献、经营效率不成正比。《经济观察报》报道提供的参考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国有控股企业资产总额相当于全国规模以上企业资产总额的98.1%，在全国各类企业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可能近60%。可是，国有控股企业的营业额86万亿元，仅占全国规上企业278.7万亿元的31%。资产营收率24.3%，明显低于全国规上企业的78.3%，相当于全国企业的近1/3水平。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利润率为1.3%，全国规上企业为3.9%。国有控股企业的营收利润率为5.4%，全国规上企业为4.9%。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64.4%，全国规上企业为58.3%。这组数据说明，国有企业的确做大了，有碾压性的规模优势。营收利润率高，体现了国有企业行业优势。但是，资产的经济贡献指标、经营效率指标均大幅落后于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大，但是不够强。大而不强，反映在国企的财政贡献上。在全国经营性资产中占比六成左右的国企资产，仅提供了全国税收总额的三分之一。大体上讲，国企资产的经济贡献、经营效率、财政贡献，都是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既然地方政府“砸锅卖铁”也解决不了地方债问题，那就只有等国企做强，强到足矣提供与资产规模相匹配的财政贡献时，才能成功“化债”吧。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房屋养老金”一石激起千层浪。8月23日，住建部宣布“研究建立房屋体检、房屋养老金、房屋保险制度，构建全生命周期房屋安全管理长效机制”、“22个城市已试点”。舆论哗然，“变相房地产税”、“以房养老变成了为房养老”等种种解读，搞得人心神不宁。一些发布消息的官媒，直接关闭了评论区。8月26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回应称：房屋养老金由个人账户和公共账户两部分组成，不会增加个人负担。公共账户按照“取之于房、用之于房”“不增加个人负担、不减损个人权益”的原则，由政府负责建立，从试点城市看，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补一点、土地出让金归集一些等方式筹集。目的是建立稳定的房屋安全管理资金渠道，不需要居民额外缴费。房屋养老金公共账户建立后，会增加社会福祉，不会增加个人负担。这场舆论风波才算告一段落。然而，从“研究”直接跨入“试点”的房屋养老金制度，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方案，扑朔迷离。“不需要额外缴费”，就是“不增加个人负担、不减损个人权益”吗？不见得。从各路专家的政策解读、解释看，另有玄机。“房屋养老金由个人账户和公共账户两部分组成”，是制度设计的题眼。“个人账户”是指“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明文规定，“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是用于“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更新和改造的资金”，还特别强调了“不得挪作他用”。为了保持这一专项资金的可持续性，还规定了“业主分户账面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余额不足首期交存额30%的，应当及时续交”。根据上述规定，正常设立和运作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款专用，花完再交，是可以实现住宅的维护、更新和改造的资金长期闭环的。那么，设立公共账户是干嘛的呢？专家称，是用来“兜底”的。较早参与“房屋养老金制度”课题研究的专家、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陈淑云称，“房屋养老金是一项有中国特色的新制度，由政府主导的公共账户起兜底作用”。只有未设立“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房屋才有需要“兜底”。这种情况的确存在，有三类住宅房屋没有“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分别是: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的“自建房”；未设专门账户的公有房、公租房；2007年《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出台之前的部分商品房。这三种房屋的维修资金性质不同。农村房的土地产权性质不同，建造和维修自成体系。公有房、公租房的维修资金当然应该由政府承担，不应该有争议的空间。未设立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商品房，其维修更新的资金也应该由业主承担。即便这些需要“兜底”，那也是财政安排解决——“财政补一点、土地出让金归集一些等方式筹集”。用这样的方式筹集的资金形成公共账户，没任何理由牵扯上“个人账户”的商品房。总之，有“个人账户”的住宅房屋不需要公共账户“兜底”，需要政府“兜底”的住宅房屋没有“个人账户”。“房屋养老金由个人账户和公共账户两部分组成”，又该如何理解？其中隐藏的“关键词”是“统筹”。“房屋养老金”的提法，“个人账户和公共账户”的组合设计，灵感来自医保、社保统筹。激发这一“灵感”的，是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个人账户”的账上趴了很多钱。钱多了就被惦记上了，这从力推“房屋养老金”制度的专家的发言中可以找到蛛丝马迹。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院长严荣等今年在《中国房地产金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目前，全国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结余超过1万亿元，上海、北京、杭州等城市结余超过百亿元，但累计使用资金仅占累计归集资金的10%左右，成都和深圳分别约为4%和5%。严院长得出的结论是“大量资金沉淀未有效利用，且单项使用率不均”。数据部分很容易理解。一般住宅的使用寿命为50年，高层建筑理论上应该是100年。“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制度实施至今不到20年。即便按照网上流传的说法，中国商品房住宅的实际寿命仅为30年，规范设立“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商品房的房龄距离“大限”至少还有10年以上。没到花大钱的时候，专项维修资金自然没花多少。因此，这1万亿的结余，不是“大量资金沉淀未有效利用”，这种“资金沉淀”本来就是设立“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设立初衷。难道房龄不到20年的房子大修三五遍，把钱花掉大半，才是“有效利用”吗？至于“单项使用率不均”，就有点不知所云了。全国的商品房房龄不同、设计和建筑标准不同，业主的需求不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使用进度不同、开支项目不同是正常，本来就不存在“平均”。严院长们想要的“有效利用”，显然不是让业主们提前大修，而是“统筹使用”。“房屋养老金”制度闹得沸沸扬扬后，严院长发了一段视频，其中一些提法颇为耐人寻味。在视频中，他先是强调了“公共账户是针对公共部位带来的公共安全问题，资金来源自然要由公共部门来筹集，主要的来源包括城镇土地出让收益……另外还可以来自于老旧小区改造资金以及其他财政资金”。这和住建部的政策解释一致。严院长后面的话就需要细品了，他说“当前研究建立公共账户并不需要老百姓直接出钱。当然，在管理模式上，公共账户要实行统筹管理，与个人账户有区别”。一个“当前”、一个“直接”，很值得玩味。“试点”阶段乃至运行初期，公共归公共、个人归个人。但是，财政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个人账户会被公共账户“统筹”掉了。社保、医保个人账户统筹，就是这样的轨迹。统筹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个人账户”，的确不需要老百姓“直接”出钱，但是个人账户的钱会统筹进“公共账户”，被“间接”花掉，比如，你缴纳“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就可以用到别人家的房屋维修、改造上了，相当于绕开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专款专用”的原则。这也是社保、医保的老配方、老味道。这并非脑洞大开的妄自揣测，而是有迹可循的。试想一下，要是“公共账户”的资金来源自始至终都是城镇土地出让金等财政资金，那就是财政资金筹措和使用的“家务事”。所谓“公共账户”无非是财政资金的专项账户，政府想怎么设就怎么设，该怎么用就怎么用，不会有人反对。财政为缺乏维修资金来源的住宅兜底，也谈不上什么“特色制度”。财政对缺乏维修能力的贫穷社区进行专项补贴，是各国通行的做法。这是政府公共服务兜底作用的应有之义，并不是什么“特色制度”。各国的这种财政补贴，都不牵扯到归属业主、专款专用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房屋养老金由个人账户和公共账户两部分组成”的“特色制度”，是欲语还休的意味深长。然而，真要用设立公共账户的方式，把个人账户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统筹进去，于理不合，且存在明显的风险。实际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并不是“个人账户”，是与房屋绑定的专项账户，是房屋产权不可分割的部分。根据《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是“按房屋户门号设分户账”，而不是以业主个人名义开设的账户。即便业主卖房走人，也不能把账户里的钱带走。因此，无论出于怎样的目的，用怎样的方式，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弄到其他账户挪作他用，都是对房屋产权的侵犯。这种以“公共”之名，化私为公的“统筹”在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大量的问题。不是减少了财政缺口，而是扩大了财政缺口。被统筹的社保、医保就是如此。统筹之后，“个人账户”不再独立核算，而是和“公共账户”搅合在一起，该补贴的没补贴，不该花的却花了，成了“多轨制”的糊涂账。以至于资金缺口迅速放大。目前社保、医保的统筹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统筹就能做得更好吗？更有一种专家意见，统筹后“引入金融工具”以实现资金“增值”。这就有点睁眼说瞎话的意思了。“金融工具”又不是包赢不亏的点金石，而是有风险的。以目前“资产荒”的金融形势，什么样的“金融工具”可以实现增值呢？一旦造成亏损，岂不是又要“兜底”了？为了“兜底”搞统筹，结果还得另外再找“兜底”，那就很尴尬了。当然，专家把主意打到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良苦用心，是可以理解的。房地产行业现在这个样子，原来靠房地产带动的大量内需消失了，土地财政出现疲软，专家们急地方政府所急。但是，也不能病急乱投医。“急公好义”可以有，“急功好利”是危险的。1万亿的全国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看上去很庞大，和土地财政流失的大窟窿比，那就是一点“蚊子肉”。而且，这些有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商品房过不了几年也要进入大修高潮，自顾不暇，哪有余力供财政“统筹使用”？真把这笔钱“统”没了，“老破小”缺乏维修资金的问题没解决，大量商品房的维修资金缺口又冒出来，还得找财政兜底，窟窿只会更大，安全风险更高。即便从当下提振房市的角度看，市场心态高度敏感，任何损害房屋产权的做法都会引发严重的负面反应。房市风雨飘摇，就不要再搞什么小动作了。总而言之，仅仅是“不需要额外缴费”并不能保证房屋养老金“不增加个人负担、不减损个人权益”。增加保障房、推进城市更新，无疑需要大量投入资金，这应该由财政负担，而不是转嫁给个人。专家学者的心思别用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乾坤大挪移”，不要把主意打到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头上的歪脑筋。

近日，据《环球时报》援引英媒报道，快时尚零售巨头SHEIN（希音）正计划直接向英国公众出售股票（DPO模式），其中包括散户投资者和专业投资机构。此前，在美国上市无望的SHEIN，被爆出已于2024年6月在伦敦秘密交表，计划以500亿英镑（折合660亿美元）估值上市，相比估值最高点1000亿美元的缩水了大概36%。结合已有国内外的报道，可以发现目前关于SHEIN赴英上市目前主要有五类问题，分别是：估值是否合理与发展前景、身份问题绕开国内监管合规性存疑、遭遇全球大面积知识产权诉讼、以及快时尚行业普遍遭遇的ESG问题与DTC跨境电商普遍面临的国外小额豁免政策收紧趋势。上述多重问题与争议，也使得SHEIN这项伦敦交易所有史以来最大的上市计划备受质疑。目前，快时尚领域ESG与跨境电商普遍面临的问题媒体已经有诸多分析、无须赘述，下面我们重点就SHEIN自身独有的前三大类问题进行分析讨论。首先，SHEIN估值缩水36%后，估值或依然偏高，竞争壁垒低、市场正遭蚕食对标快时尚行业，我们发现Zara作为Inditex集团旗下门店最多、营收占比最大(超七成)的品牌，Inditex市值1,600多亿美元，2023年净利润约60亿美元，市盈率约26.7。而SHEIN2023年净利润在20亿美元左右，参照该市盈率，合理估值大致为530多亿美元，相比此次赴英IPO的估值660亿美元，比市场合理价格高估了约25%，市盈率在30左右。另外参照女装领域的新秀Lululemon的资本市场表现看（市盈率在20左右），以此为参照，SHEIN的合理估值应该在400亿美元左右，可见其自身谋求赴英上市给出的660亿美元估值，可能比合理的市场价格高出65%。当然一个企业估值的高低，除了同行业市盈率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外，自身的竞争壁垒是否足够高、竞争是否激烈等，也是保证企业持续性营利的重要因素。综合多家媒体报道，就快时尚领域而言，SHEIN成功的概因其建立的快速响应市场需求、高效的供应链组织能力。相比Zara等巨头而言，SHEIN的核心竞争力是中国广州番禺构建起了一张密集的供应网络，配套有1000多家服装供应商，以及300多家核心供应厂商，通过超高频率、更低价格的每日上新去快速迎合国外市场雪球。这一效率与成本壁垒对国外快时尚品牌而言可能不容易习得，也看似牢不可破。但中国作为服装大国、竞争对手层出不穷，这种供应链能力目前不仅正被多家国内的综合跨境电商平台所获得，更是被快时尚垂直行业内的包括诸如Cupshe、Halara、shopCider、lilysilk、Zaful等中国企业快速跟进。这意味着，SHEIN原有的女装快时尚的海外市场，正被来自国内的多家家企业，以更快速、更低价、更多样化的方式所蚕食。第二，SHEIN套壳新加坡，难掩内核是中国企业身份，绕开国内监管先例不可开关于身份问题可以追溯到2年前，SHEIN此前原本是一家毫无争议的中国公司，但为在美国上市，2022年SHEIN将主体移至国外，套壳为总部位于“新加坡”公司后，一直深陷舆论漩涡。后续赴美上市未成功后，此次拟上市地改为英国，但这一身份问题仍然饱受争议。无论是SHEIN的发展历史、甚至创始人成长历程，以及当前的最新的业务布局也会发现其中国企业的身份内核。为什么说即使把总部迁至新加坡，当下的SHEIN身份内核依然是一家中国企业？首先，从员工数量上看，媒体报道显示，希音在国内的主体公司为广州希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员工人数在1.6万以上。而希音在新加坡的总部人数仅仅数百人。另外从SHEIN官网上也可以查询到，8月底所有在招岗位2009个，地点分别位于中国、新加坡、美国等全球13个国家与地区，其中中国招聘岗位数1869个、占比93%，新加坡招聘岗位数8个、占比0.4%。其中新加坡招聘岗位数量不仅远低于中国，甚至远低于美国52个。第二，从SHEIN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维度看与产能角度看，仍高度依赖中国。报道显示，广州番禺是SHEIN供应链的核心区域，SHEIN海外生产供应链仍未成型，虽然也有在海外建厂的个别案例，但让难以取代国内产能。比如SHEIN的供应商已在伊斯坦布尔建厂，但也仅占欧盟地区销售商品的20%。令人遗憾的是，SHEIN在准备IPO过程中遇到问题，虽然业务生产主体在国内、享受着中国制造业的高效与低成本红利，却把所谓的总部迁移新加坡公司、对外企图以模糊的说辞掩盖身份问题，不敢去大大方方承认中国企业身份。今年5月8日，在洛杉矶米尔肯研究所(Milken

屋子里有一只蚂蚁和一只大象，你会看到哪一个？我说是蚂蚁。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饿死在出租屋的外地女孩”，就是这样一只蚂蚁。那篇《一个外地女孩，死在了我出租的公寓》火了之后，引发不少质疑，然后就看不到了。有嗤之以鼻说是“咪蒙体”贩卖情绪的，我对咪蒙也不熟，不知道怎回事。也有批评作者是“喝人血馒头”，还有直斥作者编造的。我觉得很纳闷，一篇文章而已，怎就引发了那么大的恶意？后来作者发声明说是读者投稿的，删除是应警方要求。又是一波口诛笔伐。“警方不会有这样的要求”之类的言之凿凿，仿佛坐实了作者心虚。我觉得这样的恶意揣测挺可笑的，这作者就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编造“警方要求”作为自行删稿的理由。果然，警方很快就大大方方地回应了——确有其事。警方的操作没问题，无需遮遮掩掩。在调查非正常事件的过程中，因办案需要，警方与媒体协商，希望媒体“保持静默”配合查案，是法治国家普遍存在的常规操作。那些脑补“警方不会有这种要求”以证作者作伪心虚的，顾左右而言他，一个道歉的也没有。口口声声“捍卫真相”的，却没有面对真相的勇气。本以为这事也就这样了，等警方给个调查结果就完事。没想到接下去又搞出那么大阵仗。大小媒体扎堆采访，密集报道铺天盖地，对“外地女孩”的人生进行了显微镜级别的审视。大有不能“证伪”誓不收兵的架势。各路人马正常发挥，有考据“外地女孩”性格问题的，有明示暗示家里重男轻女的，有专攻家庭条件尚可的，还有考据死者真实学历、考编成绩的。终于以“大量”的细节出入,成功“证伪”。我们的媒体大军以显微手术级的精妙解构技术，雄辩地证明了“外地女孩”之死轻如鸿毛。“外地女孩之死”就是个“意外个案”，作者是“流量猎手”、吃的是“人血馒头”。总之，死就死了，就不该写。一个非211毕业、家庭条件“尚可”、性格有缺陷、考编未进面试的“外地女孩”，不配受到关注，不配有流量，不配有“情绪爆点”，只配无声无息地死在公众视线之外。在我看来，细节的出入并没有影响基本的事实——一个考编屡战屡败的失意者，死在了出租屋里。这样的失意者，车载斗量。这场风波，是一堂生动的新闻伦理课。给出的教训是，如果媒体人不能给出完美事实，就应该选择完美回避。否则，大把的同行会华丽变身福尔摩斯，手持祖传的放大镜，代表“真相”消灭你。“外地女孩之死”就成了“真相显微镜”下的“意外个案”。蝼蚁之命，遮挡了“屋里的大象”——数百万考公考编大军，争夺一个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的“上岸机会”。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观。用“上岸”代指考公，最初是上世纪香港的说法。彼时，香港经济经历了遍地黄金的高速发展期，年轻时“下海”捞金，人到中年拼出了有房有车有股票的中产身价，就考公“上岸”了。理想的配置是拿一份公务员工资，有一两套房子收租，美滋滋。“上岸”本来是个体完成阶层跃迁的胜利宣言，是奋斗终点的半退休，却成了这边大学生走出校门的第一选择，是一步登天的“宇宙尽头”。这多少有点荒诞的意味。中国大学生的“上岸”热情，冠绝全球。大学生考公务员意愿的人数比例，美国是3%，“大政府”的法国也只有5.3%，而中国达到了15%以上。另外，还有50%左右的准备进国有企事业单位。也就是说，三分之二的中国大学生选择体制内的“铁饭碗”。虽然民营企业提供了80%的就业岗位，却并不是他们的第一选择。铁饭碗在中国社会的超常吸引力，扯不上“东亚特色”、“华人文化”。华人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新加坡，有考公意愿的大学生仅2%，比美国还低。公务员地位颇高的日本，2023年全国报考公务员人数仅为1.4万人。而同年在中国，仅“国考”就有250万人报名，竞争3.7万个国家公务员岗位。再加上20万地方公务员岗位的竞争人数，最保守估计，中国的考公大军也要达到1千万以上，与应届毕业生人数相当。日本人口数量为1.25亿，是中国的十一分之一，日本的考公报名人数只有中国的千分之一。都是东亚国家，都有长期的官僚精英体制，但是两国学子的“考公热情”，天壤之别。异常高的考公意愿，造成了异常低的“上岸率”。2023年，国考的竞争比按资格审核通过比计算，超过了100：1的大关，实打实的百里挑一。万般皆下品，唯有“考公”高。读破万卷书，都是为“考公”。这不是“出租屋女孩”的“偶发个案”，而是千万蝼蚁的命运写照。“上岸”不是通向幸福的康庄大道，而是弱水三千的命悬一线。202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高校应届毕业生第一年的岗位流失率高达50%，第二年更是高达75%。看上去只有“铁饭碗”是最牢靠的。应届毕业生很清楚自己的命运，出校门左转是“铁饭碗”，右转是“自由职业”、“慢就业”。智联招聘问卷调研显示，今年应届生慢就业、自由职业的比重为19.1%、13.7%。“自由职业”还算是就业，“慢就业”是个什么鬼？出校门左转是“铁饭碗”，右转是跑快递、送外卖和“慢就业”。考公考编的一纸试卷，是千万学子命运前途的分叉路。泾渭分明、人鬼殊途的三岔口，你会怎么选？过于沉重的选择，什么职业理想、什么前途规划、什么兴趣爱好，都被抛到一边。千里挑一的编制，究竟是含金量多高的职业？2023年4的河南省事业单位联考总报名人数30万。17个地市加省直，一半的竞争比超过100:1。鹤壁市殡仪馆招录1人，竟有1508人报名，仅次于郑州市检察院后勤服务中心的1560:1。2023年广东省单位统考最终报名人数57万，同比增加了10万。按照人口比例计算，广东的考编热情比河南还高两三成。竞争比最高的职位为深圳市工业展览馆综合部一职，竞争比为1815:1。寒窗苦读二十载，竟是为了这样的职业前途？后勤部门这样的养老岗位，竟成了千里挑一的香饽饽？所谓“上岸”，不过如此。何况就算“上岸”，还有“僧多粥少”的无尽泥泞在前方等待。“铁饭碗”的职业风险在增加，含金量却在减少。“铁饭碗”之所以香，一是稳，二是薪酬待遇高。2023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0698元，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8340元。“铁饭碗”的收入是体制外“纸饭碗”的1.7倍。说不香，肯定是假的。然而，今年的形势急转直下。多地传出公务员的绩效奖被砍、工资拖欠。含金量明显下降了。事业编更是连饭碗也不稳了，有直接减员的，有转企业编的。最夸张的，是河南省汝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41人考编集体作废。41个倒霉蛋在“岸上”待了两个月，又被打回了水里。出租屋里的男孩女孩，正在面对一个严峻的问题：“铁饭碗”还能捧多久?原因无它，财政养不起了。地方财政的“正财”税收收入，大幅滑落，“偏财””土地收入更是油尽灯干。很多地方都靠“非税收收入”维持“紧平衡”。“紧平衡”和“慢就业”，同样玄而又玄，却又对仗工整，相得益彰。“紧平衡”意味着资源减少，资源减少意味着生态恶化。铁打的“体制内生态”也不例外。“体制内”上下尊卑、秩序井然，资源分配自上而下层层递减。这种严格的金字塔结构，手头宽裕时上有肉、下有汤，雨露均沾，其乐融融。利益盘子缩水时，存量争夺的竞争压力陡增，职业风险加剧。不进则退，退则落水，一步天堂、一步地狱。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佩奇事件”，就是升迁未果引发的惨案。郎情妾意的你侬我侬，闹成了翻脸无情的恩断义绝。任你是驻龄有术的肤白貌美，还是满脸正气的浓眉大眼，终落得“成则毛奇，败则佩霞”的一时笑谈。弼马温的职场经历告诉我们。没佛爷道君看顾的野怪，纵是有点道行，终究逃不过一棒打杀的命运。李佩霞的官方通报里，照例给了“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的棺材钉。理想？初心？是出租屋里悬梁刺股对“铁饭碗”的朴素向往吧。经各路情绪稳定、三观正确的正义媒体深度挖掘，出租屋女孩考公的最佳排名是25，从未进入过面试阶段，“证伪力”十足。有识之士还要补刀，说她这样的性格进了体制也不行。这就有点画蛇添足了。长袖善舞的佩霞都不行，怎样的性格才行呢？“佩奇事件”照例当然必须也是“偶发事件”，那些在镜头前举着身份证举报的呢？岸上的纷纷落水，水里的挣扎上岸，他们身上发生的都是“偶发事件”。个体皆蝼蚁，命运皆偶然。显微镜下的蚂蚁，放大了千百倍，足以遮蔽屋子里的大象。张雪峰老师对新闻学大不敬曾引起笔杆子们群起而攻之，错在张老师。他低估了用“真相”遮蔽事实的武器价值，对“偶发事件”的证伪需求是旺盛的，并且会越来越旺盛。不完美的事实不可信，完美的真相是人命如草芥的不值一提。只是，雄辩的真相成功地忽略了“屋子里的大象”——千百万考公大军的无奈、煎熬，栖栖遑遑。结语大象不是一夜养成的，考公大军不是一夜间冒出来的。“考公热”风向标的国考，在2010-2016年国考的报考人数稳在150万以下。2017年后不断攀升，2021年到2023年的报考人数更是以每年50万的增速“起飞”。与此同时，竞争比也从70出头快速攀升至100以上。2024年，国考的报考人数更是首次突破300万大关。有更多的嘴，期待财政“铁饭碗”里吃上一口热乎饭。财政怎么办？看看国考、地方考公考编的岗位需求，大概是能看出点端倪的。2023年招录人数创下了十年新高，其中最大的贡献者当属税务系统。全国税务系统共招录人数2.5万人，占总招录人数的67.34%，相比同比扩招25%。地方考公的最大增长点，是执法部门。“非税收入”高速增长的形势喜人，唯一的美中不足是人手不够。上上下下都在招兵买马，为财政的钱袋子添砖加瓦。用心良苦。考公大军闻风而动，及时做出了最正确的个体选择——越是财富遥不可及时，越要亲近“钱袋子”。2023年国考最热门的岗位出自税务系统——位于青海玉树州曲麻莱县的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超过6000个人竞争一个岗位。度娘曰：曲麻莱县，常住人口为33170人，GDP10来个亿，人均3万挂零，2020年脱贫。能养几个“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就这么个犄角旮旯的蚊子肉，引得6000多年才俊竞折腰。我们无权责怪他们做出了个体的“最优解”。但是，这真是漫长人生的最优选择吗？这样的“最优解”多了，宏观财政和经济将会无解。收更多的钱需要养更多的人，养更多的人需要收更多的钱，这是个死循环。水里的、岸上的都知道这样下去不行，却都躲在放大镜后高度专注地研究蚂蚁标本，假装岁月静好。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原编者按：2024年7月23日，“莫迪3.0”烧出了第一把火。减税、增支和降低赤字，看似“不可能三角形”，在莫迪政府递交的新预算案里毫无违和感的共存。莫迪3.0的选择是复刻中国道路还是另辟蹊径？印度经济奇迹的背后究竟有什么原因？7月23日，印度总理莫迪领导的联合政府正式提交2024年大选后的首份中央财政预算。这是莫迪第三个任期，所以新预算案被视为“莫迪经济学3.0版”的精华预告篇，备受瞩目。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经济强劲增长的亮眼表现，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显著提高。2023年印度GDP超过了英国，全球排名第五。按照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计指数，印度已经成为仅次于中美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无论第五还是第三，印度经济的全球重要地位都是无法忽视的事实。不过，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在最近的大选中小挫，失去了绝对多数席位，靠盟友支持才顺利组阁。执政地位相对弱化的情况下，印度经济政策是否还能沿着“莫迪经济学”的轨道继续推进，也是这份新预算案的看点。新预算案也的确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不过依然保持了加大开放力度、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比较有意思的是，减税、增支、降赤字同时出现在这预算案中，颇有一点“印式奇幻”的感觉。▲

一段录音把名不见经传的成武县意外出圈。“扶持一个企业我没本事，干垮一个企业太简单了”，出自市监局工作人员之口，相当惊悚。“每年有5000万政绩”，更是让人领教了市监局的“创收能力”。管不着的乱管关于事件起因，网上流传最广的版本是这样的：2024年7月29日，山东成武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巴克公司下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认定该公司涉嫌传销，并拟对其处以2558万元的罚款。巴克公司随即提出听证申请，要求阅卷。市监局以“没有规定”为由，拒绝企业在听证会之前阅卷。企业再次沟通，得到了上述“干垮一个企业太简单”云云的霸气回应。不过，这事还有个“前传”。2022年10月11日，成武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就以巴克公司涉嫌传销为由，向山东省成武县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冻结巴可公司银行账户里的9455万元。双方开始了长达两年的“磋商”。更有意思的是，巴克公司是一家河北唐山的企业，按照《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管辖权归属，不归成武县管。那么成武县市监局是怎么把手伸到唐山的呢？是靠一份举报信，称巴克公司搞网络传销，听说在成武县发展了几十个会员。于是乎唐山的巴克公司就被山东成武县的市监局给查了。网络传销案件可不可以异地侦办？答案是可以的，对网络传销案件管辖权有专门的司法解释“犯罪地为主，被告人居住地为辅”。问题在于，这条司法解释针对的是刑事案件办理，应该是公安局出面，而不是市监局。也就是说，即便广武县市监局有权调查巴克公司，并且判断其有传销嫌疑，那么也应该交由公安部门进行刑事调查。问题是，广武县市监局连行政调查的管辖权也没有。因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有明确规定，对网络传销的调查处理也应由经营者的住所地县级以上市场监督部门管辖。总之，依法依规，成武县市监局都管不着。可是，成武县市监局不但管了，还管得很宽。2020年以来，该局已经对北京、大连、海口、杭州等地多家企业如法炮制，累计申请冻结资金高达7.8亿元。这些公司到底和广武县市监局如何“磋商”、罚了多少钱，无从得知。以开给巴克公司的2558万元的罚单推测，不可能是什么小数目。“每年5000万政绩”，是工作人员随口说说的？还是真金白银的“打传经济”？更耐人寻味的是，长达数年的“磋商”都谈了些什么……细思极恐。该管的没管广武县市监局越权执法、趋利执法，显然是错误的。不过，巴克公司也不见得是什么良善之辈。2015年在河北唐山成立的“医疗集团”，经营范围五花八门，保健食品销售、医疗器械销售和租赁之外，还有珠宝服饰、母婴用品、陶瓷玻璃、五金家电等数十种业务。经营业务之驳杂，令人叹为观止，真是什么正经的医疗企业吗？而且，这家公司有多项违规记录。2023

世上最难察觉的变化，是时代的变化。对时代变化视而不见，意味着被时代抛弃。2024年，俄乌冲突似乎进入了冗长的“垃圾时间”。战场陷入了拉锯战的泥沼，外交场上则是各方释放消息、试探底线。这种僵持状态，是上个世纪很多局部战争的老戏码。国际上的主流观点是“打得差不多了，可以谈了”。比如，7月29日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表示，俄乌冲突无法“在战场上”得到解决，印度将进一步加强对俄乌开展斡旋工作，并建议其他国家也与俄乌双方保持接触。没想到，这场让人昏昏欲睡的“特别军事行动”再次出现反转——乌军一波反推到俄境内，成了双方的“特别军事互动”。01“特别军事互动”8月6日后，陆陆续续传出乌军袭击俄罗斯西部边境地区的消息。一开始，这个消息并没有引起多少重视。乌方保持沉默，俄方轻描淡写。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表示，乌军6日起对库尔斯克州发起进攻，约有1000名乌克兰武装部队人员参加了这一行动。区区1000人的小股部队，能掀起多大风浪呢？可是，8月9日，俄国家反恐委员会宣布自当天起在库尔斯克州、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实行“反恐行动制度”，并宣布已经在3州撤离数万人。显然，乌方的行动不是一次小规模的战术突袭。8月10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首次承认乌军正在对俄边境地区发动攻击。▲泽连斯基发表讲话（图/视频截图）乌军的行动搞大了，比想象的还大。8月12日，乌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汇报说，乌军控制了库尔斯克地区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同一天，俄罗斯库尔斯克州代理州长斯米尔诺夫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汇报称，库尔斯克州有28个定居点共计约2000人被乌军控制（后续消息显示，乌克兰控制的居民点数量还在快速增加，可能已经达到了40以上）。随着事态越来越严峻，参与此次行动的乌军人数也很快被修正。3000人、7000人，后来又是美国新闻机构报道的1万人，目前是俄罗斯媒体报道的1.2万人。显然，这不是一次临时起意的战术突袭，而是乌方精心策划的战役级别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很明显没有做好准备，颇为被动。一时间俄媒体口诛笔伐，国际上冷嘲热讽。俄军方撒谎、防御乏力、应对决策迟缓等等，批评之声甚嚣尘上。其实，在这次事件中，俄方的应对失措，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撒谎”、“无能”。俄方的困难，远超想象。02库尔斯克，再次“沉没”乌军攻入的库尔斯克州，是俄罗斯中央联邦管区下辖的行政主体。中央联邦管区汇聚了俄罗斯的精华所在，其中包括莫斯科州、莫斯科市。可见库尔斯克州有多重要。库尔斯克州的重要性，源于它的地理位置。与乌克兰长达245公里的边境线，是俄通向欧洲的西南门户。距离莫斯科540公里，是首都圈的“卧榻之旁”。毗邻的别尔哥罗德州是俄军哈尔科夫方向攻势的大后方。因为地处要冲，库尔斯克州是俄罗斯重要的交通枢纽，自古以来的兵家必争之地。二战期间的库尔斯克战役，重要性不亚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甚至有观点认为，这场战役才是卫国战争真正的转折点——“斯大林格勒切掉了德军的胳膊，库尔斯克战役打断了德军的脊梁”。如今乌军不仅顺利攻入了这个堪称“脊梁”的地区，还集结了相当的兵力、控制了大片地区、严重威胁交通线，成了首都圈的“卧榻旁的鼾声”。俄方的压力可想而知。压力首先来自军事。如此重要的交通枢纽地区失守，损失了大量军事物资是小，影响乌克兰境内的俄军补给是大。这次俄乌冲突中，俄方一直被补给问题困扰，现在更是雪上加霜。乌军扎在这个战略要冲地区，就是如鲠在喉。乌军在库尔斯克州的规模目前还不算很大，至少没有大到对莫斯科造成实质威胁的程度。但是，由于俄军的电子战水平很低，很难第一时间掌握乌军的动态。乌军掌握了相当程度的军事主动权。比如“横向移动”攻击别尔哥罗德州的军事威胁，会对俄军正在进行的哈尔科夫攻势造成干扰。据俄媒报道，别州已经出现了成建制的乌军。8月9日，俄方把别州和库州打包的“三州反恐”，可以证实此消息的真实性。图/央视新闻这里要给格拉西莫夫大将“辩诬”。他最初对乌军数量“仅1000人”的错误判断，饱受“故意撒谎”、“习惯性瞒报”的指责，是有“背锅”之嫌的。作为职业军人，格大将应该深知这一境内战事的敌情是纸包不住火的，撒谎毫无意义。“进入库尔斯克州的乌军仅1000人”，很可能就是当时他所掌握的信息，而不是刻意隐瞒。其实，格大将的误判不难理解。经北约改造和援助的乌军，电子战的水平远超俄军。战场隐蔽做得更好，指挥协调能力也更强。目前有信息称，乌军至少是兵分三路分批次进攻库州的。第一时间全面掌握乌军动态和规模，很可能超出了俄军的技术能力——俄军自己动不动就摆出“一字长蛇阵”，时不时闹出失联事故，可见其信息技术水平见肘捉襟。要求俄军在库尔斯克州245公里的边境线上准确、及时、全面地掌握敌情，是不是有点“超纲”了？不是格大将不诚实，而是手头没有真实信息。同样的道理，乌军一旦在库尔斯克州扎住了，就掌握了机动方向的主动权。到底怎么“动”并不是最的重要，重要的是有选择行动的先手之利。俄方很难有效实施机动防御。03军事决策和政治决策的两难俄军做不到灵活及时的机动防御，就只能四处围堵。人海战不是俄军的强项吗？可是，目前的情况下，俄军可以投入库尔斯克州防御的兵源很成问题。俄军的军改大致上是“贵精不贵多”的精兵战略。俄乌冲突以来，能打的基本上都上了前线。后方留守的基本上都是以义务兵为主的“鱼腩部队”，主要用途就是维持地方秩序。因此，遭遇乌军精锐部队的进攻一触即溃，不是他们无能，而是正常的“出厂设置”水平。更麻烦的是，现在连凑数填线的“鱼腩部队”也不足。俄杜马议员、南方军区副司令员视察库尔斯克州后，在社交媒体上说，防线上的地雷是埋好了，可是地雷阵后面人影子都没有。可见这些鱼腩部队修筑防线还算尽责，只是驻防的人手不够。现在要临时拉人填线，人从哪儿来呢？首都圈的留守部队倒是近，但是敢调多少呢？外高加索、远东确实还能挤出一点留守部队，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近的不能动，远的过不来，只能临时征兵充数。所以，库尔斯克州第一时间的防御乏力，俄媒体是一千个、一万个不满意。不满意也没办法啊。形势比人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资源就这么点，只能在决策时做出取舍。军事上的最优解，是放弃前线部分地区，大规模、成建制地回防。但是，这不仅会付出丢失“战果”的军事代价，还要付出很沉重的政治代价。本来在乌境内打得就不尽如人意，闪电战打成了持久战。好不容易夏季攻势俄军推进了一点，现在又要向回“战略转进”，相当难堪。即便回防，也很难抓住乌军的主力决战——乌军既然可以悄悄地进来，就能悄悄地回去。整个战事进程，俄军在相对固定的阵地战死磕还可以，一旦运动起来就占不到便宜。说到底，还是电子战水平的局限。如果是俄军回防扑空，乌军轻轻松松“事了拂衣去”，等于输两回。总之，主动大规模回防是解库尔斯克州燃眉之急的军事最优解，但政治代价太大，这个决心不好下。另一个军事选择是索性在境内收缩防线，重点方向防一下，别的就先放一放。看看乌军下一步的动作再说。乌军毕竟不是“天降神兵”，也有补给问题、兵源问题，扩大战果的能力终究有极限。但是，这种消极防御，且不说各种军事上的变数，政治压力也受不了。一波波涌向莫斯科的国内难民怎么安置？这一波的好几万已经到首都了，夏天住帐篷还行，到冬天还回不去就麻烦了。要是再放任乌军继续四处出击，再隔三差五给莫斯科送几波难民，就不可收拾了。再者，消极防御对民心士气的打击很大，民意失控反噬的风险很大。俄罗斯民众中的确对“特别军事行动”高度支持，西方心心念念的反战力量是没有的，可预见的未来也不会有。可是，高度支持不是无条件的。民意支持的是胜利，而不是失败。外面打不赢也就罢了，现在敌军老在眼前晃悠，英勇的俄罗斯民众还能情绪保持稳定吗？还有，消极防御库尔斯克州，各州的“山头”会作何感想？外高加索、远东的联邦主体本来就对来自联邦的补贴减少、兵源索求无度有怨气。眼看着对库州“见死不救”，这些远州的离心倾向会加剧。这些边远地区不重要，那常年“受北约威胁”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又会作何感想？俄罗斯的内部政治本来就很复杂，特别军事行动久拖不决后更复杂。内部的抗压能力不可高估。因此，消极防御在军事上或许可行，政治风险不可承受。综上，应对库尔斯克州战事的主要压力来自政治，不能军事优先。这才是克里姆林宫和军方的主要矛盾，而不是军方“撒谎”引起了高层反感。俄罗斯对乌情报工作不是只有军方在做，甚至主要不是由军方主导的。当初忽悠出“基辅闪电战”的情报来源就不是军方的，而是情报系统。因为误导决策，很多情报系统的高官落马。因此，就算这回军方的信息收集、情况判断的确出错了，可情报机构也没做对啊？凭啥格大将独自背锅呢？对乌军此次行动的后知后觉，本质上是技术上无解，而不是哪个部门出了问题。俄媒体集体炮轰格拉西莫夫大将，一方面是舆论的情绪宣泄，另一方面也是高层拉扯的表现。有分析称格拉西莫夫最近被高层冷落，那多半也是因为决策分歧，而不是所谓“撒谎”。面对真相本来就是政治难点中的难点，何况压根就缺乏真相呢？04决策执行难上加难军政双方存在分歧，不仅涉及到最终的决策，也会影响接下来军事行动的指挥系统。目前各方的消息显示，回防库尔斯克州的兵力主要还是从乌境内的俄军调。不过，不是大规模成建制地回防，而是从各战区分头抽调。哈尔科夫抽一部，顿涅茨克抽一部，等等。这是政治和军事平衡的结果。俄国内那些“虾兵蟹将”肯定是靠不住，拉来填线顶一顶，还堵在了路上，所以肯定是要前线劲旅回防的。这是军事决策。但是，政治上又不能主动放弃前线，“一个都不能少”。结果只能各处挤点“余力”。这是政治决策对军事需求的平衡。这样做是无奈的选择。副作用是无法回避的。来自不同战区甚至不同性质的部队调回来，“转进”的过程就有风险。如前所述，俄军只要机动起来，就会暴露很多问题。兵力调动就位后，如何统一指挥也是个难题——不仅缺兵，而且少将。如果各自为战，就有可能被各个击破。可是，统一指挥权交给谁，也是个问题。有“厨子叛乱”的前车之鉴，“卧榻之旁”的战事指挥人选，忠诚必须是第一位的。其次则是协调各方的能力，军内要有威望，摆得平各个“山头”来的部队，同时还能得到俄国内各势力尤其是情报机构的充分支持。然后，军事指挥才能也要过硬。也就是说，库尔斯克防御战需要一个绝对忠诚、八面玲珑、军事指挥能力高超的全能将才。放眼整个俄罗斯军事史，能符合这么高条件的将领……有吗？俄罗斯军人的“优秀传统”是：能干的少，且不听话；听话的多，但不能干；甭管能干不能干，都是暴脾气。指挥库尔斯克州保卫战的将才，是个难题。部队就位了，合适的人选到位了，库尔斯克扛住了，还有乌境内的军事风险。图/视频截图前线回防的兵力是各处挤出来的“余力”，可是哪里真有“余力”呢？俄乌战事至今，哪条线上的压力都很饱和。自从“闪电战”打成“持久战”，前线战力不足一直是俄军的痛点。分兵回防不可能没有负面影响。据说哈尔科夫方向的俄军已经转入防御，未必可信。但是，哈尔科夫没事，别的前线也会出问题。俄军大规模回防的信息是瞒不住的，分散的分兵回防，意味着处处漏风。战力的此消彼长是很客观的，给了乌军寻求突破口的主动权。目前俄方应对库尔斯克州事态的方案是政治和军事平衡的折中方案，执行起来困难重重。“特别军事行动”变成了“特别军事互动”，对俄方造成的困扰不是一城一地得失的问题，而是造成了牵一发动全身的战略影响。俄方目前所处的困境，远比军事应对复杂得多。一些看上去很荒唐的“笑话”，并不可笑，而是左右为难的不得已。诸如呼吁国际社会谴责乌克兰入侵、把敌方战役级的军事行动定性为“恐怖行动”，都有“不得不如此”的原因。碍于篇幅，本文就不一一分析了。对俄方的左支右绌，要多一些“同情之理解”。这不是一时一事的应对失措，而是从“特别军事行动”伊始就陷入了战略性、全局性的左右为难。总之，观察和理解这场脑洞大开、突破想象力极限的“特别军事行动”——现在是“特别军事互动”，是一堂理解时代变化的必修课。

近日，中国政府网发布《国务院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了释放服务消费潜力的20条意见。其中，对包括餐饮住宿、家政服务、文化娱乐、旅游、体育、教育和培训等11类消费提出了促消费新举措。在教育和培训消费方面，《意见》提出，推动社会培训机构面向公众需求提高服务质量。指导学校按照有关规定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引进具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提供非学科类优质公益课后服务。鼓励与国际知名高等院校在华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教培又回来了？虽然不敢下绝对结论，但至少短期内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应该不至于狼奔豕突惶惶不可终日了。这对俞敏洪老师，真是可喜可贺的大好事。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提那些令人不快的话题，什么“双减”之类的也没错，但那已经是历史了。至于铁头那类找教培茬子的，至少在这个领域，没有牟利空间了。无利不起早，牟利不得自然也就没人干了。一切向前看，都要向前看。还是说回俞老师，关注个体就是关注时代，何况是俞老师这种罕见的体面人？跟小董分手是对的，一来已经产生了裂痕，乘着还能体面，还能好聚好散大家和平分手避免难看；二来主业又有机会了，新东方还是回去做老本行更好一点。直播带货这种事，跟俞老师的性格其实是不合的，做直播带货于他而言，面子上真的有点难。俞老师本质上，还是把自己当一个读书人的，让读书人当垆卖酒不是不行，卓文君不是也被迫卖了一回？真到逼急的时候，企业家人格浮现出来，东方甄选也能做出点样子。有选择的话嘛，当然还是搞教培得心应手。不用抛头露面的讲什么货好你赶紧买，挑好老师做好课程，不愁没人上门。毕竟学而优则仕，不让人学而优，等于不让人去仕。这几年，经济实力允许的家长，大都转过头请一对一去了。一个好老师的一对一价格，1000，2000都不罕见……另一方面，其实在鼓励消费意见出台之前，新东方就已经“复活”了，看下刚出的财报：总营收43.136亿美元，创下5年新高；净利润3.096亿美元，同比增加74.6%。在这些营收里，教育板块快速暴涨。既然老本行又回来了，直播这一块也就没那么重了。前面说了，俞老师本质上，是读书人里的企业家，企业家里的读书人，有着强烈的“双重人格”属性。企业家人格这一块，让他敢想敢干敢创业，也能跟合伙人打擂台，老本行受挫，他就搞直播卖货救场；读书人人格这一块，让他有点清高，更乐意为人师，更要体面，不想吃相难看。教培事业，恐怕是最适合俞老师做的行业了。既不用向权势者点头哈腰要项目，也无需每日自卖自夸推销产品，有口碑自然有人来送钱。能搞好培训的机构，可以有明星老师，但不能只有一个明星老师，如果有，也只能是俞老师自己；而一个搞直播的机构，必须围绕着大明星转，事先必须对明星有所制约，否则多少MCN公司因为主播红了反而一拍两散？下面这个曾经大红大紫的网红，没动静了吧。我估计下面直播会继续搞，分都已经分了，往事都随风，也不用再纠结谁是谁非，还是看公司的未来更重要。前阵子跟北京来的朋友聊天，他告诉我老俞前阵子正在北京看文旅项目，可能是跨入文化旅游业了。上个月有财经人查了下天眼，说最近有个公司叫北京新东方沃行天下国际旅行有限公司成立了，注册资本500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为俞敏洪，经营范围含旅游业务、会议及展览服务、露营地服务、组织体育表演活动、体育竞赛组织、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票务代理服务等。看股权全景穿透图，该公司由北京新东方沃凯德国际教育旅行有限公司全资持股，后者为北京新东方文旅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值得一提的是，由北京新东方沃凯德国际教育旅行有限公司全资持股的另一家北京新东方沃游天下国际旅行有限公司也已于同日成立，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也是俞敏洪。新东方有新动作了，这是好事。这两年无论你去哪个热门景点，只要节假日无一不是人山人海。可能很多朋友业想开了，旅游能花几个钱，与其拿着辛苦积攒的钱去投资、买房，动辄亏本数十万，还不如花点小钱多玩玩。本身就拥有庞大学子的用户群，把这些用户导入文旅项目，俞老师的企业家人格也同样强大。新东方CFO杨志辉表示，本季度，新东方提供量身定制的国内外文旅产品以及营地教育，已在全国超过65个城市进行了研学营地教育；另一方面，市场对头部企业提供的教育培训需求仍非常强劲，其中k12的需求尤甚。一直认为教培在中国是特别好的行业，有着海量的死心塌地无论如何也要学习的群体，这些群体在学习之余也需要旅游，而且需要的是有文化色彩可以寓教于乐的旅游，再加上带点文化色彩的直播。这么一来，培训——文旅——带货，流程就就算打通了。效果要比单纯的带货直播好很多，事实证明确实如此。7月30日，东方甄选在新疆举办了“食遍中国”专场直播活动，直播间人气直冲10w+。去明星化的直播能成功，俞老师作为企业家又趟出了一条新路径。中国最缺的，就是这种百折不挠的企业家精神，加油，新东方！

“泛茶”爆雷，震动江湖。泛茶控股（广州）有限公司成立于2022年9月，法定代表人为郑朝根，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这位郑董事长宣称“泛茶的初心是要做中国的奢侈品茶，不是做用来炒作的茶，泛茶未来要做的是中国特色奢侈品集团”。事后看，这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笑话。“泛茶”的玩法并不复杂。高价出货，再以高溢价回收，经典的庞氏骗局。玩的就是击鼓传花的游戏。“上车早爆赚，上车晚爆亏”，折腾了两年，泛茶开了几百家门店，“营业额”达到了几百亿规模，就到了爆雷的“梦醒时分”。一堆“经销商”、“消费者”手里拿着高价茶，甚至连茶也没有，就是一张提货单，找公司兑付，兑了个寂寞。照例，“受害人”纷纷找政府要说法，闹出了“大新闻”。以我之见，说他们“活该”不过分。“泛茶”的“局”里，哪有无辜的“茶商”、“消费者”，都是明知是“局”还主动往里跳的赌徒。“泛茶”卖的不是茶，而是赌局任何正经的茶商、茶友都不会“入局”的。因为“泛茶”的庞氏游戏玩到了极致，是赤裸裸的“金融局”，脱离了茶市的常识。据媒体报道，网传一款名为“2021屹起”的产品报价高达610000元/提，折算下来约244元/克。相当于两克茶可以换一克黄金。这种产品，懂茶的肯定不敢碰，喝茶的更不会买来喝。的确，茶叶市场隔三差五会出现“天价龙井”、“天价普洱”、“天价碧螺春”的戏码。但是，这些“天价茶”多半是新茶上市时造势的噱头罢了，不是正常流通的商品。产量稀少，有价无市，想买也买不到。“泛茶”那种以“提”计的通货，就算是“限量款”、“年份茶”，也达不到那样的价格。“泛茶”开出的回购溢价，也高到不可思议，明显有违常识。普洱茶的确有时间增值的属性。这是普洱茶的卖点。2008年，普洱茶龙头企业大益茶厂率先搞回购，很多茶企纷纷效法。主流的回购年化收益率5%，炒普洱茶最红火时也不过15%。“泛茶”的品牌创立初期，回购价的月利率高达15%。后来规模做大了，回购价降低，月利率10%左右，年化收益超过了100%，远超正常水平。甚至按月计算升值的方法本身就很荒唐。普洱茶的陈化是很缓慢的过程，一两年都未必有多大变化。普洱茶的消费群体有限，消费量不大，存量的稀缺性变化很慢。无论如何都没有按月增值的道理。其实，“泛茶”把游戏规则订得那么离谱，是故意为之。一方面是“高举高打”才有暴利空间；另一方面就是人为设置门槛劝退懂茶的。设想一下，“泛茶”的店里时不时来两个老茶客，一边品茶，一边挑毛病，批评定价过高、回购价太虚，这“局”还怎么做？赌徒入局，不怕赌场出老千，就怕被人当面打脸。身边总有人说“这茶不行啊”“这生意做的不正常”，也是不好意思下手的。所以，“泛茶”的局要做成，先得筛选客户。把真懂茶、喝茶的茶叶消费者筛出去，才能吸引、留住投机客。精准筛选客户，是庞氏骗局乃至所有商业骗局的基操。“泛茶”成功地达成了目标——在专业茶商和茶友圈子里，几乎听不到这个销售额高达几百亿的“高端品牌”。最多就是影影绰绰传来一些“有人炒作高价茶”的消息，也不会在意。老茶友都有相对固定的供应商，不会对新入行的“高价茶”产生兴趣。哪怕“泛茶”就开到了自家常去的茶叶店边上，也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因此，“泛茶”的局，卖的不是茶，而是金融投机的赌局。“金融茶”的庞氏骗局，谁都不无辜正因为卖的不是茶，所以“泛茶”给经销商立的规矩也很荒唐。泛茶要求经销商至少要有10%的“消费量”。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经销商不能只囤货卖货，而是要拿出10%的货供人品鉴，开鉴赏会、推广会之类的。这是一条反常且滑稽的规定。经常逛茶市的朋友都知道，茶友“蹭茶”是茶叶营销的基操。店家没有不欢迎茶友“白嫖”的，先尝后买天经地义，尝了不买无可厚非。线上购买也一样，消费者可以向店家要茶样，就算你不要，人家也会主动赠送。所以，不管线上线下，正常的茶叶经销商都是茶叶消费大户，哪需要上级经销商定什么“消费量指标”？可是，泛茶必须这么做。没有“消费量”的限制，自家的“经销商”就成了囤货的对家，而不是销售的下家。“经销商”们这个月进货，下个月找“泛茶”公司回购变现，省心省力，没损耗。庞氏骗局的传导链就断了，“局”就做不成。所以，“泛茶”必须逼着“经销商”消费、推广。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家的“经销商”就不是正经卖茶叶的。“泛茶”的局里，上下游之间不是讨价还价的正常博弈，而是各自心怀鬼胎的满满算计。至于那些买茶的终端“消费者”，对这个“局”的金融投机本质也是心知肚明的。“泛茶”几百家门店，不是开在犄角旮旯的阴暗角落，很多都开在各地的闹市甚至茶市里。比价简单，产品的品鉴对比也不难。多喝喝、多问问价，就都明白了。实在懒得跑，网上查查价也不难。何况“泛茶”主打“高端奢侈品”的明牌，定价比同行多了一两个零。几万几十万的奢侈品消费，能不多张几个心眼吗？“泛茶”做的是明局，入局的也不是“傻白甜”。“泛茶”的终端客户，并不是什么正经的茶叶消费者。他们不是冲着茶叶来的，买茶也不是为了消费，他们只是心存侥幸的投机客。所以，“泛茶”后来连茶也懒得做了，“卖茶”成了一手交钱一手交提单的虚拟交易。彻彻底底的“金融化”，成了广州市监部门多次公开警示的“金融茶”。现在那些拿着“提单”的“经销商”、“消费者”哭天抢地、满脸悲愤地告状喊冤，值得同情吗？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为自己的贪婪、短视埋单，说句“活该”不过分吧？这不是“受害者”羞辱，因为这些投机客正是庞氏骗局传导链的一环。没有这些贪婪的投机者，无法成“局”。只不过他们倒霉地成为击鼓传花的最后一棒，否则他们会毫不介意地把手上“金融茶”传给下一个入局者。因此，他们所谓的“受害者”身份只是客观的结果。主动入局、一起害人，才是他们行为的主观动机。因此，这些法律意义的受害者，在伦理层面很大程度上是存有主观恶意的加害者。不值得同情。在“金融茶”的庞氏骗局中，没有谁是无辜的。“万物可金融”的标本兼治当然，说他们活该，不等于对这种“金融局”就该听之任之。其中的教训是要总结和汲取的。“金融茶”看似新鲜，实则老套。这些年来，市面上的庞氏骗局屡见不鲜。从P2P到虚拟币，再到形形色色的“传销”，是“万物可金融”的群魔乱舞。庞氏骗局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但是动辄上百亿的频繁爆雷，在全世界是少有的。很多正常的金融产品“南橘北枳”，比如P2P、区块链在金融发达国家平稳运作多年，却在这边迅速蜕化成了庞氏骗局。造成“万物可金融”的原因，不是老生常谈的“过度金融”，恰恰相反，这是是金融产业发展不足的副作用。贫瘠的土地更容易长野草。长期以来我们的金融产业严重滞后于实体经济，缺乏优质金融产品的供给。大众可选择的正规投资渠道、金融产品少，老百姓的资产性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速完全脱节。于是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野生金融”疯长。这些疯长的“野生金融”制造了大量所谓的“受害者”，政府为了息事宁人“顺应民意”出面干预、兜底。“政府管一管”、“政府出手”的兜底预期，变相助长了投机氛围——赌赢了单车变摩托，赌输了还能指望政府出手“拉一把”，何乐而不为。结果，政府越管，爆雷事件就越多，形成了恶性循环。抑制“野生金融”，靠“强监管”解决不了。“万物可金融”，防不胜防。今天打击“金融茶”，说不定明天就冒出个“金融咖啡”。因次，抑制“泛茶”之流的野生金融泛滥，需要转换思路、标本兼治。治标，指的是政府不要为那些所谓的“受害者”兜底。他们要“富贵险中求”主动入局，那就要鸡飞蛋打、一地鸡毛的心理准备。至于治本，还是要靠大力发展金融业。老百姓的正规投资渠道畅通、金融产品丰富，“万物可金融”的庞氏骗局就没那么容易得逞了。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最近“体育赛事饭圈化”闹得沸沸扬扬。体育总局表态“坚决抵制畸形‘饭圈文化’对体育领域的侵蚀”、“解决这一问题刻不容缓，全国体育系统必须高度警惕、快速行动”。态度坚决，心态炸裂，赛场上运动员拼搏，平台上饭圈打架，的确闹心。不过，体育领域的互联网治理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还需理性分析、冷静应对。反对畸形“饭圈文化”，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奥运健儿的优异表现，受到了社会各界普遍认可。为中国运动健将加油助威、喝彩叫好，是舆论的主流。一些热点事件、热点人物引发了争议，也是正常现象。这是“自古以来”的体育文化，并不是互联网时代的新现象。大家关心体育赛事，才会评头论足。冷冷清清、三缄其口的“清凉氛围”之下，赛事办得没劲，运动员比得没劲，伤敌八百自损一切。因此，赛事相关的正常争议，不能和畸形“饭圈化”混为一谈。比如，“三里屯大屏提前露出”事件后的引发的舆论浪潮，就属于正常的批评。不能责怪网友们“揪着不放”。既然搞错了，就要“立正挨批”，这是和社会舆论良性互动的正确姿势。中国体育事业的群众基础深厚，应该充分自信。重视体育，早已是中国社会的共识。乒乓球、游泳等老牌优势项目，是大众体育的基石，随着经济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网球等“新贵”项目也在中国迅速崛起。中国大众对体育事业的高度认可和热爱，不是区区畸形“饭圈文化”能撼动的。其实，本届奥运会畸形“饭圈文化”搞事，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主流舆论都极度反感。别看畸形“饭圈”闹得欢，出了圈就是“过街老鼠，一片喊打”。这说明我们舆论生态的“自然免疫机制”是有效的，不会被畸形“饭圈文化”轻易击溃。毕竟大部分网友是抱着“球赛就酒，越喝越有”的轻松心态观赛的，谁愿意被群魔乱舞扰了兴致？畸形“饭圈文化”不可能成为大众体育文化的主流。他们的噪音再大，也只是噪音而已，不可能轻易鸠占鹊巢，败坏中国体育事业的底蕴。因此，面对畸形“饭圈文化”的入侵，体育界人士要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是必要的。但也不能纠枉过正、用力过猛。和很多领域的互联网治理一样，对畸形饭圈文化入侵体育，需要精准施策，而不是大炮打苍蝇，挫伤广大网友对体育赛事的热爱，扰了观赛的兴致。精准施策，就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节点，切断黑色利益链条。畸形饭圈文化的“爆点”是情绪，通过煽动、放大、传播负面情绪，吸引眼球、收割流量。“情绪”只是表象、只是工具，真正的驱动力还是利益。正如“侠客岛”指出的，抵制畸形的饭圈文化入侵“更要抵制利益驱动下的贩卖隐私产业链”。实际上，畸形饭圈文化的黑产业利益，早就是公开的秘密。各路“粉头”异常活跃的背后，是操盘流量变现、利益输送的机构化运作。这些黑产“节点”卖力地制造舆情风暴，挑动对立，可不是为了满足情绪需求的逞一时之快，而是收割流量、“收费服务”、贩卖“周边”的长期经营。比如，“私生饭”跟踪尾随运动员，严重干扰运动员生活、训练的行为，可不是出于“个人热爱”，而是收集“周边”在圈内出售。再如，故意拉踩甚至不惜以造谣中伤的方式制造热点话题，也不是对“偶像”的热爱，而是为了所谓组织“应援”的“收费服务”。总之，畸形的饭圈文化看似是高度情绪化、非理性的网络舆论现象，其实是高度理性、长期运营的线下生意。在各大平台上兴风作浪，只是畸形饭圈文化的冰山一角。社交媒体平台只是这条黑色产业链的“货架”，真正的利益运作、组织体系是线下机构。抵制畸形饭圈文化，仅仅停留在互联网舆论空间，是治标不治本。互联网舆论场太大了，高度去中心化的生态体系是扎不紧篱笆的。只要饭圈“黑产”的利益链不被切断，利益驱动不消除，畸形饭圈的组织经营者总能处心积虑地在鸡蛋壳上找到缝。这是互联网治理的难点所在。对畸形的饭圈文化人人喊打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娱乐圈到主播行业，现在又入侵体育领域，始终得不到有效治理。说明仅仅是对线上舆论的高度警惕，没有线下打击黑色产业链的雷霆手段配合，是无法遏制这股网络泥石流的。其实，打击地下黑色产业链对体育事业的干扰，在体育竞技史上早有先例。最著名的莫过于臭名昭著的英国足球流氓。这些足球暴徒不仅是英国足球的祸害，更是“走出国门”全球作妖。这些暴徒到处滋事，让英国人丢尽了脸，闹到了举国共讨的地步。英国政府屡屡重拳出击，抓的抓、判的判，依然屡禁不止。社会学、政治学研究这一极端群体的论文洋洋洒洒，都不得要领。直到世纪之交，足球流氓背后的黑产业逐步曝光，随着黄牛倒票、勒索俱乐部、操纵赌球等等黑产被一一清除，这颗足坛毒瘤很快就消除了。失去了长期的利益驱动，就没有足球流氓这一群体性事件，只有球迷情绪失控造成的零星事件。这一前互联网时代的案例，对我们今天抵制畸形饭圈文化入侵体育乃至根除这一互联网舆论毒瘤，仍有有借鉴意义。任何时代，人性趋利的“底层代码”都不会改变。治理畸形饭圈文化，还需从线下的根子解决，而不是流于线上舆论的表面。1%的黑产经营者为了谋取黑色利益，制造出了99%“脑残粉”，这就是畸形饭圈的真相。线上线下合力打击这1%的黑色经营者，才是互联网舆论治理的关键。因此，对畸形饭圈文化的入侵，仅仅在线上抵制是不够的。这不是“云端”的战斗，而是线下实体的非法经营行为。对这种问题的治理，应该参照治理网暴的成功经验，线上找病灶，线下做手术，精准切割黑产节点。这需要畸形饭圈文化的受害者、互联网平台机构、行政和司法机构的默契配合、合理分工，形成合力。我们应该鼓励那些深受“脑残粉”、“私生饭”之害的运动员勇敢地站出来，该起诉就起诉。尤其是那些明星运动员，他们有足够的商业资源、行政资源，有能力采取主动的反制措施。广大热爱体育事业的网友，是他们坚实的舆论后盾。平台作为商业机构，不适合作为争议的裁判。但是，平台应该支持运动员们合理合法的抗争，积极配合调查取证。行政和司法机构应该通过立法立规，明确流量机构的行为边界，限制流量黑产的膨胀。总而言之，对畸形饭圈文化入侵体育，要高度重视，但也不必用力过猛。避免“大炮打苍蝇”的误伤一大片，而找准要黑色产业链的节点，精准施策，实施外科手术式的精确切割。天下苦畸形饭圈文化久矣，是该斩断这条黑色利益链了。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山东的丈母娘恐怕更难了。山东省人社厅等10部门近日联合发布重磅通知，宣布启动省属事业单位向企业转变的全面改革。此次改革涉及驻济和非驻济省属事业单位，转制后将收回所有事业编制，原工作人员将从省编办的实名制名单中剔除，并与新成立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约10万名曾经拥有事业编制的员工将正式成为企业合同工。图/网络考编是一个岗一个岗地匹配，而改革则直接收回10万人的编制，这一轮“事转企”的力度确实够狠，甚至让人感觉到丝丝凉意。随着后续影响的持续释放，这也必然会加剧山东人考公考编的难度，爱考编的宝宝傻了。01这不难理解。制度层面的改革，传递到社会，自然会激起各式各样的浪花。山东这一史上最大规模缩编的社会影响，怎么估量都不过分。腰缠万贯，生意好到爆，也不及丈母娘眼里的一个“编”。一直以来，山东给人的印象就是考编大省，“为什么山东人如此热爱编制”的话题，火遍各大平台，就连张雪峰老师在直播时也调侃山东人对编制的痴迷，说什么“不孝有三，无编为大”。在很多人那里，一个稳定的编制就是唯一的价值观，就是个体在大时代对于生活和生存的基本认知。这当然没有问题。生活的质感或者说生存的价值，对于大多数人群而言，粗粝而真实。有一个编制，意味着一种笃定和踏实，是市井百姓对于制度的信心所在。通俗地讲，入编就是进入“保险箱”。图/冰川然而，事物都是在变化的，编制也不例外。当“保险箱”越来越大，纳入其中的编制越来越多，就有点难以为继了。一方面，事业单位太多，涉及范围太广，必然从寻求保障走向抑制活力的反面，导致财政不堪负累，有点托不住了。而因为事业单位兼及生产经营领域，也使得诸多本该有活力的领域逐渐利益固化、社会板结化。另一方面，求安稳的编内人生，也产生大量机构冗余、人员冗余，很多人宁可守着一个鸡肋般的编制，抱残守缺，躺在舒适区，也不愿去实现更多的可能，并不利于激发社会的创新和创造力。02事业单位改革已势在必行。若说这样的改革究竟有多必要？不妨从之前已经取得的成效来做个考察。作为全国事业单位改革试点省份之一，山东省事业单位改革一直在进行中。2022年9月，山东省在“山东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宣布，10年来，不再保留省级10名、市级7名、县级5名以下事业单位，全省纳入改革范围的事业单位减少9996家，精简33.1%。减少近万家事业单位，这个数目确实不小，但只占全部事业单位三成不到。巨大成绩背后，其实是更加庞大的事业单位数量。从这个背景看这一次新启动的省属事业单位转企，或可认为这项改革正在进入深水区，已经开始啃骨头。毕竟，相对于之前砍掉的近万家“小软散”机构，省属事业单位往往距离权力更近，则推进难度也会更大。这无疑需要下更大的决心，设定更为完善的行动方案，坚决、稳妥地做好一系列后续接驳服务。毕竟，任何改革都意味着利益的剥夺和再分配，必须搞下去，但要尽可能照顾到各方利益。同时，也必须考虑到，事业单位中有一部分属于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这是政府必须提供的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不能市场化和社会化。03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孤军深入，而是要协调联动、配套共进。当下，多地事业单位改革亮点频现，热火朝天，除山东外，河南省今年4月启动改革，原则上不再保留科级和事业编制16名以下的事业单位。这些做法均可圈可点，但也只是改革第一步。事业单位改革已经不断深化，行政单位改革也应跟上，迅速破题。既然入编的人容易滋生怠惰，公务员难道就不会怠惰了吗？各级财政的真正重负，公务员所占不少。其实，很多人只是看到了山东人对编制的热爱，其实，更应该看到的，是底层人士对可预期生活的向往。一个健康的社会，就应该通过不断的改革，让资源配置更合理，让人才流动更顺畅，更能释放并激发社会成员的热情和创造力，大家一起找到各自最合适的姿势，也找到自己最满意的对象。

发展数字经济再次受到高度重视，这是好事。但是，“算力中心”下沉到县域，不是好迹象。撰文丨关不羽数字经济重回国家重点支持的支柱产业序列。但是，还是要警惕各地城投跟风，盲目上项目，避免过度基建、无效基建的重蹈覆辙。01近日，山东东阿县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项目（一期70Pflops）备案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有网友发文表示，投资15亿在一个县城建算力中心有没有必要，并对资金来源提出了质疑。7月17日，东阿县官方人员作出了回应，项目确实存在，但“项目不属于财政投资，不清楚具体资金来源”。该备案项目的公开信息显示，15亿元投资确不是财政投资，却是有财政背景的城投操盘。项目的建设单位“东阿县东科数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山东东财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财”），而“东财”的实际控制人为东阿县财政局，是一家标准的县级城投企业。公开信息还显示了该项目的用途：“项目建成后将重点服务于本市，提供高性能、高质量的人工智能算力基础服务设施”。图/网络讲白了，这就是县级城投平台搞了个基建项目。“算力中心”的名目无非是传统基建换了个“数字基建”的马甲。这种“服务本地”，或者更直白地说，是“服务本地政府”的基建项目，是城投债的渊薮。城投以政府隐形担保为后盾、用土地资源作为抵押物搞项目，从银行、债市圈钱。能还则还，还不上就“化债”。那么，还是那个老问题——这个项目要是落地，15亿的投资能回本吗？大概率是不行的。15亿投资算力中心，对东阿县来说，还是太奢侈了。就“服务本地”的功能性而言，东阿县无论如何也用不上那么多算力。东阿县常住人口34.1万人，低于全国县域常住人口平均水平。区区这点人口的公共服务即便是“高质量”，算力需求能高到哪儿去？东阿县的产业结构也很传统。驰名中外的阿胶制造要那么多算力干嘛？算力能把驴喂得更肥，还是把胶炼得更亮？▲东阿县中国阿胶博物馆（图/视频截图）东阿的财政能力也不足以支撑如此规模的数字基建项目。2023年东阿县的财政收入为15.8亿元。算力中心的15亿元投资，相当于东阿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东阿的财政收入没有余粮，更多的是债务。2023年底当地的地方债务余额为56.97亿，广义债务率高达365%，狭义债务率也有193.18%。窟窿不小、收入不多的财政每年能拿出多少钱，为自家的算力中心埋单呢？别说东阿县了，就是东阿县所属的聊城市，在山东的经济排名也是靠后的，财政能力、产业结构与昂贵的算力不匹配。而且，城投企业也不是操盘算力中心项目的合适角色。城投企业的经营能力本就堪忧，更堪忧的是技术能力。算力中心集中了大量的数据和信息，信息安全不容小觑。因此，东阿县的算力中心项目还是备个案、充个数算了，要是搞出了一地鸡毛——大笔投资打了水漂、大量资源浪费，最后还得麻烦上级出面“化债”，何必呢？发展数字经济确实很重要，但数字经济可不能搞“城投模式”。政府主导的“项目思维”发挥到数字经济领域，大概率是一哄而上的“过热”始，百无一用的“深寒”终。对此，业内早有警示。022023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大数据学院）院长张云泉对启动一年的“东数西算”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其中就有各地一哄而上盲目上马的现象。张云泉指出，“各地建设智算中心热情高涨，出现了不顾实际需求，重复建设的现象。已经有超过30多个城市建设了智算中心，更多城市在规划上马新智算中心，甚至出现了一个城市同时建设多个超算中心和智算中心的现象。”作为行业领军人物、数字经济算力经济的主要倡导者，张云泉委员的建言是值得重视的。然而，张委员建言一年后，算力中心的立项已经“下沉”到了县域，说明他此前指出的问题非但没解决，还有愈演愈烈之势。实际上，东阿县的城投转行搞数字经济并非个案。传统基建被限制后，债务高企的城投企业打数字经济、数字基建的主意不在少数，甚至有“数字城投”的新概念。倒腾土地搞金融的城投企业转型科技企业，怎么看都不靠谱。简单粗暴的卖地生意都玩不转的，还能转行玩高科技？着实让人捏把汗。这种下沉式的一哄而上，并不是重视“数字经济”，而是重视“经济数字”——GDP增长的数字、拆东墙补西墙债务腾挪的数字。本地的人口数量、经济水平、产业结构需要匹配多少算力，地方政府心里难道没个数？图/图虫创意本地的数字经济的有效需求、发展基础有限，可是“经济数字”无效需求是无限。其中的逻辑和传统基建大量重复、无效投资是一样的，明知小县城不需要八车道、十二车道的豪华大马路，可是项目越大、圈钱更多，经济数据越好看。这种“项目学”的核心技巧是抓住政策风口巧立名目。今天政策鼓励改善交通，那就上交通项目。明天风向换成重视文旅，那就搞文旅项目。如今传统基建立项被限制了，数字经济成了香饽饽，就轮到“算力中心”了。这种政府主导的“项目思维”由来已久，一哄而上的项目与真实需求无关，和财政能力脱节，因此造成了大量的资源错配，导致经济运行体系的效率下降。如果算力中心成了遍地开花“县县通工程”，那会是怎样的重复建设？这种一哄而上的“项目学”会让中国经济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对数字经济发展也是有害无益的。项目学的背后是“规划思维”，政策引导就是规划先行。可是，数字经济发展“去中心化”的市场思维，和行政主导的规划思维，本身就八字不合。也就是说，即便我们能改善政府主导投资的项目模式，排除“数字”干扰，达到理论上的“完美”水平，也难以出现期待的数字经济的发展。因为，数字经济无法“规划”。03数字经济从来不是中心化的“规划产物”，而是去中心化的市场经济成果。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数字经济所有成功的商业模式，都是市场博弈的产物。所有数字科技的发展，都是商业机构在市场活动中反复试错中进化产生的。比如算力技术，今天人工智能的主要算力不是各国政府长期重视、大量投入的超算，而是游戏产业边缘成长起来的GPU。“GPU为王”的算力革命，甚至在10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任何政府、科研机构预先作出了规划。这种“计划外”的技术革命，主导了整个数字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移动端技术的普及，形成了没有物理边界、无比庞大的云端市场，超出了任何传统规划思维的能力范畴。庞大的市场需求，每天诞生无数的新需求、新点子，不断驱动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的科技成长路线，没有固定的轨迹可循。今天大干快上的“算力中心”，或许过不了多久就成了明日黄花。这也是有前车之鉴的。前些年各地一哄而上的“融媒体中心”，现在有多少是正常运转的？当时花大价钱搞的“高端设备”，没过几年小主播在家里攒个机就完美替代了。所以，绝大部分区县级的融媒体中心，政府用不上，民间不想用。落得个十室九空、“铁将军”把门的寂寞。甚至在财政吃紧的当下，一些地区的融媒体中心已经成了讨债讨薪的重灾区。图/视频截图在数字经济领域，所有成功的创新都是“意外”。数字经济产业是无数市场主体的创意在市场中分散试错、彼此竞争的产业。这种产业模式是中心化的规划思维无法替代的。这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多年的政策引导和扶持，消耗了大量的公共资源，也没能成功打造出一家科技巨头。政策背书的官方认证“独角兽”，很快就被证明点错了科技树，所谓的“先进技术”被证明是过渡性的、不成熟的，迅速失去技术领先地位。又比如人工智能产业的那几条“小龙”，曾因“算法先进”备受重视，却在“算力为王”的时代迅速衰弱，成不了OpenAI。事实证明，“独角兽”无法由政府制造，只能从市场中成长起来。能够支撑中国数字经济未来发展的算力，也是一样。地方政府拔苗助长“上项目”，不是发展数字经济的正解。总之，发展数字经济再次受到高度重视，这是好事。但是，“算力中心”下沉到县域，不是好迹象。及时叫停一哄而上的地方数字基建，约束政府投资行为，避免数字基建重蹈资源错配的老路，是当务之急。长远来看，中国发展数字经济，最关键的是明确政府的角色定位，约束行政行为的边界。放手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鼓励市场主体大胆经创新。少一点禁忌就多一点活力，少一点管制就多一点创新。而不是越俎代庖，投资经营一把抓。如果一定要坚持行政规划主导，那就不要发展数字经济了。强扭的瓜不甜，何必呢？搞出满地的算力中心，未来真的不好收拾。▼长按识别图中二维码预约直播冰川大论场系列

这几年，金融圈成了众矢之的。已经到了做空挨骂、做多也挨骂的地步——买国债都被批评“扰乱经济”，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今年以来房市、股市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唯有国债一枝独秀，连番大涨。以至于4月份央行喊话“不要炒国债”，可是依然没有止住国债上涨的势头。5月22日，30年期超长期特别国正式进入二级市场交易，“国债热”达到高潮。连续暴涨，最大涨幅25%，两次触发临时停牌。央妈也从喊话升级为采取行动。7月1日，央行宣布将于近期面向部分一级交易商开展国债借入操作，并表示卖出国债操作正推进落地。央行明确表示要亲自下场融券“做空国债”。这一非常举措，可见形势之激烈。于是，照例有业内人士出来“政策解读”，遂有了“疯抢国债，也是对经济的扰动”的暴论。民间脑补继续加码，往“中美金融战”的阴谋论上扯。但凡金融资产下跌，“做空中国”的帽子满天飞，已经见怪不怪了。现在连“做多”也不行了吗？其实，“疯抢国债”没有什么阴谋，而是“资产荒”的极致表现。“资产荒”是当下很多经济现象的解释，甚至发行超长期国债本身，也有“资产荒”因素的影响。求解“资产荒”现象，是破解今天经济困境的一把钥匙。5月份，央行发行超长期国债，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财政需求以及为市场注入流动性的宏观调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缓解商业银行因“资产荒”造成净息差降低的经营压力。30年超长国债2.57%的发行利率，就是为大型国有银行量身定做的“小灶”。大型国有银行的平均存款成本为1.85%左右，业务管理成本大概为生息资产的0.8%。两项叠加，资产收益率的底线在2.7%左右。市面上的“资产荒”造成居民和企业的投资意愿下降，银行存款激增。可是，银行也找不到足够的优质资产投，存多贷少的超额储蓄大幅导致银行的净利差收益大减，成了放不出去的烫手钱。商业银行的经营压力陡增。这就需要央妈伸出慈爱的小手，拉“孩儿们”一把。30年期国债发行利率是2.57%，基本满足了大型国有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底线——名义上还差那么一丢丢，但是大型国有行买国债的管理费用低、不占资本金。2.57%的国债利率至少不亏，甚至略有点盈余。因此，央行发行超长期国债，就是为国有大行定制的无风险资产。之所以说是为国有大行量身定制的，是因为股份制银行的收储成本、业务管理成本都比较高，资产收益率底线要达到3%以上。超长期国债的2.57%没有照顾这些“小伙伴”。国有大行吃肉，股份制银行最多喝点汤，其他的金融机构只能眼馋一下。可是，这样亲疏有别的精准安排在一级市场的发行阶段是有效，但在二级市场就不灵了。“资产荒”雨露均沾，金融机构都是有钱不知道往哪儿投，都缺优质资产固守筑底。一级市场吃不到长期国债的肉，更得在二级市场疯抢。这一抢，就造成了国债价格的暴涨。债券和股票不同，股票是越买越贵，债券是越买实际收益率越低——因为债券每次上涨都相当于预支了未来的利息收益。所以，国债成了单边的多头市，国债的实际收益率大幅下降。这就惹恼了央妈。这帮“熊孩子”不听招呼的搞法，不是砸场子吗？国债的实际收益率是市场无风险利率的标杆，要是跌得不成样子，会波及整个利率体系。间接也会影响到汇率——中美之间的利率差扩大，的确会加剧资金外流。所谓“中美金融战”的阴谋论就是这么来的。不过，本轮中美之间的资金流动，起决定作用的是其他宏观因素而不是美联储加息、中国降息的利差扩大。让央行烦恼的真正原因，我们金融系统的利率水平是政策主导的，如果和市场实际利率严重背离，会影响政策的权威性。这是关乎金融主导权的大事——政策可以给，但市场不可以要，更不能“倒逼”。因此，央行做出了“我要下场做空”的强硬表态，政策解释家们顺势扣上一顶“扰动经济”的大帽子。可是，解释家们显然用力过猛了。经济哪有静止的，“动”是必然的。至于说“扰动”，那是言重了。金融市场熙熙攘攘皆为利来，谁吃饱了撑的，故意和央妈置气？“扰动”总有不得不“扰”的理由。没有人“恶意做多”国债，无非是“资产荒”压力之下的不得已罢。从居民到企业再到金融机构，上上下下都是有钱也没处投的“拔剑四顾心茫然”。即便央妈精心设计的长期国债，也免不了被“扰动”了。这场国债风波，直接影响有限，却凸显了“资产荒”对金融体系造成的内伤。央妈是真难，为“资产荒”出手发过债，却因“资产荒”受到了意外的政策干扰，最后不得不用“亲自下场做空”的非常举措打补丁。这是难为了央行，难就难在左右为难。动作幅度稍微大点，就遭到了市场的反噬。其实，“资产荒”对央妈施策的干扰远不止区区的国债风波。很多宏观的货币政策，都受到了“资产荒”的干扰。比如，“货币政策救市派”期望央妈相仿美联储搞QE，亲自下场收资产。可是，“资产荒”摆在眼前，央妈能不慎重吗？A股没有纳斯达克，债市里唱主角的地方债是泥菩萨过江。央妈QE谁，谁就解套了，可央妈找谁解套呢？QE也要算账，不是白送钱。再如，大幅降息增加流动性，央妈也得考虑资产荒的现实情况。大面积的“资产荒”是资源错配，造成资源错配的机制不纠正，就算大幅降息能增加流动性，只会加剧错配。造更多没人买的房子、没车跑的高速、没客流的高铁，经济就会好？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造成“资产荒”的资源错配机制得不到纠正，大幅降息也解决不了流动性问题。日本央行从1999年就实施0利率，期间甚至还搞过负利率，解决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吗？如果不是这次日元借着美联储暴力之势大幅贬值，再搞10年0利率也不会有多大效果。不要想象央妈打开货币的水龙头，就有源头活水来。造成资产荒的错配机制，挫伤了市场预期和信心，这不是印点钱就能修复的。天量的M2都推不动M1，说明中国经济缺的不是钱，缺的是把“死钱”盘活、转化为优质资产的市场信心。这已经超出了货币政策范畴。金融可以创造货币，但是不能凭空创造优质资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缺了优质资产的“米”，单有货币的“水”，是做不出饭的。我们的金融体系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是资源错配导致资产荒的“锅”，不该金融系统背，央妈也不是破解资产荒困境的“解铃人”。央行的政策动作受制于“资产荒”难以施展，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就更指望不上了。总而言之，金融系统上上下下都困在了“资产荒”里，左右为难、进退失据。不要说放水救市，能把净息差减少的缺口补上就不错了。造成“资产荒”的资源错配问题不解决，市场信心不恢复，货币政策也好，金融政策也罢，都很难传导到实体经济。所以，不要责怪央妈了。央妈不是不尽力，而是有力使不上。也不要给金融机构乱扣帽子，自顾不暇，哪有“扰乱经济”的余力？为今之计，只有断了资源错配的病根，制止资产泡沫化的趋势，从而修复市场信心，释放优质资产。这才是“资产荒”的正解。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昨天这篇做了少许删改，今天重发。以下正文：这两天正在讨论消费税，有个朋友觉得很迷惑问我“不是说促进消费吗？增加消费税难道不会影响消费吗？”这是个一个好问题，一个经济学本科一年级的问题。这不是调侃，不信可以找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材查。答案当然是增加消费税，必然抑制消费。不管是普通商品，还是奢侈品、特种商品，结果都一样。别的比较好理解，增加奢侈品的消费税，在很多人看来是不会影响消费的。中国大众的经济观念，奢侈品消费就是有原罪的，所以增加奢侈品的税收是有很强的民意基础。哪怕是损人不利己的惩罚性税收，也能给大众提供情绪快感。然而，增加税收没有局部手术，只有一损俱损。对奢侈品加税，影响的不只是奢侈品消费，而是社会总消费。因为，奢侈品行业的产业链很长，消费终端的增税造成的经济压力会传递到整个产业链。专卖店生意少了、利润薄了，做物流的、造原材料的都会受影响。整个产业链上受波及的群体收入减少，消费都会降低。就像房地产行业不行了，倒霉的不只是许家印，还有失业的建筑工人、给工地送盒饭的。更何况，到底什么算是奢侈品，还不是文件一行字吗？说你奢侈，吃顿烤鸭是奢侈，吃个肉包子也是奢侈。规则没有边界，游戏可以随便玩。总之，任何税收，无论以何种名义，都是政府财政和民间之间的财富分配。只不过有的直接承压，有的间接承压，损失有大小，却都是输家。狐狸分饼，两只被分饼的熊大眼瞪小眼盯着对方的饼，目光清澈而愚蠢。殊不知，自己手上的饼都小了，只有狐狸的饼变大了。增加消费税，是以抑制民间消费的代价，让政府财政受益。也就是说，最理想的状态下，增加消费税，是消费力的转移，不改变社会总消费。本来是打工人的消费，加税后换成公务员消费。不过，实际情况从来都不是这么“理想”，税收是有税收成本的。而且，地方债高企的当下，消费税转化为财政后，会拿去填地方债的窟窿。这些钱就退出了消费市场。增加消费税，不管以何种方式增长的，都不会促进消费。再宽泛一些，任何税收增长，都不可能促进消费。不管专家们怎么口吐金莲，消费税抑制消费的后果都是无法回避的。这就是个经济学本科一年级的基础题。我们现有的消费税比较模糊，既有政府专卖的特种商品税性质，比如烟草、汽油被纳入消费税，也有奢侈品税的性质，比如汽车。烟、油、酒、车合计贡献98.5%的消费税。这和日本那种几乎覆盖所有零售商品的消费税不一样。虽说征收的商品覆盖面不广，但是总税额不低。2023年消费税总收入为1.61万亿，是国内前四大税种之一，占整体税收比重的8.9%。这次消费税“改革”主要三条：扩大征收范围、征收环节后移、稳定下划地方。后两条主要涉及央地之间的税收分配，和所有人直接相关的是第一条“扩大征收范围”。具体扩大到什么范围，目前还不清楚。有消息称，将会增加3000亿到1万亿的税收。相当于增加了18.6%—62.1%。要达到这个增幅，消费税的范围无疑会大幅扩大。这显然会引起不小的震动。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届时各路专家一定会出来灭火，他们的套路耳熟能详，不会有多大新意。无非是参照“国际惯例”，和论证我国的税负不高还有增长空间。这次应该会对标日本，为消费税扩容找依据。“消费税扩容有限，比日本的消费税征收范围还是要小很多”。表演欲再强一点，还会很激动地批评“消费税改革不彻底，征收范围远远小于日本，起不到夯实财政基础的作用”。我敢肯定，这种对标日本的说辞一定会出现。因为，最近各路经济专家中特别流行对标日本，假装我们有3.4万美元的人均GDP、有日本的财政资金运营效率、有日本良好的内外环境。总之，主打一个“假装我们是日本”的COSPLAY卖萌。专家的含金量就在表演的专业性。即使我们的消费税增加到2.6万亿，依然比不过零售普征的日本消费税，这是事实。最高级的谎言不是说假话，而是隐去真相。热烈鼓吹消费税的专家不会告诉大众，日本的消费税对标的是我们的增值税。区别在于，我们的增值税是在“生产-流通”环节普征的，而日本的消费税是在终端消费征收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消费税每增加一种征税商品，就是多了一次重复征税。我们的重复征税本来就很多，还可以把“税”改成“费”再收一遍。比如高速公路，油费含税，办照上路再收一笔养路费，最后还得收通行费。一菜三吃，不重复吗？重复增税在我国从来都不是问题，我们的专家们不care这个，他们只关心不能苦了财政。更妙的事，很多行政规费因为不是“税”，所以也不计入税负——很多“费”确实不是税务局收的。所以，我们的专家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中国税负不高”。这很有道理，税收换个马甲，大家就不认识了。总之，税负低于日本，消费税范围小于日本，增税很合理啊。不增都不好意思。只要政府钱不够花了，专家们还会找出很多这样的“国际惯例”。瞌睡送枕头，不够还可以送膝盖。这是中国经济专家、财政专家的主营业务。他们还有一个传统艺能，那就是找词儿。“增税”换成别的词儿，就不那么扎心了。“改革”、“调整”、“优化”、“规范”，甚至“降低”，结果都是实质增税。只要是税收问题上出现“改革”、“调整”、“优化”、“规范”……，结果都是增税。一直增加一直不满意，就一直“调整”、“优化”、“规范”……，这是中国税制改革的死循环。要当财政专家、经济专家，数学差一点没关系，语文一定要好，没有半本新华字典的储备，吃不了这碗饭。这套文字游戏和送枕头送膝盖的把戏玩了很多年了，习惯成自然。可是，现在还能不能继续玩下去，专家们要清醒。老百姓已经不敢消费、没钱消费了，已经需要促进消费、刺激消费，还要增加消费税，这太刺激了。过去一段时间，每每一些领域出现问题，专家们总是出来做“甩锅”解释，诸如一切全怪资本和一切责任都在美方，只是最近似乎有点不好使了，甩锅技术需要迭代。在新版甩锅指南没上线之前，当下不宜增税。

最近，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给央行布置了一个任务，把钱变“毛”。他说，央行需要让消费者、投资者明白，“自己会不遗余力的让你们的钱变毛，你花不花？你不想花也得花”，“要把你的钱变毛”。为了避免断章取义之嫌，把图贴这儿：看完张所长的讲话，我默默地洗了洗眼睛。这套虎狼之词，太“凶残”了，比切三天洋葱还辣眼睛。大概是为了不让张委员的形象变“毛”，一些正规报道把张委员的虎狼之词大幅删改了，成了“断章取义”式的报道。还好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为我们、为后世保留了张所长的“经济学理论”。虽然一口一个“日本”、“克鲁格曼”，很是谦虚，逼老百姓花钱的“把钱变毛论”却是张所长的原创理论。克鲁格曼可没这么大胆子。在经济学界，保罗.克鲁格曼的确是个另类。他才华横溢、文笔犀利，被誉为凯恩斯之后文笔最好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也充分发挥自己的媒体天赋，活跃在各大媒体上。所以，克鲁格曼最有影响力的不是经济学著作，而是发表在媒体上的大量评论。半个媒体评论人的角色，克鲁格曼有很强的“问题意识”，而不像大多数同行那样看重“理论体系”。比如，他以自由贸易的全球化理论获得诺奖后不久，就发表评论说理解和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很多同行一脸蒙圈，老克这是啥意思？才说拆除贸易壁垒促进全球化是最优解，怎么这么快就变脸了呢？克鲁格曼完全不在乎。什么学派、理论体系完整性，他就没当回事。克鲁格曼的“大嘴属性”好不好、理论成就高不高，见仁见智，这里不多做评论。需要指出的是，克鲁格曼很多观点是针对具体事件，一些犀利的表达是有修辞属性的。比如，张斌说克鲁格曼劝日本央行做一个“不负责任的央行”，其实是克鲁格曼讽刺日本央行的锐评。因为，日本央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负责任”实在太辣眼睛了。日本央行的骚操作始于日元升值后超发货币，导致经济过热、资产泡沫堆积。问题浮出水面，日本央行慌不择路连续暴力加息，导致股市、房地产市场全面崩盘。闯下惊天大祸后，应对迟缓，错过了挽救的窗口。日本央行的业务不行，可是甩锅厉害啊。左手甩锅市场，右手甩锅名义上的上级大藏省，自己摆出一副“我尽力了，我是负责任的”委屈姿态。这时候日本舆论界还在为“遏制高房价”的夙愿得偿开香槟，央行当家人三重野康被他们捧为“负责任”的昭和英雄。真崩溃了，事情闹得不可收拾了，媒体不好意思自己打脸，只好配合央行甩锅。于是乎，经济崩溃的始作俑者日本央行居然还体面了好几年。可是，纸包不住火，克鲁格曼是最早对日本央行祸乱经济提出批评的经济学家之一。克鲁格曼建议日本央行做一个“不负责任的央行”，充满了反讽的意味——“负责任的央行”？你装什么蒜啊，都照你这么“负责任”，经济得完蛋，趁早“不负责任”吧。克鲁格曼给日本经济开的药方，可不是张斌的“把钱变毛”、让老百姓“不花不行”。人家可没那么大胆子。克鲁格曼确实主张央行和政府政策引导提高通胀率。安倍政府把年度通胀率目标定为2%时，克鲁格曼说低了，怎么说也得到4%。通胀率多少合适，也就是对经济有利、老百姓能承受“温和通胀”上限在哪儿，经济学家是有争论的。胆子大的认为9%为上限，胆子小的认为是3%就差不多了。克鲁格曼建议的4%，充其量是略胆大。4%的通胀率，也绝对到不了“把钱变毛”、“不想花也得花”的程度。克鲁格曼是犀利的，但不疯不坏，没有祸祸老百姓的勇气。话可以乱讲，货币政策药方不可以乱开。货币政策保持温和通胀，是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也是各国央行的政策目标。“人造通胀”对不对、好不好，姑且不论。至少没有哪家央行敢把货币放水放出“货币变毛”的恶性通胀。3%也好，9%也罢，基本的底线还是有的。嗯，事无绝对，“把钱变毛”的奇葩央行也有。最近的例子是津巴布韦、委内瑞拉央行这对卧龙凤雏。张斌“货币变毛论”的实际应用效果，可以参考这两家。而且，津巴布韦和委内瑞拉央行的货币放水渠道，也和张斌的建议一样——印钱给政府花，印着印着货币就变毛了。后果也的确如张斌所言，“政府多花钱，非政府部门收入就越多”。津巴布韦的“钱变毛”后，老百姓手头的钱多得不得了，多到拿去糊墙了。多到委内瑞拉人嫌弃钞票太硬，擦屁股不方便。可是，“恶性循环局面”并没有改变。钱都糊墙了，哪有啥循环？扔马桶里的是循环了，在下水道里循环。市场的堵点不除，实体经济的循环不畅，大规模超发货币的下场就是变成冲进下水道的废纸。这才是正经的经济学常识。没有正常的市场环境，抑制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央行印钱、财政花钱，造更多没人要的房子，修更多没车跑的高速、没客流的高铁，搞更离开财政补贴活不下去的产业，不只是钱变毛了，整个宏观经济都会变“毛”。大规模资源错配得不到纠正的情况下，让央行把钱变毛，让老百姓的钱“不得不花”，老百姓怎么办？买条铁路啃铁轨，买十套八套低线房产放骨灰盒？张斌以为，钱变毛了，老百姓的脑子也变毛了吗？的确，目前中国经济循环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但是，“需求不足”不可能靠印钱放水暴力拆解。因为，“需求不足”不是经济循环跑不动的“因”，而是经济循环堵塞的“果”。钱在“财政-金融”体系里绕着地方债和地方债背后的不良资产空转。越放水，债务包袱就越大，经济循环越堵，根本留不到下游。老百姓的钱包没有源头活水，需求当然不足。通下水道的都知道，下水道小堵，放点水一冲，能冲掉。可是，水泥堵得严严实实的，非要开闸放水，那是拆家。这么浅显的道理，经济学家竟然不懂？因此，采取任何政策之前，先要正视一个问题：今天中国经济循环体系，到底是大堵还是小堵？经济学家开药方、下猛药之前，怎么能跳过诊断环节呢？看到发高烧的，只会开生理盐水，一瓶不够就两瓶，是最烂的庸医。财政政策也好、货币政策也罢，都是引导，而不能逼迫。老百姓没钱花、有钱不敢花，就不顾后果逼着老百姓花。这不是经济学逻辑，而是强盗逻辑。大放厥词建议央行不负责任印钞时，想起克鲁格曼了，拿他的“金句”给自己的虎狼之词镀金。经济学家们早干嘛去了？多年前，克鲁格曼批评亚洲经济模式“过度依赖政府主导投资、过度依赖劳动力投入，而非劳动生产率提高”时，我们的经济学家忙着讴歌“中国模式”。2011年到2015年，克鲁格曼反复提醒中国经济要出问题时，我们的经济学家们积极反驳他“唱衰中国经济”又在想啥？前两年，克鲁格曼发文建议中国“将更多收入转移到家庭，从生产端转移到消费端，增加居民收入从而增强消费需求”时，我们的经济学家怎么没想到“需求不足”？克鲁格曼对中国经济的诊断、开的药方未必都对，其中有洞见，也有隔岸观火的想当然。他不是很懂中国，但是他也没有向中国同行传授罔顾民生、掠夺民财的强盗逻辑。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镜子镜子我问你，中国最霸气的司机在哪里？”“秋名山车神在武汉司机面前，也只能低下高贵的头。”武汉司机的霸气，我年轻时候就知道了。有一个在驾驶界流传很久的传说，说武汉公交司机尤其开跨江路线的，比如538路，都是赛车手出身。得飘得飘得那个飘：也正是因为名声在外，所以武汉公交上经常有“控制车速”这样的醒目提醒，要求公交车时速不能超过40公里。武汉其他车的司机，总算松了一口气。然而，最近一种新的车辆——无人驾驶出租车在武汉路上出现了。跟过往一段时间的公交车一样，这种车也给武汉的司机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困扰”，因为它们太过讲究交通规则，以至于在路上闹出各种各样的怪问题。没错，我说的就是百度Apollo推出的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平台——萝卜快跑旗下的无人驾驶出租车。萝卜快跑的出租车，有多守规矩呢，看下边这张图，你就能感受一二了：两台萝卜快跑在十字路口碰上，因为双方相互礼让，谁也不先走，导致路口拥堵，给来查看路况的交警都给整不会了。因为现实中屡屡搞出这种哭笑不得的事来，很多人喊这个车“笨萝卜”，但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新生事物。百度老总，也是萝卜快跑的大boss李彦宏，最近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时表示，大模型不能卷基础模型，要卷应用、卷场景。这话说得没啥毛病，萝卜快跑作为百度AI的一个拳头产品，确实是充分考虑了现实场景的应用中？只是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应用，它称得上是好场景，好应用吗？应该说，在整个社会经济蓬勃向上，劳动力价格快速飙升，劳动力市场转向卖方市场的状态下，像萝卜快跑这样可以给整个社会节约人力的无人驾驶出租车，是有很大的存在价值的，更不失为一个好应用。就好像当年的工业革命，使得前现代的劳动生产率有了巨大的飞跃，空乏的市场上一下多出了很多物美价廉的商品。整个社会面貌也跟着发生巨变，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但是以目前的现状来说，无人驾驶出租车，真的算不上什么好应用、好场景。因为眼下的出租车市场，司机已经严重过剩到快拿不到订单了。就这两天的新闻，根据广州市交通运输局每月发布的《广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市场运行管理监测信息月报》，从2023年9月至2024年5月，广州报备网约车数量从9.74万辆增至12.12万辆，注册驾驶员从12.91万增至13.85万。与此同时，从去年12月到今年5月，网约车日均订单量则从14.21单下降至12.22单，日均营收也从343.34元降至311.63元。这意味着一些网约车司机即便是“整月无休”，在未扣除用车成本的情况下月收入也不超1万元。武汉会有什么不同吗？当然不会。在武汉的热门区域，如江汉路、汉街等地，打开热力图便能看到大量司机在争抢订单，同时这些区域也常发生交通拥堵。不论是出租车司机，还是网约车司机，大家的日均营收都在持续下滑。萝卜快跑在武汉投放了1000辆无人网约车，6公里4块钱，平均一公里几毛钱，而且能24小时接单，试问哪个司机干得过。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这话一点没错的。过去一段时间，网约车出租车、送外卖、送快递被誉为新“铁人三项”，是许多失业者最后的兜底。这几个行业容纳了大量新就业者和失业者，为社会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据交通运输部公布数据，截止

撰文

各路神探忙于对民间数学竞赛的预赛12名、17岁中专生姜萍“地毯加显微镜”式搜索，无暇顾及西北地区高校重镇、985名校西安交大硬核理工专业核物理领域的争议风波。又见“美貌与智慧并存”的跨界天才其实，2024年6月21日下午，西安交通大学第115届（2024年）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来自能动学院核工程计算物理（NECP）实验室的硕士研究生李艺飞作为6556名毕业生的代表，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艺飞还是扬琴特长的艺术生，形象甚佳。演讲视频在网上传播后，李艺飞先被赞“美貌与智慧并存”。这不得不让人感慨，我国的艺术教育真的是成就斐然，在整个教育领域都是了一股清流。不仅吹拉弹唱百花齐放，还为学术界输送了大量跨界人才。李艺飞在演讲中致敬了钱三强等老一辈学者，几十年后的毕业生在毕业演讲中又将致敬谁呢？会是今天这些艺术学术兼修、美貌与智慧并存的跨界天才吗？可是，舆论陡然反转。“学术妲己”不妥，但有较真的必要很快，李艺飞就被质疑学术不端，“黑料”漫天，甚至被指为“学术妲己”。无论真相如何，我都不赞成用“学术妲己”这种侮辱性的标签，“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合理的质疑也不应该用这样过火的方式。而且，这种性羞辱的谩骂对厘清真相并无帮助。学术界的不正当关系事件中，舆论对“学术妲己”的口诛笔伐竭尽羞辱为能事，却有意无意地对“学术纣王”却被轻轻放过、不了了之。“学术妲己”这样的性羞辱标签，客观上成了吸引火力的工具，为真正掌握资源和权力的学阀打掩护。“学术妲己”的标签不好，但质疑还是必要的。因为其中涉及学术资源、学位授予、事业编制等公共资源，不能不较真。“学术共同体”的集体缄默网上对李艺飞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1、李艺飞在读期间的论文成果乏善可陈，仅有一篇论文，且不是第一作者。2、学术成果涉及剽窃，网传是剽窃师弟的，导致师弟罹患抑郁症。3、和机构“二把手”有不正当关系，人际关系紧张。4、专业“跨界”太大，扬琴特长的艺术生入读西安交大电气专业本科，研究生则是“调剂”到专业门槛很高的核物理。从特招到“调剂”，程序是否合规，受到了质疑。尤其是核物理这样的“国之重器”，“调剂”入学是否合理，已经有质疑者提出了。5、演讲中声称要扎根西北荒漠，实际上是西安“国字头”机构的事业编。当然，网络上的“小作文”不可尽信。不过，除第5点属于道德范畴可以不论，其他四点都相当“硬核”。因此，无论是出于对西安交大的声誉维护，还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名誉，校方、NECP实验室乃至主管部门都应该及时启动调查程序，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法。而且，为了增强公信力，应该有立场中立、无利益关系的第三方介入甚至主导相关的调查。在我看来，这样的查证并不难。论文成果是否过硬、学术成果是否真实原创、是否存在不正当关系的利益输送，以及招生程序是否合规，或有清晰的学术评判标准，或有严谨的调查程序。这些都可以找到有效的客观证据，不存在“自证清白”的逻辑陷阱。只要启动正式的调查程序，很容易给公众一个交代。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争议沸沸扬扬好几天。既没有正规媒体采访调查，也没有知名教授学者表达看法。名校硕士李艺飞的争议受到的重视程度，竟然不如一个业余数学爱好者的中专生。真金白银的学术资源分配、货真价实的学术活动，舆论的关注度却比不过一个由企业举办的民间赛事，匪夷所思。难道各路“肘子”的“学术打假”，只有面对“学术共同体”的圈外人时，才有质疑的勇气吗？果真如此，那就不得不让人感慨，“学术共同体”的护城河真是深不可测啊。

这两天参与一个话题很无聊的线上辩论赛玩物丧志了，没有勤奋码字。向老读者抱歉。没想到才几天“不问世事”，咱就成了“高收入国家”了？这等好事，我怎么没感觉呢？这事可以说道说道。宣布这好条消息的是世界经济论坛理事会成员朱民，是在2024年6月25日-27日在大连召开的达沃斯论坛论坛上发的喜报。他在演讲中指出，我国已经进入高收入国家之列，以往人们的消费更多是在生活必需品和基本消费品，而现在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奢侈性消费发展式消费等服务性消费，因此，消费的商品变少了，从物理角度来看，消费的实物商品是有限的。“高收入国家”并不“高”其实，“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是个十年老梗。最早是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2016年做过预测，后来还提过至少两次，每次宕一两年，略尴尬。今年3月份，老林发布最新版本，说是2026年就真成了。当时还被揶揄又是“明年一定行”。没想到，老林下了那么大决心的“明年一定行”，朱民轻描淡写地宣布“现在就是了”。想必老林心里肯定很失落，要打场篮球一浇心中块垒。抢了老林明年“准确预测”开香槟风头的，来头当然不小。朱民在金融业历任要职，最显眼的是IMF的副总裁。对了，他还是复旦杰出校友，难怪白面无须的温润感和张维为教授颇有几分相似。他宣布“我国已经进入高收入国家之列”，肯定不是开玩笑的。其实，“高收入国家”的预测并没有神奇之处。因为此“收入”不是大众日常的收入，而是一个人均GDP标准的专业术语。人均GDP达到1.3万美元，就进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这个标准是老林供职过的世界银行提出的。所以，林毅夫应该更有“预测权”。但是，被“截胡”也不算冤，因为人均GDP的预测不难。每年中国政府都会公布GDP增长目标，而且几乎都能完成。按照人头一平均成了。2023年中国人均GDP1.27万美元，距离“高收入国家”就是临门一脚而已。早一年晚一年，大差不差。老林稍微保守了一点，让老朱抢先了，略亏。那么，“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到底有啥特殊意义呢？好像也没有。一定要说有，那就是这个标签相当于世行发了一朵“小红花”。给各国政府发这种“小红花”是世行的主要业务之一——千万别误会，世界银行不是全世界的央行，美联储才是。美联储管发钱，世界银行管发花。这种望文生义的误解，和国人觉得“联合国最大”一样，属于本国官本位思维的想当然。更不要误以为“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就成了“发达国家”，人均1.3万美元，“发达国家”的人均GDP门槛是3万美元门槛，“高收入国家”还没到“发达国家”的腰部，算是裆部吧。标签上写个“高”，看上去更美罢了。总之，中国已经成为或者明年成为高收入国家，区别不大。成与不成，意义也不大。两位老经济学家念兹在兹，更多的是个人的执念。经济发展就是GDP数字的“GDP执念”，是时代给他们留下的心理印记。他们因此被群嘲、被争议，是有点冤的。“高收入国家”的标准没用错，只是这个“高收入”并没多高罢了。但朱民用“中国已经成为高收入国家”，解释中国目前的消费形势、和消费习惯改变，是强行关联了。消费不振不是因为“高收入”“中国已经成为高收入国家”，并不意味着中国老百姓也高收入了。国是国，人是人，一码归一码。老百姓的消费习惯，可不会因为“中国已经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普大喜奔”就改变消费观念和习惯。更重要的是，就算消费观念提升了，那也得收入提升配得上观念提升——这是指老百姓到手真实收入，而不是朱民演讲稿纸面上的那个“高收入”。朱民的演讲，似乎是要用“中国已经成为高收入国家”解释目前的消费形势。可是，他好像对目前老百姓的消费存在什么误解？“消费的商品变少了”，怎么会是因为“现在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奢侈性消费发展式消费等服务性消费”？视频时代的大众关注度是很容易观察的。消费频道UP主们纷纷从高档餐饮、奢侈品选购“下凡”到苍蝇馆子、性价比测评，高消费领域的关注度是明显下降了。关注度下降，是因为消费力下降。奢侈型消费标杆的茅台最近都价格跳水了，主打轻奢的“国潮”也hold不住了，洋品牌的高奢日子也很难过。服务行消费，高档餐厅不用说了，连健身行业都受到冲击。大型连锁健身企业倒了多少？多少健身教练改行，等而上者在网上秀肌肉“擦边”，等而下者到工地搬砖。就现实的经济体感而言，消费的商品的确变少，但是“奢侈性消费发展式消费等服务性消费”也变少了。连关注度也大不如前了。朱民理事显然高估了我们对奢侈性消费的热情，更高估了我们的消费能力。如果上述体感证据过于抽象，那举个“物理角度”的、可以量化的例子——豪车大幅降价。曾经高攀不起的“BBA”(奔驰、宝马、奥迪)“亲民”了。过去豪车圈里有“七折虎(路虎)、六折豹(捷豹)”的说法，随着“对折马”、“骨折奥”加入，“贵圈”全面崩溃。6月初的媒体报道中公布了记者在4S店的现场调查结果、原价35.39万元的新能源汽车宝马i3，当前车辆报价为17.50万元，原价超过31万元的奥迪Q4现报价不到20万元；原价超过53万元的奔驰EQE现报价也在37万元左右。当然，这种事照例可以找到积极的解释。比如洋车跌价是国货崛起的此消彼长，但这轮降价风是“新势力”们先降为敬的。国产新能源车前两年刚开始走“豪车路线”，还没蹦跶多远，去年下半年就走到头了，又回到主打“量足管饱”的中低价位。当初豪车化吹了波“产业升级”的雄起，那现在又该怎么说呢？“雄起”改成“雌伏”？汽车产业没升级，但利润是跌得没眼看了。利润下滑的不只是豪车，而是全行业都在下滑。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前4个月，我国汽车行业利润率仅4.6%，创近7年新低。传统车企是利润下跌的重灾区。各大车企发布的今年一季度财报显示，相较于大众、丰田、现代等跨国车企亮眼的业绩报表，自主品牌车企的营收和利润率表现不尽如人意。长安汽车营收370.23亿元，利润仅11.58亿元，同比下降83.39%，净利润率3%。江淮汽车营业收入112.65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5亿元，同比下滑28.72%，净利润率0.8%。传统车企在不利的竞争条件下，日子难过还情有可原。多年政策照顾的“新势力”，也没好到哪儿去。除了比亚迪，“新势力”的财报一地鸡毛。“蔚小理”御三家，蔚来亏得闻名海外，第一季度净亏49.03亿元同比增亏18%，“车中恒大”的节奏。有蔚来的亏损光环，小鹏一季度净亏损13.7亿元就显得毫无波澜。只有理想盈利了，营收256亿元，净利润5.91亿元，净利润率2.3%，还不如长安汽车。而且，净利润同比下降36.7%，环比大幅下滑89.7%。真让人捏把汗。汽车消费是高端消费的晴雨表，目前靠大幅跌价才算保住了销量，是晴是雨，朱民、林毅夫们可以品品。全行业盈利能力下降为代价的保销量，还能坚持多久，两位老专家也应该预测一下。专家学者不能总盯着“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好消息，更不能拿这种没有实际意义的好消息，去粉饰老百姓消费乏力的现实。“高收入国家”的消费并没有往高里走，这才是现实。消费增长：能省的是省了，省不了的都涨了奢侈性消费在萎缩，多年惯例的日常消费模式也发生了改变。刚刚过去的“6.18狂欢购物节”，安静得让人心疼。“全网最低价”、各种“比价”，消费者八风不动。以至于头部主播们也心灰意懒，躺平的躺平，转行的转行。小杨哥整个618期间没有播几场，跑到西安做文旅生意了。李佳琦跑去录综艺了，活跃度也降低了不少。董宇辉索性成了“618局外人”。不是今年的“618”没有号召力了，而是近年来电商购物节活动都不太行了。照例，这也有积极的解释，比如很多专家的顺口溜式“消费回归理性”。大家都开启算着钱过日子的省钱模式，当然是“理性”。但是，“树立正确的理性消费观”都是对着别人的，其实自己都想花钱不算的轻松消费。全民省钱的“理性消费”，并不是什么积极信号。电商购物节冷冷清清，说明经济体感的温度在下降。并不是消费者们嫌弃各路主播低端，改投高端的“奢侈性消费发展式消费等服务性消费”了，而是纯粹的“消费的商品变少了”。朱民们应该正视这一现实。当然，确实有此消彼长的消费强劲增长，只是很多人没意识到自己的消费增长项，那就是水电煤等基础性消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5月份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总额3233.6亿元，增长29.5%。这三成的增长妙就妙在谁也省不了，足以支撑起我们的消费统计数据了。所以，看到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7%的统计数据，别感到不可思议。“消费增长”的真相是，能省的是省了，但省不了的都涨了。柴米油盐的钱花多花少，可比“中国已经成为高收入国家”重要得多，也请德高望重的老专家们多留心一下。结语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老一辈学者对“高收入国家”的执念，可以理解。既然“中国已经成为高收入国家”圆梦了，那就干点正经事吧。把学识和口才用到现实的人间，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这两年消费已经成了关键词中的关键词，促进、拉动、鼓励、激励……都用上了，可见重视程度。但是，经济运行不是纸面上的线性循环，绝大部分人都同时兼具消费者、生产者、投资者的多重角色，消费、生产、投资的行为也不分先后的同时发生。生产和投资没有好的回报，薪资上不去、投资总亏钱，消费是促进、拉动、鼓励、激励……不起来的。这是很朴素、很基本的经济常识。想靠消费端的单点突破提振经济是行不通的，“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不是消费提振的发令枪，更不是消费不振的遮羞布。该面对的问题要面对，实在面对不了，也不要强作解人。粉饰和回避成了习惯，多年积累的专业公信力总会消耗殆尽的。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撰文丨关不羽发生在苏州的“孤立事件”再次引起了全网的关注。这两天，很多网友牵挂那位女司乘的命运，纷纷呼吁官方表彰她的见义勇为行为，认定她为英雄，最低限度也要让她“有个名字”。网传这位女勇者“不幸罹难”（消息未经证实）后，“请封”的呼吁更多了。网友们的拳拳之心可以理解，但是有欠思虑。坦率地说，我很担心她真的“有个名字”。这位女司乘的行为当然配得上“英雄”的称号，但是我们今天社会是不是配得上这样的英雄？这起袭击妇孺的血腥事件，本来应该是众人声讨。可是，网上竟然出现了大量“叫好”声。凶手竟然成了他们嘴里的“英雄”，这位英勇的女司乘反而被咒骂为“汉奸”。试想如果这位女司乘的真实身份曝光，她的家人将会承受怎样的压力？网暴、骚扰、霸凌，甚至成为另一起犯罪的受害者。这并不是我在危言耸听，而是真实存在的风险。因为，“喷子”手上的键盘已经进化成了“刀子”，是无法回避的事实。我认为，即便民间的“请封”得到官方认可，行礼如仪地给女司乘授予了荣誉称号，也很难给她和她的家人带来安全庇护。当然，荣誉可以带来物质奖励和入学加分的政策奖励。这也是很多“有个名字”的呼吁者想要为女司乘争取的。其实，即使没有官方荣誉，这位女士和她的家庭也会获得日方学校的补偿，而且目前日本民间也发起了捐助活动。奖善罚恶的朴素道德是人和禽兽的基本区别，对员工付出的充分回报也是正常社会的基本准则。相信日方会妥善处理善后的。因此，出于物质奖励考虑的“请封”大可不必。至于给子女入学加分，如果女司乘的真实身份曝光，我们更应该应该担心的是她的孩子在校园里的处境，而不是加不加分……也有网友希望官方给予她的荣誉能够改变目前狂躁的社会舆论风气。意图是好的，但是效果显然不可期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区区一个“孤立事件”的英雄身份认定，改变不了什么。她的家人能否安宁的生活，才是事件善后首要的考虑。一条鲜活的生命、一个家庭的悲剧，承担不了改变时代风向的重任。她是被“时代的一粒沙”砸中的受害者。受害者的身份无需官方认定，“英雄”也不是非要大红戳子的背书。她有名字，但并不需要官方给她一个“名字”。而且，她的名字会被很多人记住，她的家人、她的同事，那些来自异国他乡的孩子们和家人，是不会忘记英雄的。荣誉这种东西，不是虚与委蛇的逢场作戏，而是最真诚的记忆。她是有名字的，那些网上披着人皮马甲的禽兽没有。因此，大可不必因为她在官方通告中“没有一个名字”感到遗憾。不是她不配，而是我们不配。也要体谅官方的难处。真的“请封”成功，这样的事件、这样的壮举，最后却成了遮遮掩掩的“无名英雄”，成何体统呢？总之，记住这个“无名”的受害者，祝愿她的家人早日走出阴影，是善良者在当下唯一能做到的。时势如此，还能如何？

粤苏之争是互联网上一个经久不衰的讨论话题。最近，这个话题热度再起。原因是今年第一季度，广东GDP同比只增长了4.4%，不仅低于全国平均线5.3%，比第二名江苏更是低了1.8个百分点。后者在增量、增速和人均等方面，全都超越了广东。虽然广东稳住了GDP总量第一的位置，但两省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到不足500亿。这是自1989年广东问鼎中国经济第一大省以来，粤苏差距最小的时刻。要知道，2019年一季度时，两省差距还有1700多亿，江苏GDP仅相当于广东的92.52%。结果短短5年时间，江苏以年均两三百亿的幅度迅速拉近与广东的距离，两者差距缩小了三分之二还多，江苏GDP已达到广东的98.44%。于是网友又开始惊呼，广东当了34年的全国经济霸主，这一次是真的要让位给“苏大强”了吗？众所周知，广东的城市格局是两超（广深）、两强（佛莞）带一堆小弟。全省发展几乎完全系于“四驾马车”的表现。“四驾马车”如果增长动力强劲，则全省经济发展迅猛；“四驾马车”中要是有几个发展失速，则全省经济就会表现疲软。一季度广东经济之所以没能跑赢全国，并被江苏迅速拉近距离，问题主要出在广佛两市身上。从数据来看，一季度广州GDP名义增速为2.83%，在前十强城市中排名垫底。而佛山更惨，GDP较上年同期下降了0.25亿元，是万亿城市中唯一出现负增长的城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背后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外贸增长放缓。作为“千年商都”，一季度广州进出口总额只增长了1.7%，而佛山更是狂跌了33.1%，在全国外贸20强城市中排名垫底。其中，占比最大的家电、通用机械设备出口额分别下滑了3.73%和14.35%，至于家具、陶瓷、服饰等佛山优势产业出口总额降幅更是到了50.77%、67.62%和76.68%。一度极其依赖外循坏的珠三角，正在因为全球化的倒退而备受煎熬。相反，江苏外贸得益于新能源汽车出口激增8.4倍的强劲拉动，一季度全省实现进出口总值1.3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不过，外贸下滑还不是佛山经济失速的最主要原因，制造业表现不佳带来的冲击更大。珠三角作为全球制造业重镇，过去有“东莞堵车、全球缺货”一说，但如果论规上工业总产值，东莞其实不如低调的佛山。2023年是佛山工业的“辉煌之年”，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3万亿，仅次于深圳、苏州、上海3市，成为全国“工业第四城”。然后还没高兴太久，佛山工业发展就迎来了“倒春寒”。一季度，受房地产行业下滑、内需不振等因素的影响，作为全球最大陶瓷生产基地、中国最大冰箱生产基地、空调生产基地的佛山，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滑了2.2%。广州的情况也差不多。虽然广州先进制造业占比位列珠三角第三位，但高技术制造业比重低于广东平均水平。今年一季度，广州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只有0.1%，其中先进装备制造业更是下降了13.7%。与之相反，江苏不仅拥有全国最大的制造业集群，一个省的制造业总产值就占据了全国的八分之一，全球的3%，工业利润也是全国第一。而且经过持续的腾笼换鸟、产业升级，江苏的制造业实力正变得越来越强。一季度，江苏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9.5%（广东只有6.1%）。其中作为领头羊的苏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更是达到11%，而广东哪怕是增长最快的深圳也只有10.3%。受其带动，苏州一季度GDP增长了7.9%，在所有万亿城市中排名第一。而江苏全省的GDP增量则高达1618.7亿，位居全国之冠，由此进一步拉近了于广东的差距。虽然GDP总量上已十分逼近，但在很多关键指标上，江苏距离广东还很远。比如被民间称为“资金总量”的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这一项上，2023年，广东为35.1万亿，江苏只有24.6万亿，仅相当于广东的70%左右。考虑到该项数据是由央行统计的，相对于GDP更不容易受到地方统计的影响，因此更真实地反映了粤苏两地民间财富上的差距。民间财富多寡的另一个体现是税收。2023年，广东全省国内税收收入21637.7亿元，而江苏是15587亿元，仅为广东的72%。从GDP“含税率”的角度来看，广东每创造1元钱GDP，能带来0.16元税收，而江苏只有0.12元。其中，直接体现居民薪资收入的个税，广东去年收了2365亿元，江苏收了1262亿元，江苏相当于广东的53.4%，可见江苏人的薪资收入远低于拥有广深这两座一线城市的广东。透过国内税收收入、含税率、个税这三项指标，我们明显能看到，广东的经济质量要高出江苏一大截。更重要的是，广东、江苏收来的税都不是留在本地自己用的，其中相当部分要上缴中央，然后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用以帮扶中西部地区。网上有句话，叫作“八省（市）养全国”。八省（市）之中，广东是贡献最大的省份。2023年，广东向中央净上缴了7341.31亿。而江苏虽然是GDP第二大省，但在财政贡献值方面却排在广东、上海、浙江之后，屈居第四，为5108.87亿，比广东足足少了2200多亿。而比财政上缴更夸张的是在养老金贡献方面。近年来，由于劳动力流动导致部分省区养老金缺口较大，中央于是决定加大养老金在各地之间的调剂力度。根据《2023年全国统筹调剂资金上缴下拨情况表》，去年共有18个省市区上缴了2439.59亿养老金，其中广东一省就上缴了1158亿，占了几乎一半，是江苏的的6.5倍，上海的36倍。而江苏只贡献了177亿，还不及广东去年的增量（273.03亿）。难怪网上会出现所谓“广东帮助大半个中国养老”的说法。”所以就目前而言，无论从综合经济实力，还是对国家的贡献、承担的责任来看，广东都可算是新一代的“共和国长子”。这个地位江苏短期内还难以动摇。很多人坚信江苏终将取代广东，重回“第一省”宝座，主要是因为江苏的发展更均衡。正如前面所言，广东是两超（广深）、两强（佛莞）带一堆小弟的模式。没有广深这两只“领头羊”，广东战斗力要减弱一半。这种模式的好处是使得广东成为全国唯一拥有两个一线城市的省份。而广深这两个窗口平台又帮助广东在国际国内两个大循环体系中占据有利的C位。但劣势同样明显。特别是地域间贫富差距过大，粤东西北许多城市，比如潮州、河源、云浮，GDP才千亿出头，而位于珠三角的南海区狮山、北滘两镇，GDP也都超过了千亿。因此被批为“地不如镇”。而这导致作为省会的广州不得不持续向省内欠发达地区进行财政输血，从而拖累广州自身发展，在与全员二级财政的江苏城市竞争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而江苏则正好相反。省内“十三太保”各个都能独当一面，比如南通是船泊之都，宿迁是客服之都，扬州是高端纺织之都……全省共拥有苏州、南京、无锡、南通、常州等五座万亿GDP城市，以及徐州这一个准万亿俱乐部成员。哪怕是垫底的连云港，GDP也有4300多亿，在广东能排到第六。另外，江苏还有着强大的县域经济，百强县数量常年稳居全国第一。这种多中心模式，使得江苏的工业发展、经济增长有了更广阔的腹地，也更符合共同富裕的精神。可以说，粤苏之争之所以经久不衰，本质上争的已经不是排名的先后，而是发展模式的优劣。到底是均衡化发展更长久，还是单极化驱动更牛？当然，何为均衡化发展，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事实上，广东虽然区域上是珠三角单极驱动，但随着粤东西北人口持续流入珠三角，如果我们从人的维度来考察，这些地方人们的财富收入，相对珠三角原有居民，也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均衡化发展。更重要的是，广东因为有广深这两个一线城市，对全国人口，尤其是年轻人的虹吸影响，远远超过江苏，常年位居全国前列。全省常住人口中，16-59岁的劳动人口比例为66.58%，排名全国第一。数量达到8460万，接近江苏全省人口。另外，广东本地的生育率也远高于江苏，连续六年保持第一生育大省。以2023年为例，这年广东出生人口达到103万人，相当于全国每10个新生儿里，就有1个出生在广东。而江苏不仅是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全国第二，南通、泰州、扬州等城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均已超过25%，甚至30%，位居全国最“老”城市之列。随着中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年轻人口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正成为最稀缺的资源。在这方面，广东傲视群雄，遥遥领先，令包括江苏在内的长三角诸省市望尘莫及。而这也是广东继续保持第一省地位的最大底气。

姜萍获得阿里全球数学竞赛初赛第12名后，就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更为魔幻的是，从众星捧月的天才，一夜之间她又成了千夫所指的“作弊者”。我不赞成畸形的天才观（这部分观点发表在《17岁数学天才少女刷屏背后，藏着一个危险信号！》一文中），更反感病态的猎巫狂热。01方舟子一本正经地拿姜萍不会写“Σ”说事，让我笑岔气了。一个连“Σ”都不会写的门外汉，假扮数学天才，图什么？真被名校看中了，面试3分钟就得露馅。学术水平造假，哪是这么轻易的？好歹也得先在这圈子里混几年，经过耳濡目染甚至耳提面命的训练才行。又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教授家里当几年保姆的……方舟子行走江湖那么多年，水平真的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套路和当年折腾韩寒时差不多——当年是标点符号做文章，现在是数学符号。而且，猎巫的对象选择更“下沉”了。当年要韩寒“自证清白”，好歹还算是质疑公众人物，现在却是对姜萍这样的“路人”降维打击，越活越没出息了。姜萍就是一个路人而已。这个全球数学竞赛办了六届，这样的路人“散修”很寻常。今年的预赛除了姜萍，还有一个初中的小孩哥、一个疑似外卖员的小透明。此前还有一位连续3年参赛的95后河南狱警也受到过关注。然而，这些“野生天才”的关注度持续时间很短，因为到了决赛阶段，就是专业圈“家养天才”的天下。最终的大奖和“散修”们基本是无缘的，退场的“野生天才”们也很快就被遗忘了。从没听说哪位“散修”通过这项民间数学竞赛逆天改命的，实在想不出费劲作弊的动机。在参赛者作弊动机上难以自圆其说，猎巫审判官们把目光投向了姜萍周边的人。她的数学老师王闰秋就成了下一个猎巫对象，据他们说王老师是搞教培的，所以有动机。按照他们的想象，王老师教出个数学天才，教培生意就能火。这的确很有想象力，却是过度想象——是对中国家长的过度想象。中国社会的教育观是极度功利化的，就是为了高考这块“敲门砖”。教培更是冲着高考去的功利指向明确，实打实的“按分计价”。别说一个姜萍，王润秋就算真教出个莱布尼茨，中国家长也没兴趣。对高考没帮助的，就没市场。这样的纯民间赛事，既不能加分，也不能保送，几个家长会为这个买单？当然，拿王老师搞教培说事的，可能一开始就不是真要质疑什么真相，只是想看他搞教培被查的热闹罢了。质疑成不成无关紧要，就当是举报了。码字一分钟，恶心你一辈子，就是赚到了。这种损人不利己的阴暗心理，在中国的互联网热点事件中早已见怪不怪。其实，用“奥卡姆剃刀”刮掉那些油腻的想象，姜萍的参赛获奖很简单。一个爱好数学的普通小姑娘，出于个人兴趣，参与了一个主打兴趣的民间数学竞赛，玩得很开心，就那么简单。显然，这样简单的答案满足不了那些阴谋论爱好者。他们想要看到黑幕，于是到处都是黑幕。他们自己失去了“没有功利性、纯粹出于个人兴趣”的单纯追求，因此也不相信别人能活得那么轻松、纯粹。姜萍纯真的笑容，在他们眼中分外刺眼。02我不相信姜萍是靠作弊取得预赛的好成绩。这是一项企业发起的公益性赛事，没花纳税人的钱。整个事件就是个发生在公共场域的私域事件，本就没有多少的公共价值。关注度是网络时代的重要资源。在这样的事件上反复折腾、纠缠不休，十分无聊，非常猥琐。一些专业学术人士对“姜萍作弊”的孜孜以求，尚能理解。动物都有领地性，就是家里养的狗还有护食本能，人也未能免俗。毕竟是专业人士，甭管专业能力强不强，专业鄙视链是很强的。即便是一个强调趣味性的民间赛事里一个“野生天才”的冒尖，也是不可忍受的冒犯。没有这样的高度敏感，何至于“中国数学水平不如美国1940年代”呢？也就丘成桐教授敢这么说，“丘成桐中学数学奖”也是一个有教无类的奖项。一些媒体朋友也积极搅浑水，真是让人感到痛心。堂堂“第四权”的大杀器，沦落到向一个无权无势无钱的“三无”小姑娘挥砍。新闻专业的屠龙技，难道就是用来狩猎小白兔的吗？路断桥塌的人命关天不能问，的确无可奈何。但也不能因为技痒难耐，就提着四十米大刀在菜市场里耀武扬威吧？闲下来的媒体人实在无聊，打打掼蛋，研究一下新质生产力也行啊。曾经的公共空间的守夜人，却成了潜伏在黑夜里的猎巫人。浓眉大眼的好青年，变得如此面目可憎，于人于己都是危险的。无论怎样的时代，都要保持善良的底线。人人互害，人人自危，真应了那句十分流行的装逼利器——“他人即地狱”。这样的公共空间，不复人间。03归根结底，此次事件最该“反思”的还是赛事主办方。在一个缺乏基本善意的社会环境下搞民间公益，无异于负薪救火。预赛搞开卷考，你想的是降低门槛、鼓励参与，却成了公开搞黑幕的“污点”。如愿吸引了民间爱好者，扩大了社会影响，却成了炒作的“罪证”。一辈子都在猜忌别人和被别人猜忌、习惯于监视别人和被别人监视的人群，无法理解开卷考的信任感，更不会在公共生活中保持边界感。这样的环境，怎么做公益？阿里全球数学赛办得很好，以后还是不要办了吧。

6月13日，17岁的姜萍闯入阿里全球数学竞赛12强。“反思教育体制”的声音再次喧嚣，“制造天才”的教育观卷土重来，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爱因斯坦无法制造”1916年，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刘易斯·特曼发起了一场规模庞大、旷日持久的心理学实验。他筛选出1528名智商在140以上的高智商儿童，持续追踪他们的生活、成就与幸福度。这些天才儿童被称为“特曼儿童”。50年代，“特曼儿童”的人生成绩单出炉。结果令人感到失望。这一超常智力优势人群的确有一些个体红利，他们的平均收入是正常人的两倍，但也仅此而已。“特曼儿童”中没有人取得举世瞩目的顶尖成就，四分之一从事的是海员、打字员、警察等普通工作，更多的是律师、会计等正常的白领职业。经济红利有限，幸福指数也泯然众人。特曼儿童的离婚率、酗酒率与自杀率也与常人无异。值得玩味的是，1956年和1968年两位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当年都在特曼儿童的测试中被淘汰了。特曼实验得出的结论是，天才并没有为个体带来太多的人生红利，也没有给社会贡献多大的人才红利。特曼以及后来对智力超常人群的研究进一步得出结论——“爱因斯坦无法制造”。这一结论却是在中国被验证的。因为，只有中国才能以举国之力搞“人造爱因斯坦”的试验。但是，这些科学结论并没有阻止咱们搞“人造爱因斯坦”的尝试。1978年，刚恢复高考的中国高校就盛行起了“天才少年班”。不同于特曼实验的跟踪但不干预，中国的“天才少年班”是把少年天才集中起来专门培训的政府主导干预模式。不过，这场“天才热”并没有持续很久。1988年，除了中科大和西安交大之外，其他十几所大学的少年天才班都陆续停办了。和中国很多试点、试验一样，没有公开承认的失败。但是，“天才少年班”从最高潮时的将近二十家迅速减少到两家，整体而言肯定是失败的。硕果仅存的这两家，当然是必须成功的。现在网上还可以查到中科大和西安交大成功毕业生的名单，以证其人才辈出。不过，这并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以八九十年代文凭的含金量之高，以这两所大学的江湖地位，那些天才少年就算正常入学，个人成就也不会差多少。更重要的是，两家天才班终究也没有制造出中国的爱因斯坦。反而是那些命运曲折的少年天才，引起了长期的争议。比如一度出家为僧的宁铂、高开低走的谢彦波。前者从来都对科学兴趣缺缺，后者的学术道路因心理健康问题干扰。跨度长达四十年的中国高校“天才少年班”试验，足以证明“爱因斯坦无法制造”。但是，这并不能消除中国社会对“制造爱因斯坦”的追求。制造高级工具人的执念这种通过教育制造天才的执念，并不是出于对科学的普遍热爱。在“制造爱因斯坦”蔚然成风的八九十年代，和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气功热也一样盛行。各路大师群魔乱舞，和“人造爱因斯坦”相映成趣。现在“大师”倒是不多见了，只剩下一个夹老师硕果仅存换个大师马甲。但是，还是不讲讲科学。“政治正确”压倒科学的大型事故现场，记忆犹新。对教育制造天才的执念，更不是对天才个人成长的关爱。我们的社会对个体的评价，从来只有“社会贡献”的维度。被圈养的少年天才失去了正常的童年，他们背负的压力、风险、痛苦，谁会在意？中国社会对科学、天才的推崇和热情，既不是崇尚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也不是关爱个体的人文精神，而是纯粹工具化的捷径想象。天降奇才的“社会贡献”，是众人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无成本红利，美滋滋。这一“天上掉馅饼”的想象最大程度地满足了中国社会强烈的不劳而获偏好。要是姜萍真的被某名校破格录取为学生，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那就成了为社会无私奉献的“工具人”。她的人生从此就不再属于自己，一旦偏离了创造科技红利的轨道，万般宠爱瞬间变成千夫所指。当年对宗教、哲学更感兴趣的宁铂被塞进天才少年班去搞物理，最终他选择出家当和尚时那样，“对不起国家的栽培”、“让人民失望”的斥责声此起彼伏。中国大众对天才廉价的赞美，期待的是收获千倍万倍的“人才红利”回报。这才是中国社会对教育制造天才畸形迷恋的真正原因。然而，这种畸形工具化的教育观、人才观，注定是失败的。不仅“爱因斯坦无法制造”，而且爱因斯坦还会失效。如果爱因斯坦留在了德国，等待他的是集中营，而不是实验室。如果爱因斯坦生在了索马里，即便他在实验室里有惊天的发明，也不会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这世上从来都不缺天才，也不需要拔苗助长地制造天才。爱因斯坦和绝大部分天才一样，都没有受过所谓的天才教育。这世上缺的是成就天才的环境。无法成就普通人的环境，也不可能成就天才。这才是我们反思教育的方向。因为，今天中国的教育体系本质上是一套身份等级资格的分配体系，这不是真正的教育。我们的教育体系顶点是培养值钱的“高级工具人”，底部是廉价的低级工具人。“育人”从何谈起？那些为姜萍中专生身份倍感惋惜的温情背后，却是对职业教育、“低端职业”的冷血歧视。现在这样的反思教育，“教育制造天才”的观念卷土重来，是对人的戕害，十分危险。结语：拿人当人看，才是正确的教育观一个真正重视个人价值、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是不会这样夸张地推崇天才的。比如《生活大爆炸》里的天才谢尔顿，没有推崇备至的特殊照顾，是老师们又爱又恨的现眼包，是同学公认的讨厌鬼。谢尔顿却能轻松愉快地享受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被天赋异禀的沉重感压垮。这才是正常社会应有的样子。我们的确要反思教育，应该反思的是教育的去功利化。拿人当人看，而不是培养成“做出社会贡献”的工具，才是正确的教育观。对天才、对普通人，都是如此。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自央行5月17日发布房地产金融新政以来，各地的新政纷纷落地，密度之高用“争先恐后”来形容不为过。据统计，“5.17”后10天内，全国明确发布政策文件执行首套房15%最低首付比例的城市已经超过100个，累计超过150个城市已经明确取消了房贷利率下限。上海、广州相继采取了大动作，更被视为重大的政策信号。政策效果如何尚未可知，舆论先撕裂了。有说挂牌量大增要暴跌的，也有说挂牌价大幅跳高要暴涨的，看涨的、看空的隔空掐架，热闹非凡。撕裂的舆论折射出市场心态不稳。比起扑朔迷离的价格走势，这种过山车式的市场心态才是当前楼市最大的问题。有朋友问我看涨还是看跌，我的答案是：看不懂。经历“限购、限贷、限售、限价”的长期限制，房市的价格体系已经严重紊乱。调控期间，有一二手房价格倒挂的，也有新房价格“平稳”、二手房价格大跌的，都是价格体系紊乱的表现。政策松绑后，房价回归市场机制是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本轮调控周期伴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重大变化，此前经济高速增长期的经验都不适用了，这也增加了“估值-寻价”过程的变数。这两年商品房交易量大跌，除了需求转弱的因素外，也有部分原因是买卖双方对房价趋势心里没底的观望。尤其是买方怕买亏了，都不愿意下场。政策松绑后的市场极端行为，不管是大幅跌价急售的极限跳水，还是开价上涨一二百万的极限跳高，都有浓厚的投机色彩，都不能作为市场价格趋势的判断依据。因为，这种极限操作或出于恐慌心理，或出于赌博心理，都是冲动性的非理性行为。交易参与者还在懵圈，围观吃瓜的能有多明白？所以，今天舆论场上看涨的、看跌的，都是立场先行的主观判断，缺乏符合当下形势的客观依据。看涨甚至担心暴涨的观点，主要依据是此前楼市调控周期的房价变化规律。可是，前两轮“涨价去库存”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宏观环境下发生的，今天已然时过境迁。收入增长预期和资产升值预期都不足，支撑房价全面快速上涨的动力不足。笃定“普跌”、“大跌”的，主要依据是需求转弱的宏观判断，这又过于宏观了。三四线的房地产市场是2015年货币化棚改强拉起来的，没有真实需求的事实已经无法改变，那“北上广”有没有？“资产荒”的避险心理、储蓄的超高水位，对一线城市核心地区房产的价格支撑作用，能不考虑吗？截止今年4月份，住户存款145万亿，比2019增加了60万亿有余。超额储蓄的水位那么高，居民可选择的优质资产又那么少，经济发达地区一二线城市的优质房产是为数不多的避险选择。但是，到底能有多少钱流进房市、资金注入能持续多久，一线城市楼市的核心资产又能装下多少钱，是否能像过去那样对周边产生外溢效应，都是未知数。真实的市场决策是很复杂的，宏观微观、个体群体的因素太多了，没有人胜任预言家的角色。目前抽象地争论房市的价格趋势意义不大。是骡子是马，得牵出来溜溜。交易量上不去，一切都是空谈。越是交易量萎缩，市场就越是投机，长此以往，市场心态就崩了。不要在市场中考验人心的韧性，任何资产长期处于价格趋势不明、市场投机氛围浓厚的“亚健康状态”，投资价值都会大打折扣，甚至被市场抛弃。这才是中国房地产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涨是跌都不怕，最怕的是“搞心态”。坦率的说，目前挤牙膏式的政策松绑就是在“搞心态”，强调控的长期心理阴影更是把心态搞到崩溃。还有朋友问我怎么看目前的政策调整，我还是那句话：看不懂。或许有人会感到不解，政策放宽放松的趋势不是很明显吗？有什么看不懂的呢？但事实就是看不懂。好像是松了，连央行都下场救市了，可是政策放宽还是挤牙膏式的操作。这不是让人看不懂吗？现在市场心态不稳的主要问题还是出在了政策。短期而言，这种挤牙膏式的放宽政策，造成了政策预期被无限放大，加剧了市场观望情绪。“5.27”上海出台一套政策，首套首付降低到20%，“5.28”广州出的政策，首套首付15%。这种挤牙膏式的政策竞争局面下，购房者难免会在心里嘀咕，“说不定过几个月上海的首套还能再降点呢？”。“政策胡萝卜”总在眼前晃悠，抽冷子还真能咬到一口。吃到一口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出入，人家怎么能不观望？何况还有“解限价”这个最大胡萝卜还在那儿悬着，谁肯轻易下场？哪怕是所谓“刚需”，能比这百万计的真金白银“刚”吗？收入调整掉了，能不慎重？所以，政策放松的牙膏不挤干净，楼市重启就无从谈起。知道你要松绑，但是不松到底，那就会一直观望下去。长期而言，“强调控”政策积累的心理阴影，抑制了房地产需求的释放。绝大部分人一辈子买的最贵的商品就是房子，没有之一。大半辈子甚至两三代人的钱包都砸在房子上了，求的就是一个资产稳定保值。这是楼市最根本的心理基础。经济形势不好、市场行情不好，房价跌了，只能期待行情转好回回血。可是，行情真的起来了，调控政策横空出世。每次“强调控”都是抑制房产的流动性、抑制房产价格，高昂的政策成本都是由买房者承担的。几行字就能擦掉几百万，人生能赚几个一百万，经得起这样反复摩擦？一而再、再而三，市场心态就崩了。资产价格上涨的红利不可期待，却要承担政策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双重风险，房产的吸引力还能有多大？随时随地可以动用所有政策工具，无所不用其极地抑制房价，是中国楼市的长期政策环境。既然“刹车”随便踩，临时松一下又能改变什么？今天可以松，明天就可以紧。今天松一分，明天就可以紧十分。今天降契税，明天就可以收房产税，诸如此类。本质而言，这就是政策干预缺乏产权边界的约束。说不让卖就不能卖，说不能涨价就不能涨价，在强势的政策面前，产权支离破碎。不是所有人都能意识到强调控和产权保护之间的冲突，但是缺乏产权保护的后果却会影响所有人的购房决策。调控的政策之手，随时随地可以伸进市场翻江倒海，市场心态是很难企稳的。这种心态不稳在经济高速增长期表现为“买涨不买跌”的投机性。政策窗口一打开，争先恐后“上车”，唯恐踏空。这造成了“房价永远涨”的假象。现在经济处于下行周期，市场心态不稳又会以何种形式呈现呢？过去没有经历过，今天很难判断。因此，政策调整犹豫不决，可以理解。放松后到底是涨是跌，涨多少跌多少，谁都心里没底。只能一点点挤牙膏地试探，但是这种谨慎操作并不能降低楼市的风险。越是挤牙膏，市场心态就越是跌宕起伏、高度撕裂。大部分潜在需求止步观望，少数冒险下场的投机性拉满。交易量大幅萎缩，放大了投机交易对价格的影响，导致市场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只要政策的手还在市场里搅合，市场心态就很难稳定，观望情绪也不会消除。重启楼市，也就无从谈起。总而言之，政策放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既然方向定了，那就贯彻到底。涨也好，跌也罢，交给市场选择。今天中国房市的核心不是名义价格的涨跌，而是流动性的恢复。区域分化也好，“以价换量”也罢，总比有价无市的流动性消失要好。因此，今天对楼市的观察，价格不是核心，真实的市场交易量才是最重要的指标。楼市很重要，楼市很复杂。但是，无论怎么重要、如何复杂，楼市还是“市”。背离市场规律、脱离市场机制的政策干预，长期干扰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然而，以价格管制、压制流动性为主要手段的逆市调控从未生效。前几轮调控“涨价去库存”是反市场的；不控地价控房价不涨的“面粉涨价面包不准涨价”也是反市场的。中国楼市那么多年，可谓“逆市场”调控集大成。但是，既没有改变市场的走势，更没有形成公平交易的机制。不断被削弱的产权，造成了市场心态、价格机制的严重扭曲。其中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涉及到政策干预和产权边界之间的冲突、财政需求和民生经济之间矛盾等深层次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都需要慢慢调理。当务之急是，彻底消除“逆市场”的幻想，只有顺势而为，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才能重启一个健康的楼市。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央行连发三条重磅通知：下调公积金贷款利率、降低首付比例、全面放开房贷利率政策、设立保障性住房再贷款盘活商品住房库存。其中，最受瞩目的，无疑是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用以配合楼市去库存。既然老百姓不买房，那就地方政府指定的国企买房，地方政府和国企没钱，那就从银行贷款，银行再把贷款“卖给”央行。理解这套政策组合拳，首先就要理解这几年金融圈的高频词“QE”。何为QE所谓QE，就是“量化宽松”，是央行大规模资产收购和降息相配合的货币政策。由于降息是单独使用的常规操作，说到QE更多地是指大规模资产收购。市场上每天都有大规模的资产买进卖出，债券、股票等等，唯有央行下场当买家时才是QE。因为央行是管货币的，直接下场买资产，就是货币扩张，或者直白地说“放水”。QE是一剂货币政策的猛药，通过货币扩张稳定资产价格，为市场注入流动性，避免通缩。QE的“药效”取决于市场主体跟风和央行采取一致行动的规模。市场上的资产规模那么大，单靠央行发币买资产是托不住资产价格的，要有足够多的市场主体跟进才行。所以，全世界最大的QE玩家是美联储。美元是国际中心货币，美国金融市场是全球金融市场。海外金融机构一看美联储“老大哥”开启QE模式下场护盘，纷纷跟风进场。比如，2008年次贷危机，美联储开启QE模式，下场购买机构债和MBS（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到2014年结束，一共搞了三轮，买入3万多亿美元资产。海外美元大规模回流美国，美国的金融市场稳定了，美国的通胀起来了。大量的美元供给消除了全球的流动性危机。美联储开香槟，宣布QE成功。但是，“药有三分毒”，QE也存在风险。倒腾出来的钱太多了，市场过热堆积泡沫，加剧金融风险，只能“反向治疗”，把通胀摁回去，这个治疗过程很痛苦，也很危险。前几年的特殊时期，美联储也搞了大规模的QE，导致通胀过高。这两年美联储暴力升息搞得怨声载道，就是痛苦的“反向治疗”。总之，QE是猛药，但不是万灵药，还有副作用。央行此番操作是为房地产业量身定做的，资金规模和再贷款方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QE，但是货币工具的性质相近，可以通俗地理解为针对房地产的微型版QE。这一做法体现了中国央行使用货币工具“精准施策”的思路。思路当然不错，但这种“局部手术”的难度并不低。能否托住房地产的市场信心是关键如前所述，QE能否见效，关键看市场的“跟风效应”。即便是针对房地产的局部微操，单靠3000亿的基金规模还是远远不够的。仅杭州一地，目前的显性住宅库存（即已领出预售证但尚未网签的房源）约3.9万套，按照250万一套的“白菜价”收储，也得1000亿。央行的3000亿能去几座城市的库存？当然，央妈发令枪一响，商业银行肯定会跟。目前已经有带动银行系统5000亿的乐观预测。地方政府再跟个2000亿，那就是1万亿。这应该足够去库存了吧？还是不够。去年全年的房地产销售额为11.1万亿，这1万亿的增量资金，相当于1个多月的销售额，也就是缩短了1个多月的库存去化周期。按照易居研究院最新发布的《2024年1月中国百城库存报告》显示的库存去化周期即存销比为22.9个月，属于2010年有数据监测以来的最高水平。房地产合理的去化周期为6个月到12个月，央行QE直接带动的政策性资金的直接作用不说是杯水车薪，也只能说是效果有限。因此，中国房地产有效去库存，靠货币政策定点放水是不行的，关键还得看市场信心恢复、购房需求释放。房地产市场需求端的主体不是企业，更不是各级政府，而是千千万万的普通购房者。决定他们购房决策的，不是宏观的货币政策，而是微观的收入预期、资产增值预期。宏观货币政策对提振市场信心的直接作用是很有限的。QE3000亿也好、1万亿也罢，钱流不到购房者的手里，买不起的还是买不起。因此，央行QE的宏观政策，能否影响人们的购房决策，是政策有效性的关键。这就涉及到另一个购房决策的关键因素——资产增值预期。政策效果和金融风险地方政府大规模收购库存房产搞保障房，对房地产增值预期是相当负面的。地方政府收储提供保障房房源，抑制了所在区域内的购房需求，是对资产升值预期的直接影响。收储时打折买进，是对附近区域的房产增值预期也是负面的。保障房的出租价格低于市场价格，降低了该区域房产的租售比，又是一重负面影响。尤其是租售比，在房地产下行阶段，租售比降低对房产估值的作用尤为显著。本来房价下行时的价格预期心里没底，租金收益形成的租售比就成了最直观的参照。此时保障房压低租售比，即时生效，长期有效，意味着直接降低了房产估值的同时，也降低了资产增值的长期预期。因此，地方政府大规模收储搞保障房的“去库存”，是以降低资产估值和增值预期为代价的。没有资产增值预期，买得起的也不想买，需求进一步萎缩。这和QE稳定资产价格、注入流动性的目标背道而驰。而且，租售比低于市场水平，还会影响保障房的资产收益率，存在金融风险。这次央行3000亿再贷款的利率是1.75%，可以视为保障房的资金成本底线。可是，租房市场主力的中心城市，市场租金的租售比上限也就2%出头一点，本来就没多大利润空间。保障性住房的租金还要打折，按照重庆运行多年的保障房模式，租金是市场价的60%。那么，中心城市的保障房租金的租售比为1.2%。连1.75%的资金成本都无法覆盖。那么，为了提高租售比，只能极限压低收储价格。低到对折以下，跌破房企的土地出让金。这样的“骨折价”对周边的房产会产生升怎样的冲击，可想而知。而且，即便是这样的极限压低，最多只能挤出1%的利差空间，显然不足以抵消营运和维护保障房的成本。以国企的运营能力和保障房的公益属性，亏钱是肯定的。作为福利政策，亏钱理所应当的。但是，作为金融抵押物，这就是不良资产。也就是说，如果保障房不能实现盈利，那么大规模收储的保障房就是大规模收不良资产。金融风险又该如何化解呢？靠地方财政填坑，少量小规模持有也许可行，但是大规模的就难了。总不能再借一大笔地方债或国企债，来填无底洞吧？内在冲突难以调和的政策“混搭”归根结底，央行QE是在市场化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的货币工具，不是用来做公益慈善的。否则开动印钞机搞慈善，全世界的贫困问题都轻而易举解决了。房地产是产业政策，不是福利政策，经济效益的核算必不可少。将保障房这样的福利政策和货币工具、产业政策混搭，不是天作之合，而是“八字不合”。QE要稳资产价格，福利保障要极限压价；产业政策要增强经营主体盈利能力，福利政策要限制盈利。各种政策混搭的内在冲突难以调和。其实，房地产市场化，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产业政策定位，和保障低收入人群居住的住房福利并不冲突。发达国家住房福利的成熟模式普遍采用直接补贴的方式提供住房福利，直接向低收入群体提供住房补贴、房租补贴，以及鼓励房主提供长期出租的房源，等等。直接补贴的方式对市场的干扰较小、成本低效率高，低收入人群的居住选择也更自由。政府大规模持有并运营保障房，英国等欧洲福利制国家也曾有过尝试。效果并不好。只有新家坡这样国土面积狭小、人口很少、没有房地产业发展基础的袖珍国家，才会采取这种模式。这种模式是否适用我国，值得深思。中国地方政府掌握了大量的土地资源，以土地财政保障中低收入的住房福利是有充分的财政支撑。卖地收入中的一部分直接作为住房补贴分配给低收入人群，并不需要多复杂的操作，也不会和房地产市场化产生冲突。基础性的住房消费得到保障，反而会促进房地产的健康发展。大可不必把福利政策、产业政策、货币政策搅合在一起。宏观和微操混搭，难度未免太高、还须慎重。结语和央行此前使用的货币工具相比，3000亿再贷款的规模算是比较小的。不过，既然是房地产量身定制的微缩版QE，能否推高通胀还是要考虑的。如果央行的3000亿能够带动大量市场资金激活房市，才有可能推高通胀。如果带动的市场资金有限，那么对通胀的推动作用有限。央行、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资金，主要是在金融系统的债务链中传递，由此增加的长期储蓄增长或许会推高M2，对M1的作用甚微。和此前央行使用再贷款工具的情形类似。如果政策没有达到稳定资产市场价格的效果，那么收储的房产随着市场价格回落贬值，反而是变向通缩。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百度副总、公关一号位璩静对着镜头霸气侧漏“员工提离职我秒批”震惊江湖，没成想最终竟以她自己被秒批收场。据说她的离职还挺戏剧性的，老板李彦宏震怒，老板娘马东敏“亮剑”。被老板老板娘“混合双打”击倒，璩静预定本年度互联网那“搬石砸脚”大奖，小金人定制中。璩静的戏份算是落幕了，企业公关同行们遥望她的背影，满脸懵圈和迷茫。企业公关的神秘面纱，以这样惨烈的方式被揭开，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璩风波”刚闹起来时，就有业内人士表示担心——本来就处于企业边缘的公关部门会更加边缘化。随着越来越多的内幕曝光，“公关一号位”不懂公关被群嘲，情况更加恶化了。堂堂央媒出身的高级科班生，竟然花大钱向网红学习视频流量秘诀，对得起多年的媒体业务训练吗？照葫芦画瓢，竟然搞成了网黑。璩静不仅以一己之力给自家公司制造了一起史诗级公关危机，更暴露了“公关一号位”业务能力低下的短板。这不禁让人怀疑，中国的大厂公关都是这样的水平吗？并不是。从媒体走向企业公关的业内精英很多，但是他们的职业环境并不好。大型企业的公关业务定位偏差，造成了逆淘汰的职业环境，才会让璩静这样“傻卖力气”、“向上管理”的伪精英走上了与自身能力不符的高位。中国大型企业公关的最大问题是“急”——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典型症状是公关和营销不分，公关成了营销的附庸。其实，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公关的业务定位是完全不同的。创业之初，大家都不知道你这个品牌，你不就得大声吆喝吗？营销就是公关、公关就是营销，没毛病。但是，企业成长为行业头部，到达了生态位的顶层，营销和公关就不能混为一谈了。营销和公关都是和社会公众的沟通互动，却有着很大的差异。受众不同、目标不同，操作手法也不同。营销关注的是发现和发掘市场需求，针对的是客户或潜在客户，是商业信息的传播。而公关是培育市场环境，增进社会公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是商业文化的养成和传播。营销是一连串目标明确的商业运作，今天推出一个新产品、明天搞个促销活动。打了多少广告，增加了多少社会关注度，创造了多少商业价值，KPI明确、立杆见影。公关则是长期的的环境培育，公众的好感度、美誉度需要润物无声的长期培育，投入产出比不是一时一事可以算得清楚的。公关和营销混为一谈，是处理不好公众关系的。中国大型企业崛起的时间不长，一切为营销服务的“铭印”还没有消除。无论怎么强调公关的重要性，还是无法摆脱砸了多少钱、办了多少事立竿见影的营销思维。所以，公关部门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负面舆情发生时当“消防队员”，平时就是给市场营销打下手、吹喇叭的“龙套角色”。殊不知，日常的绣花功夫不到位，临阵磨枪救不了火。比如百度上一次史诗级公关危机“魏则西事件”，平时对关键词竞价排名的争议没有充分及时的公关运作，相关机制缺乏透明度，更没有和公众充分沟通合理调整。这些基础工作一点不做，负面舆情一爆炸，公关部门裸奔进场，谈何救火？硬钢舆论质疑，没这个底气。没有日常建立和维护的信用基础，临时发多少公告、言辞多么恳切，都是苍白无力的。进退失据，临阵磨枪的贡献约等于没有。这种场景在中国大型企业的公关危机中反复出现，不是危机公关无能，而是缺乏长期运作准备的必然结果。不是公关部门没人懂这个道理，而是营销压到一切的思维下，公关日常难有所作为。“魏则西事件”爆发之前，公关部门想要直面争议、正面沟通，营销部门肯定不答应。这要是影响了卖广告的业绩怎么行？反正负面舆情爆发，千夫所指、股价大跌的后果，“未能妥善处理舆情”的大锅又不用营销部门背……公关部门日常跑龙套、遇事就背锅的边缘化，就成了璩静之流的舞台。跑龙套入戏深，“全员IP”的无效折腾能来事，主打个“向上管理”。遇事不能平事，但是在办公室里给媒体“扎小人”的夸张表演，能提供情绪价值，还是“向上管理”。这种业务水平能干到“公关一号位”，不是百度公关部门没能人，而是劣币驱逐良币闹小人。正经事干不了，不正经干事的“没事忙”脱颖而出，合情合理。中国的媒体行业虽然有种种问题，但是也曾经历了黄金时代，也培育了一大批真正的人才。但是，这些真懂舆情、理解公众心理的媒体人才，没有在企业里真正发挥才能的空间。中国的大企业还没有正确处理公共关系的意识。抓不住重点，找不到痛点，疼了白疼。社会舆论对企业营商环境有多重要，这几年被民粹大潮反复折腾的大型企业应该最有感受。中国社会的商业文化、商业意识长期薄弱，错误的经济观念泛滥。雇佣即剥削、利润即罪恶的意识形态原罪意识泛滥。这些长期困扰中国的营商环境。中小企业缺乏公关能力，只能被动受害。大型企业应该有所作为。这种改造生态环境的公共关系运作，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更不能用营销思维替代。比如说，这些年很多大型企业斥巨资搞公益慈善，希望以此改善公众形象。然而，基础环境不改变，这种“品牌营销”式的公关劳而无功。因为，在愤世嫉俗的经济原罪视角下，这些公益慈善行为说好听点是“赎买”，说难听的就是“主动罚款”，道德价值约等于零。充其量是反派剧本里加了点“人性之光”的桥段，不过是剧情的点缀。天生的“大反派”，就不配有好结局。所以，在民粹泛滥大环境下，大企业的慈善公益干再多，也无济于事。如果公众不能了解经济运作的真相，企业的舆论环境就不会得到改善。这才是大型企业最重要的公关任务，是企业与公众关系的基础工程。然而，营销思维主导下，这是无法完成的任务。甚至有些大企业的公关操作，还主动迎合民粹，大打所谓的“民族主义牌”，段位拉低到了“香飘飘”之流。更有甚者，还有借民粹之风拉踩抹黑，把公关搞得乌烟瘴气。那些“能力超群”的害群之马，危害远甚于“德不配位”的璩静。真正重视公关工作，发挥对舆论环境的长期建设性作用，不仅关乎企业长期经营的环境，更关系到中国营商环境的整体改善。因此，这已经成为大型企业的长期社会责任，无法回避。听任经济民粹主义大幅回潮，社会舆论环境恶化，大厂难有未来。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作者｜关不羽知名财经专栏作家5月9日，杭州和西安先后宣布“全面”取消住房限购。至此，全国仅四大一线、天津、珠海及海南省还未全面解除限购。因此，这两座省会级城市的全面“解封”被视为房地产调控政策转向的重要标志。不过，相比杭州，西安全面解限购的关注度要低了不少。毕竟西安的在中国经济的“咖位”比杭州还是有一定距离，楼市的关注度也不可同日而语。但其实，观察西安楼市在本轮调控中的表现及轨迹，对我们理解本轮房地产调控很有意义。西安房价暴涨的模式，是中国房地产的一个缩影2013年，上海、广州、武汉、厦门、沈阳、长沙、南京等城市相继推出新一轮房市调控政策，主要内容均为收紧限购政策。此后三年，限购、限价、限贷等政策加码，中国房地产市场进入了“史上最严”调控周期。然而，西安房价正是从2016年开始爆发的。从2016年一路涨到2021年，创下了新房价格连续上涨70个月的神话。最大同比涨幅是2019年5月的24.4%。一年涨了四分之一，搁在“四大一线”都是罕见的纪录。连续上涨70个月，西安的平均房价从不足7000元，涨到了15000元，赶上了成都。但是，西安和成都的主要经济指标差距很明显。2021年，成都迈入“两万亿GDP俱乐部”是西安的两倍；成都人均GDP

百度副总裁璩静最近火了，看了她的倾情表演后，一声叹息：站在冰山上的不一定是凤凰，也有可能是小猪佩奇。远看苑琼丹，近看是真霸总最初在朋友圈看到璩总的短视频，还以为是搞笑视频。45度的拍摄角度、抖音式的机关枪语速、刻意但不美丽的妆容，还有内娱味十足的霸总风，这不是妥妥的搞笑视频吗？我都怀疑是模仿苑琼丹的表演——有点对不起苑老师，但是真的有点那个意思，再点个夸张的美人痣就是神似。后来听说这是货真价实的大厂高管，还是“公关一号位”，我惊呆了。璩总的履历，十分光鲜。外交学院毕业，曾任华为公共及政府事务部副总裁、中国媒体事务部部长，现任百度副总裁。非常精英的高管，非常专业的媒体公关，翻车翻得那么低级。“我是请你来干活的，不是请你来度假的”，“如果做不了，请你离开”，“我不是你婆婆，非得伺候你”，“为什么要考虑员工家庭”，观点是非可以讨论。但是，别人可以说，“公关一号位”不可以。公关的职责是搞好公共关系，而不是搞砸公共关系的。打造个人IP，靠争议性观点吸引流量尚可理解。毕竟“黑红”也是红，先红了再说，也算是网红捷径。但是，企业的公共形象可没有“黑红”路线。公共形象崩塌，市场口碑受损，股价大跌，真金白银的损失，可不是流量能补回来的。别说副总级的高管，就是普通员工，都不带这么玩儿的。所以，有些大型企业都会对高管的公开言论设限，就是怕大佬们管不住嘴一时爽。尤其是科技企业，脑回路清奇的技术咖云集，奇谈怪论吓着公众的公关事故可不少。话说回来，如果璩总真是百度的技术高管，这场风波的负面影响没那么大。可是，璩总不是技术咖，而是堂堂的“公关一号位”。公关的基本技能就是分析社会情绪、掌握舆情风向，木知木觉地乱立“霸总人设”，就很说不过去了。黄晓明演霸总，那是娱乐大众的，大家看个乐子，不当真。真高管热血沸腾地秀冷血，不是娱乐大众，而是挑衅大众。有这么搞公关的吗？一通操作猛如虎，现东家百度、前东家华为都被带沟里去了。百度市值蒸发60亿，璩总的霸总表演堪称最贵的短视频。60亿港元，够拍多少网大了，想想都心疼。作为公关，璩总是真不行。作为高管，璩总也很不够意思。“只管结果”配当高管？有批评璩总是“资本家嘴脸”的，并不准确。因为璩总不是资本家，而是企业高管。资本是别人家的，她也只是个打工人。“我们是雇佣关系”，出自璩总之口，是僭越了。因为她不是雇主。璩总问“为什么要考虑员工家庭”，是错位了。没摆正自己的职场位置。李彦宏是不用考虑员工家庭，也考虑不过来，所以要请高管考虑。高管带团队，很多事都要考虑。团队是什么？就是一堆KPI数据、一张张PPT吗？制定合理的KPI考核目标，激励团队完成目标，都得考虑人的因素。家庭因素当然也是其中之一。你的确不是人家的婆婆。但是，手下要离婚心烦意乱，就得考虑是不是会影响工作效率。员工找你抱怨几句，你不能好好疏导也就罢了，还要“秒批离职”的霸气侧漏。这不是效率，而是蛮干。大权在握的爽感是到位了，代价是团队的人心散了。大企业的高管没有不考虑人的因素的，人性、人情、人际关系等等方方面面都得考虑。千万年薪不是白拿的，察言观色、洞察人心的基本功是必备的。璩总说她“只管结果”，十分可笑。你只管结果，那过程谁来管呢？帅总亲自管？员工自己管？那要你何用？璩总生动的表演，说明她的娱乐生活需要改善。企业高管得有点职业修养的追求，不能老在内娱粗制滥造的霸总剧里找感觉，多少得看点正经的吧。《天下无贼》里葛优说“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可以细品。尤其是公关部门，主观能动性很重要。不是流水线上打螺丝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可比的。不近人情、“秒批离职”不是真霸总，而是小工头。职场有压力才有动力，但是压力不等于压抑。越是高级的团队，就越不能搞得气氛压抑。很难想象“秒批离职”的压抑气氛下，璩总带领的团队能干成啥。百度这些年的公关工作，至少在大众舆论的层面，无法谬赞。总之，看璩总的短视频，挺替她捏把汗的。无论是公关业务的基本能力，还是作为高管的基本修养，都“德不配位”。如果她是为了追求流量的降智表演，那还好点。如果真是本色演出，就很堪忧了。我不知道现实生活中的璩总到底是怎样的高管，但是她表演的高管确实有现实的原型。中国企业中确实有不少这样“德不配位”的高管，已经成了职场生态、企业发展的祸害。“霸总”人设是心里没底的掩饰信奉高压式的霸总管理，搞不清自身定位的高管，在职场中并不罕见。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企业的职场文化的底子大量承袭官场文化。起点就不正。而且，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时代的风口加持下“泥沙俱上”，很多人飘了。其实一些高管能站上高位，并不是有多少真功夫，而是靠时代红利和平台红利的双重加持。镀金时代的光鲜，经不起逆风局的考验。经济下行，企业日子不好过，“德不配位”的就会打回原型。比如璩总扮演的霸总，并不是真有霸道的底气。机关枪式的语速、决然的口气，都是心里没底的掩饰罢了。“只管结果”、“与我无关”，其实是回避管理职责。还夹杂着角色定位迷失的茫然。左手高薪、右手期权，背上还有个黄金伞保，竟是“只管结果”的甩手掌柜？KPI之外事事无关，那和打卡机有什么区别？这种职场定位，凸显的是无能。不是不想管，而是不会管。不是真无关，而是无力承担。大号的办事员，被时代的风吹上了高管的岗位，心里没底了。这种话好好说是说不出口的，只能“我就这样了”耍横。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自己的虚弱，所以他们比所有人更张牙舞爪。不拿员工当人看，是道德问题，更是能力问题。那些被风口吹到高管位置上的大号办事员，情商和智商的CPU就那么点可怜的算力，对上“察言观色”就是极限。对下只能摆出一张“生人勿进”内有恶犬的臭脸。角色定位不清、业务能力低下，动作就变形。这几年动不动就“全员营销”、“全员IP”，即是此类。不管行业适不适合、员工的能力是不是适配，都搞这套。其实高管甩锅。说什么“全能型员工”，你给手下打样了吗？给员工充分学习的空间了吗？自己还没弄明白，就赶鸭子上架“全员”，无非是甩锅。业绩不行不是我不行，而是大家都不行……要是环卫局也学这套“全民会战”，局长带头掏粪坑，只会搞得满地是屎。大概率局长本人掏是那个是最“香”的。中国职场的生态，历来都是越无能越折腾手下，越没自信的越是装牛叉。这在鸡犬升天的高速上升期看不出啥毛病，到了过紧日子的内卷时代就原形毕露了。阳光毒辣，照出原型。冰山上的不一定是凤凰，也可能是小猪佩奇。中国职场的“霸总病”是该治了。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高铁要涨价了，高铁不香了。5月2日，铁路12306官网发布公告，武广高铁、沪杭客专、沪昆客专、杭甬客专4条高铁，票价将迎来上涨。一二等座涨幅20%左右，商务座最高涨幅接近40%。网友吐槽曰“曾在文综试卷上高歌的中国速度抛下了我”。显然，当年的自豪感并不能抚平当下的经济痛感。国铁集团表示，我这不是涨价，是市场化弹性定价。“三桶油”珠玉在前，国有垄断企业的“市场化”、“弹性定价”，都懂的。大规模投资时说好的“公益性服务不算经济账”是不能作数的，最后还是要算账的。这账肯定算不平。2023年，国铁集团总营收1.25万亿元，税后利润33亿元，刷出了经营业绩的历史最高纪录。可是，这个最高纪录的净利润率不到千分之三。而国铁集团的债务总额超过6万亿，相当于两个恒大。投资回报率、净资产收益率都没法算。即将到来的偿债高峰和维护高峰都是万亿级的支出，33亿的税后利润再加个0都不够填牙缝。而且，高铁的固资几乎不具备市场流动性，就是卖都卖不出去的那种，没有腾挪的空间。所以，涨价是必然的。聪明的网友立刻想到了寻求替代，有说坐绿皮车的，有说坐飞机的。可是，这多半也行不通。都是铁老大的买卖，绿皮开多少、涨不涨，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至于飞机，航空业一直都是赔钱大户，这几年的日子过得比高铁还惨，打折促销的亏本买卖又能做多久呢？公路就更别惦记了，国道恢复收费酝酿已久。高速和高铁是上一轮大基建的孪生子，高负债、偿债高峰、维修高峰的三件套一件不少，能不涨吗？大基建带飞的经济周期走到算账的下行区，哪条“战线”都很热火朝天。民生直接相关的，燃气开了“第一枪”，理论上没涨，但是“误收费”了。电力也难说，毕竟高歌猛进的新能源替代也是用钱砸出来的……眼瞅着一轮普涨在路上，经济学家们心心念念的通胀终于要来了。涨价好啊，涨价了CPI就上去了，他们继续欢呼……吗？通胀是重要的经济指标，通胀最直观的指标是物价指数CPI。人均经济学家的时代，“温和通胀是经济健康的表现”都是张口就来。于是乎，去年“复苏乏力”，CPI指标不好看，各路专家都念叨起推高通胀。CPI取代了GDP，俨然成了经济表现的头牌。以至于CPI指数稍微跳一跳，各路专家就能开香槟庆祝“复苏来了”。这举国热切盼望涨价、呼吁涨价，堪称经济史上的奇景了。其实，中国推高通胀很容易，不就是涨价吗？上游的基础产业几乎全部由国有垄断企业经营，牵一发动全身，动个小指头CPI就能嗖嗖窜。可是，这种表面数据的优化，并不是真实经济增长的活力体现，而是大规模资源错配后的病征表现。还是以高铁为例：高铁涨价不是高铁的真实市场需求大增，而是投资回报率过低不得不涨。全国仅有京沪、沪宁、宁杭、广深港、沪杭和京津等6条高铁实现盈利。其中只有京沪线是中长线路。中国高铁4万公里总里程，具备盈利能力的不到3000公里。即便是高铁第一现金“奶牛”的京沪线，投资回报率也不过尔尔。京沪线的总投资2209亿，2023年净利润115亿元，20年收回投资。投资净回报率5%也只是理论上的，因为2023年的净利率是历史最高记录。的确，高铁对地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没有反映在财报数据上，给很多人留下了想象空间。但是，高铁的实际经营成本也没有反映在财报中。高铁建设的大量投入来自地方财政补贴，高铁配套设施如站点建设和营运成本也来自地方财政。也就是说，高铁对地方经济的长期增长效应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显著，甚至根本没有什么长期增长效应，反而成了地方财政的负担。其实，只要有一定的常识感就不难发现高铁对地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有很大局限性的。高铁只拉人不拉货，所以高铁只有在人口稠密地区的中远途运输上有优势，才能产生长期的经济效益。很多人口密度低、人口净流出的经济欠发达地区，通高铁并不会促进经济增长。地方财政的投资收不回，连维护基础设施的钱都拿不出。所以很多地方的高铁站点根本无法坚持营运，一两年后就关停了，甚至修完后就没有启用。不管怎么强调虚头巴脑的“社会效益”、“长期贡献”，大规模的无效投资、负投资都是资源错配。错配就要付出错配的代价，经济核算的账一定是要还的。资源错配导致的现金流巨坑可以靠金融系统输血遮掩一时，却不能遮掩一世。地方债到了极限，地方财政自顾不暇。靠地方财政补的“暗亏”显化，国铁集团千分之三的税后利润率远远不够填坑，只能涨价。如果只有高铁一家是这样的，那么问题还不大。但是，前些年狂飙突进的大基建普遍如此，上游的涨价合力最终一定会推高CPI。这种“通胀”压力是经济增长动力，还是拉低真实经济增长的成本压力？但凡有生活常识的都不难做出判断。“温和通胀是经济健康的表现”，前提是要“通”，而不是只有“胀”。经济运行是个循环系统，只有运行通畅，才谈得上压力转化为动力。好比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在跑步机上跑几圈，血压提高、心跳加速都是身体机能健康的表现。如果是一个中风、血栓的病人，血压上升、心跳加速可不是病好了，而是病情加重了。一个经济体系中存在大量的资源错配，就是堵住经济循环的血栓。这种情况下，人为推高CPI是很危险的。表现在微观层面就是收入不涨物价涨。高铁涨个百八十块，到景区消费就得省个百八十块，甚至原来的出游计划取消了。反正兜里就这仨瓜俩枣，各种基础公共服务的成本增加了，只能省别的。最后，CPI上去了，民间消费和投资下来了。谈何拉动消费、促进民间投资呢？民间投资萎缩，经济动力不足，又得扩大财政投资规模。可是，财政投资又投出一堆赚吆喝不赚钱的负资产，就堵得更厉害了。这显然不是经济发展的正循环。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问题不是通胀还是通缩，而是通不通。经济堵点在哪里，民间投资的预期下降、消费信心不足到底是什么造成的，才是经济学家应该思考的问题。经济循环的堵点肯定是绕不过去的，总是在纸面上的经济指标兜兜转转，用足脑力和嘴力搞“赢学”。今天是GDP、明天是CPI、后天是汇率，一直赢一直爽。可是，经济体感的现实痛苦一直不爽。经济学家应该反思，这些年都在瞎忙啥？现代经济学理论千条万条，前提都是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离开这个前提的经济学理论，都是在真空环境下搞永动机的纸上谈兵，结果就成了“涨价促经济”的笑话。这样的笑话已经泛滥成灾了，什么“国债不是债”、“放水救经济”，都会被现实打脸。国债不是债？那发行个几万亿国债给国铁填坑不就得了？放水救经济，那就更干脆了，直接印个几万亿往高铁上继续堆。真敢这么做，腾飞的不是经济，而是无锚货币和物价。谬论可以靠诡辩续命一时，但是终将被现实打脸。硬核涨价在路上，经济会因此改善吗？拭目以待。经济发展没有绕道走的捷径，绕道的都是弯路。尊重经济规律，发展市场经济，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主导作用，给市场主体充分松绑，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解。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近日根据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的汽车总产值已经达到了11万亿人民币，占全国GDP的比重接近10%，首次超过房地产。汽车销售总额为4.86万亿，占社零消总额的10.3%，成为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很多评论者由此得出结论，“汽车代替房地产成为新的经济支柱”。这个观点值得商榷，是对经济统计数据的解读有误。汽车产业对宏观经济的实际影响，远没有达到“代替”房地产的水平。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可能“代替”。卖地不算“卖”房地产业在宏观经济的实际作用被低估了，因为部分重要经济指标的统计口径“漏算”了房地产的经济影响力。通俗说就是：卖地不算“卖”，买房不算“买”。卖地不算“卖”，指的是土地出让金属于政府财政收入，不计入GDP。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汽车企业向汽配厂采购零配件，汽配厂销售收入是纳入GDP统计。房企向地方政府支付的土地出让金，不纳入GDP统计。2023年房地产业创造了5.8万亿国有土地出让收入，相当于房地产总产值的53%。也就是说，这一财政贡献并没有反映在GDP统计中，相当于比汽车产业多了一大块“隐藏贡献”。土地交易没有生产过程，也就没有产值，的确不应该计入GDP的统计口径。但是，没有产值贡献并不等于没有经济贡献。巨额的土地出让金对地方财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除非汽车产业的税收贡献能够达到与土地出让金的水平，否则就难言替代。目前汽车产业对国民经济的产值贡献和房地产相当，但财政贡献天差地别。2023年“买地王”中海地产的土地购置金1000亿元，2023年车企第一纳税大户吉利全年缴纳税收473亿元。而汽车产业龙头比亚迪，全年纳税仅185亿元。比亚迪的财政贡献还远不如流年不利的万科。汽车产业的总产值要扩大好几倍，才有可能替代房地产下行留下的财政窟窿。这不现实。买房不算“买”卖地不算“卖”，本质上是产值统计无法反映不同产业的财政贡献差异。买房不算“买”，则是现有的统计口径，未能充分反映房地产的经济增长动力作用。按照流行的中国经济“三驾马车”理论，主要经济动力是消费、投资和出口。这几年社会各界最为重视的是消费提供经济拉动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社零消总额）备受关注。其中有个令人很多人感到迷惑的现象，房地产销量连年下滑，并没有影响社零消总额。难道房地产消费不算消费吗？统计口径上的确如此，房地产销售总额不纳入社零消总额的统计。2023年，汽车销售总额为4.86万亿，占社零消总额的10.3%，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房地产销售总额为11.66万亿，是汽车的2.4倍，在消费的经济统计数据中没有体现出来。所以，房地产销量大幅下滑，确实没有影响消费数据。既然“消费”这架马车没带上房地产，是不是算到了投资的账上呢？毕竟买房是有投资属性的，主要经济指标中不是还有民间投资的统计项目吗？机构购房的确算民间投资，但是机构购房只占房地产销售总额的八成。这就有点尴尬了。按照现有的主要经济数据指标和“三驾马车”理论，2023年个人购房花8~9万亿买房，既不算消费，也不算投资，那算啥呢？主要经济指标中没有体现出来。老百姓别说掏空六个钱包，就是掏空六十个钱包买房，竟然没有提供“经济增长动力”？房地产行业低迷的经济痛感，并没有在主要经济数据指标中完整体现。房地产下滑留下的经济窟窿，也不是汽车产业的增长能填平的。汽车产业的增长预期被高估房地产行业短期内很难走出低谷，不是老百姓真的不想买房了，而是买不起房了。国家统计局说“近2亿农民工没买房，房地产潜力巨大”，话是没错。农民工兄弟们也想买房，但是，没有收入增长的支撑，需求潜力是不会转化为购买动力的。汽车没有房子贵，相同收入水平下，购车的收入门槛更低，所以汽车市场的表现会比房地产市场更好。但是，这个“更好”的内需空间不是无限的。国内汽车市场增长的天花板同样受制于收入增长水平。中国目前的人均汽车保有量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经常用来论证国内汽车市场巨大潜力。但是，中美两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更大。2023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3.92万元，美国6.03万美元。两个市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十几倍，大额消费的能力有可比性吗？国内汽车消费增长的实际表现，并不乐观。2015年后，国内汽车销量趋缓，大部分年份的销售同比增长不超过5%，个别年份还出现了下滑。走走停停的表现，和汽车消费趋于饱和的发达国家市场相差无几。去年我国汽车的产销量同比增长重回两位数，表现亮眼。但是，其中有特殊时期造成的需求延迟效应，并非常态。这种效应同样也发生在欧美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去年全年汽车销量同比增长13%，经济很低迷的欧盟更是达到了13.9%，都创下了近十年的新高。这种高增长表现并非市场基本面的长期作用。经济复苏不充分，房地产市场不能指望“买了一套买两套”，汽车消费也不能指望“买了一辆买两辆”。难不成也指望2亿农民工的汽车消费潜力？内需不可高估，出口市场的增长也不能盲目乐观。汽车出口一直是国际贸易中的“争端大户”，受地缘政治的影响很大。2023年全球十大汽车消费市场国中，除中国外，仅第三位的印度、第十位的巴西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汽车工业比较薄弱。其余均为发达工业国家，国内都有成熟的汽车产业体系。这些市场的出口门槛高、地缘政治风险大。而且，传统燃油车的国际市场，国产汽车品牌的竞争力不强。去年全球汽车的销冠是丰田，全年在海外市场卖出了1000万辆燃油车，是中国汽车总出口量的两倍。因此，新能源车出口被寄予了厚望。2023年中国新能源车出口同比增长77%，相当惊人。但是，一共也就120万辆，仅占全年汽车出口数量的23%。这种高增长数据，主要是基数效应作用，并不能作为长期趋势判断的依据。而且，新能源车的出口市场局限性比燃油车更甚。新能源车需要成熟的基建配套和代价不菲的政策扶持，仅占全球汽车消费2%、基建落后、政府拿不出补贴的非洲市场，肯定是指望不上了。即便是全球第三大汽车消费市场印度，也不是新能源车的市场乐土——电力供应还没解决，还能指望大规模的充电桩建设？发达国家的基建条件成熟，但是燃油车大规模替代的政策风向已经变，而且也不欢迎进口产品靠补贴打价格战。我国新能源车出口的道路上，阻力重重。总而言之，中国汽车产业的内需外需都没有想象中那么乐观。而且，中国汽车产业规模增长和经济效益增长不成比例。规模上去了，利润却下来了。近年来，汽车行业利润率逐年下降。2015年～2023年，汽车行业利润率分别为8.7%、8.3%、7.8%、7.3%、6.3%、6.2%、6.1%、5.7%和5%。五年利润率下滑了43%，汽车产业并没有想象中的高附加值。2023年汽车产业规模增长数据亮眼，也难掩隐忧。业内人士对此是有清醒的认知的。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在年初表示：2023年主要靠发“洋财”和高端豪华带来利润。大部分企业的盈利下滑剧烈，部分企业生存压力加大。当前燃油车市场盈利，但萎缩较快；新能源车高增长，但亏损较大，矛盾压力较大。总之，汽车产业发展是好事，11万亿的总产值的确称得上是支柱产业。但是，汽车产业目前的发展水平、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远远谈不上“替代房地产”。而且，汽车产业本身的健康度、市场增长空间，都存隐忧，不可盲目乐观。结语我国房地产行业的确存在很多问题，无法回避。发展新的支柱产业，更是毋庸置疑。但是，不同产业部门之间各有各的经济和社会功能，各有各的市场，彼此之间起不到替代作用。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很好，房地产闹过次贷危机，但是房地产在GDP中还是保持了12%的高水平。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房地产依然在GDP中占比10%以上。即便是问题产业，也无法替代，也不必替代。出了问题，那就要想办法解决，伤口不会因为想象中的“替代”而消失。为了所谓“代替”，对在其他产业部门拔苗助长，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增加经济风险，甚至人为制造出下一个问题产业。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重庆燃气收费风波持续泛起涟漪。有人“扒出猛料”——重庆燃气的大股东是知名央企华润，而华润的燃气业务分支企业注册地竟然是在百慕大群岛——全球三大避税天堂之一。一时间，华润成了披着央企外衣的资本大鳄，集万恶于一身，矗立在公众利益的对立面。重庆燃气费暴增的原因至今扑朔迷离，如何保障改善民生更是最高层关心的重点，但华润是否为事件背后推手，以及华润燃气业务分支企业注册在百慕大，这一点是否与上述风波有关，还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华为子公司里，不少在境外注册和经营无独有偶，也有不少人注意到，像华为这样公认的爱国企业，也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了企业，不仅如此，中石油、中移动以及小米、阿里巴巴等大型企业都有离岸注册记录。至于大洋彼岸的美国，像谷歌、星巴克等等知名企业同样在开曼群岛注册。企业离岸注册地与国籍无关事实的真相是，企业的离岸注册地并不影响企业的真实“国籍”，也不会改变企业的所有权属性、股份结构。否则，那么多大型跨国企业都跑去注册，这些巴掌大的群岛早就GDP爆表了。相应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第三方的统计部门，也都不会把华润、华为、谷歌的产值、资产算到这些离岸群岛头上。而之所以有那么多企业千里迢迢到这些群岛地区去注册，避税的确是重要的考虑因素。这里需要做一段简要的历史介绍：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走向了高税收-高福利，税收政策与经济基本面脱节，税负过高严重影响企业经营。开曼、英属维尔京、百慕大等岛屿地区发现其中的“商机”，这就是制定税收政策的“主权红利”。1972年，开曼群岛颁布新法令，规定非居民税收豁免，只收非直接税，意味着只要不是开曼群岛居民，在这里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这些离岸热门地区的人口少、政府规模小，财政需求很有限。但是，没有什么本土产业，本土税源也很有限。所以，他们很乐意用低税收政策吸引外国企业在本地注册。企业出于经济理性能省则省，当然也乐意选择这些地区作为注册地点。你情我愿、双向奔赴，这些地区就成了企业的“避税天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离岸企业制度。除了避税，离岸还能减少过度监管带来的麻烦。和税收制度的决策一样，各国政府的监管政策也受到很多政治因素的干扰，并不完全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地缘政治冲突、贸易保护主义等经济民粹主义热衷的议题设置都会通过舆论压力、选情压力传导到政府决策层面。比如“中美竞争”中，美国政府在“民意压力”下对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营设置各种监管障碍，甚至以长臂管辖的方式越界监管。那些岛屿地区的政治超然地位就成了企业规避这种干扰风险的避风港。随着企业纷至沓来，这些离岸热门地区的营商环境配套优势凸显。这些地区普遍政简刑轻、政策稳定，对企业经营很少干预束缚。加之很多金融企业的进驻，带来了丰富的金融资源，对企业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总而言之，离岸体系至今已经发展了几十年，除了避税，还提供了诸多经营便利。不同企业选择离岸注册的原因也不尽相同，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各国政府对企业离岸注册实施综合考量当然，离岸注册制也有利有弊。有利之处是为企业经营提供了很多便利，弊端在于税收损失、监管空白的灰色地带。离岸注册制在全球范围内运行了几十年，其中的利弊各国政府心知肚明，相关政策的制定都经过了长期的平衡博弈，有了较为成熟的模式。总结起来就是允许存在、适度规范。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乐意看到税源流失。但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哪家为了保税源对离岸注册一棍子打死的。因为离岸避税的税收影响并不是简单的加减法，而是税率和税基的平衡考量。禁止离岸相当于变相提高了税率，本国企业承受更高的税务成本，无疑会影响他们的全球竞争力。但是，这样做不见得真的可以实现财政增收。全球化时代，资本是全球流动的，实际税率的提升导致资本外流、投资吸引力下降，会导致税基减少。即便不考虑全球资本的流动性，也要考虑高税率对投资信心、产业长期发展的预期伤害。所以，客观上，各国“忍痛”保留了离岸注册的操作空间。近年来因为各种非市场因素影响，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财政吃紧，“全球税收公平”的议题很热，欧美联手施压离岸注册热点地区的动作频繁。但也没有关上离岸企业的大门。本国企业全球竞争力和政府财政之间的得失平衡，不允许他们这样做。监管层政策的相关决策也类似。一方面各国政府都希望通过强化监管，以消除离岸注册留下的监管空白。谁也不希望这些“避税天堂”成了灰色利益、灰色产业的“洗钱天堂”。但是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的纷纷扰扰需要为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贸易-金融摩擦留出缓冲空间，那些地缘政治上无足轻重的岛屿地区适合这样的角色。中国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和主力军，同样要面对企业离岸注册制涉及的复杂因素，权衡其中的利弊得失，还要结合中国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企业所有制性质等特殊国情。整体而言，一看到企业离岸注册就想到“避税”，是认识误区。中国很多地方政府很乐意为大型企业提供种种优惠政策，给钱给地给金融资源的“倒贴招商”比比皆是。“避税”并不是这些大型企业离岸注册的主要动力，营商环境、融资便利、全球业务的管制壁垒才是主要的考虑因素。行政垄断企业离岸注册，须确保透明度最后，回到网民对华润燃气分支企业注册在百慕大的质疑，笔者认为并未全无道理。这并不是就此赞同网民对“境外资本”的妖魔化描绘，而是回到央企本身的特殊性，即享有事实上的行政垄断性，以及主要业务都在国内，基于此，华润使用离岸注册制作为经营工具时应该更为慎重。尤其，像燃气等基础性公共服务行业，公众对相关企业的股权结构、经营状况有更高的透明度期望是合情合理的。这些与民生紧密相关、带有行政垄断色彩的行业可以合法合规地引入外资、民营资本，但是不管在哪里注册，都不应屏蔽公众的知情权。

英伟达（NVIDIA）这个生涩的单词源于拉丁语Invidia，意为“嫉妒”。用这个“坏词”命名自家公司，的确体现了这家初创企业的反叛精神。英伟达（NVIDIA）又一次上了媒体头条。上周五（4月19日），英伟达股价暴跌10%，这是继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一天之内市值蒸发2100亿美元，相当于跌没了2.6个OpenAI。作为“一年十倍股”，英伟达无疑是人工智能时代最大的宠儿，OpenAI负责赚台前的利润，它负责赚幕后的利润。各大AI公司不论开发大模型成功与否，不论技术开源与否，甚至不论最终死活，只要踏足这个行业，就要买英伟达的芯片。英伟达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那个守在金矿入口处卖铲子的人：不管能不能挖到金矿，铲子总得买一把吧？2016年英伟达捐赠给OpenAI一台全球首款一体化深度学习超级计算机DGX-1，成为了OpenAI初期的重要转折点；今天，英伟达的GPU产品占据了人工智能算力市场90%以上的份额，其GPU产品的利润率高达1000%，可能是世界上最赚钱的合法生意。英伟达的崛起，是一场“计划外”的技术革命。今天统治着人工智能产业的GPU，前身不过是小小的显卡，一个主要为电子游戏产业服务的小玩意儿。01创立英伟达，源于对妻子的承诺提到英伟达，就不能不提黄仁勋。外号“老黄”的黄仁勋是硅谷任职最长的CEO，执掌英伟达30年足以当得起这个“老”字。除了硅谷资深的骨灰级玩家身份外，老黄穿皮衣、秀纹身、口无遮拦的“非主流”人设，更让人印象深刻。其实，和所有的人设一样，真真假假，多少有些刻意营销之嫌。比如老黄童年的“少管所”经历。黄仁勋1963年生于中国台湾的台南市，早年随父母赴泰国生活。9岁时他和哥哥一起，被送到美国的舅舅身边接受“美式教育”，却落入了问题少年扎堆的乡村寄宿学校，老黄说这所学校更像是“少管所”。这段“非主流生活”，老黄自己津津乐道，媒体更是积极传播。其实，黄仁勋在那个肯塔基乡下学校只待了两年，此后的人生和硅谷华人技术精英的成长路线别无二致：在正规学校当学霸，以天才之姿进常春藤名校，毕业后进入硅谷高科技企业，一路顺风顺水，毫无波澜。1984年，走出校门的黄仁勋进入了芯片企业AMD公司，成为一名芯片设计工程师。当时的AMD专攻CPU芯片，是英特尔的竞争对手之一。二十年后，黄仁勋还会和这个“老东家”演绎分分合合的恩怨情仇。1985年，黄仁勋跳槽偏向于图形处理的芯片商巨积（LSI

重庆天然气收费争议，闹得沸沸扬扬。4月13日，重庆市经信委表态，“对于因各种原因导致收费确实有误的，将督促企业及时将多收气费退还”。及时回应，处理干脆利落，值得点赞。但是，退费应该是初步的处理结果，而不是解决的最终结论。稀里糊涂收错了，不能稀里糊涂退回去了事。争议爆发之初，老百姓怀疑新换的燃气表跑太快了。燃气公司自检后说表没坏，“第三方”检验也说表没坏。表没坏，但钱“误收”的，那到底误收了多少，是该给个正式说法的。因为误收的金额大小、时间长短，都涉及到事件的定性。如果只是误收了一点点，时间也不长，那可能是技术误差、无心之过造成的。如果误收数量误收的数额很大、时间很长，那就要认真调查、分析原因了。如果误收的数额很大，不禁让人怀疑重庆燃气集团怎么会没有发现？小商小贩错进错出可以不当回事，但重庆燃气集团是一家国有控股的上市企业，内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外有国资系统、证监系统等多部门监督，对明显的营收异常浑然不觉是说不过的。重庆燃气集团第一季度财报还未发布，但第四季度的财报是公开的。惊艳程度不说是异常，也算得上超常了。重庆燃气公司2023年第四季度实现营业收入约为30.81亿元，净利润约为2.19亿元，与2022年度第四季度的净利润2369万元相比，增长约824%。第四季度的营收占到了全年营业收入的30.07%，净利润更是占到了全年净利润的44.42%。这个业绩亮眼的第四季度财报，是不是因为气候因素的“老天爷赏饭”？冬天的燃气消费量的确会大增。然而，去年重庆入冬非常晚，直到12月中旬还在秋天徘徊。有重庆天气微信公众号当时发布的消息为证：“60年以来，重庆多地的冬天来得越来越晚，而且暖冬的概率也在增加。今年截至12月10日，重庆仅有城口、黔江、巫山、酉阳4个区县步入气候意义上的冬季；本周末强冷空气来袭，将会加速重庆入冬进程”。重庆燃气集团能在这样一个冬天姗姗来迟、气象入冬不到二十天的第四季度赚得盆满钵满，应该向全国同行推广宝贵经验了——当然，前提得是正确地收费了。坐等重庆燃气集团今年第一季度的财报。从事件的进程来看，燃气表的确没有坏。但是，因为换了新表，多人更留意了燃气收费问题，察觉到了收费有问题。发现问题后，老百姓没那么多弯弯绕，朴素善良的第一感觉是“表坏了”。于是乎，燃气集团就顺着这个调子，在燃气表坏没坏兜圈子。本来这个圈子可以兜上很久，但重庆市政府介入了，事情有了转机。如今官方结论是“误收费”，可以定论表没坏，那到底是什么坏了？到底是无心之过的“误收费”，还是精心操作的“乱收费”，是要给个说法。去年第四季度的超常业绩表现，也要给个说法的。如果是乱收费冲业绩，性质比做假账还严重。毕竟做假账并没有真金白银拿走客户的钱。反正种种疑点，都需要给个说法，还得是个合理的说法。隔壁成都的燃气企业同行也遇到了收费争议，就大大方方给了说法，收费理由匪夷所思——倒追十年的“滞后气量”。这个倒查十年的燃气费用争议事件，从2022年拖到现在。成都的范女士不在本地常住，每年冬天从新疆回成都过冬。2022年冬天，家里燃气费竟高达1.5万之多，几乎是往年同期的三四倍。卡里充的钱扣完后，范女士稀里糊涂就成了欠费户。范女士不服，反馈该问题一年之后，燃气公司同意尚欠的1.2万按8000元收取。范女士还是不服。燃气公司把气给断了，她只能服了。服是服了，但是意难平。找了新闻机构曝光，新闻机构介入调查后，燃气公司给了个说法，说是“气费异常问题4958立方为2011年入住至2023年2月滞后气量”。谁看了都得服——收燃气费还有倒查十年的？肯给一个明确说法，总比敢收钱不敢说怎么收的要强上几分。但是，这个倒查十年的说法未免太荒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院只认三年的账，燃气公司一口气就是倒追十年，何其豪横！“滞后”十年后才发觉，燃气公司该向失职的责任人追责，而不是于法无据地找客户麻烦。面对这种烂账，客户根本无法应对——查煤气表坏没坏，好歹还能找个第三方。这十年烂账连第三方查证都找不到。燃气公司张嘴就来，想收就收，不服就断气，这还有王法吗？如果不是新闻媒体介入，范女士只能认下这“十年旧账”。如果不是重庆市政府的降维打击，重庆燃气集团的“误收费”还得继续收。这不应该反思吗？燃气供应这样基础公共服务，带有强烈的行政垄断色彩。这次深陷“误收费”风波的重庆燃气集团，大股东是老牌央企华润的华润燃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其次是正处于破产处置中的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再次是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这种央企加地方投资平台的股份结构，是国内城市大型燃气供应企业中颇有代表性。华润燃气本身就在国内很多城市经营燃气供应业务。成都范女士家的燃气供应商龙泉驿华油兴能天然气有限公司的规模虽小，只能算是“片区燃气供应商”，但是大股东四川华油集团的背后是中石油，二股东成都经开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是区级城投企业。可见不管是大是小，城市燃气供应企业在众多国企中，都可称得上背景不凡。而且，这个行当从技术到日常管理，都处于高度封闭的状态。这就造成了供需之间的权利失衡。除非事情“闹大”了，否则很难撼动燃气公司强势地位。然而，这种垄断优势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公信力风险。“公家”的买卖，直接绑定了政府的公信力。层级越高的国企，绑定的公信力层级也越高。更麻烦的是，由于垄断、封闭愈发缺乏透明度，一旦失信于民，就很难弥补。这次重庆燃气误收费风波迅速扩散，对燃气收费的质疑声在多个城市出现。其中应该有被误解、受误伤的燃气企业，但是这种涟漪效应是很难消除的。说句难听的，这回重庆燃气公司的“误收费”害了不少同行。比如，范女士的个案受到关注，也是“蹭了”重庆风波的热度。事已至此，只有彻底查明真相，纠正错误，才能把整个行业的公信力损失降到最低。重庆市政府的及时介入、迅速给出“误收费”的初步结论，为平复这场风波开了个好头。相信下一步一定会彻查真相，而不是不明不白收钱、稀里糊涂退钱的不了了之。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近日，小学生“想要当行长”的视频火了。童言无忌，搞得网民很窝火、农发行很紧张，清明假期都不香了。视频中，一名小男孩一脸认真地说：“我想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继承我的爸爸。因为我的爷爷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我的妈妈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所以我想继承我们的家产。”据媒体后续报道，小男孩的“家产”不算大，他家的银行只是安徽省某县级市的支行，比不上“感谢大伯”周公子家的城投平台，也比不上“烟三代”、“油三代”的家产丰厚。农发行世家，充其量算是“县城婆罗门”级别的小豪门。但是，网民还是很愤怒，因为小男孩口中的“继承家产”尤为扎心。有人翻箱倒找出历年出台的各种亲属回避制度的文件，连2001年出台的央企任职回避制度的“上古文件”都翻出来了。用心良苦，却是十足的书呆子气。你以为现实和高考一样，白纸黑字再套个红头，能给出正确答案？纸面上的正确，和现实中的真相，离题万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一家政策性银行，纯纯的国有企业，或者说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再小的支行也不是谁家的“家产”，也不能世袭。理论上的确如此。然而，理论归理论，现实归现实。现实是，这种公共资源的世袭制、家产化，是避免不了的。尤其是在基层，“县城婆罗门”的出现是必然的。所有权不是写在纸上是谁的就真是谁的，名义上的“拥有”和实际上的掌控，是两回事。所有权的四大核心“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中，“使用”、“收益”、“处分”远比名义上的“占有”更有实质性。以小男孩家的县级支行为例，实际行使“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大部分就是他的爷爷、爸爸、妈妈。的确，县级支行上面还有地级、省级、国级，理论上都管着爷爷、爸爸们。但是，隔了那么多层，权利分散在成百上千的基层组织，一串“上级”是管不过来的。更不用说悬在高空三万米的“全民”了。别说十四亿人的“全民”，就是几万股东的股份制企业，都无法避免产权虚置、内部人控制的现实，此题无解。落实到人事管理的微观层面，就更容易理解了。小男孩家的县级市，户籍人口50万出头。刨去老的、小的、外出打工的，剩下能用得上的人手能有多少？招人时再抬高下门槛，学历卡一卡、年龄卡一卡。可用的就更少了。理由也是现成的，提高队伍素质，学历要求高点没毛病吧？培养接班人，年龄门槛高点很合理吧？一来二去的，每年就那么百十号人，分到二三十套行政、事业班子、几十上百家国企。沾亲带故、父子相传不奇怪。这就是县域的“铁饭碗”生态，再怎么强调“亲属回避”，也无济于事。非要形式上严格执行“回避制度”，最多就是个形式。无非是烟草三代去电力公司上班，电力公司的三代去银行上班，银二代到烟草上班……有意义吗？就算连亲缘带地缘一起回避，也不过是附近几个县的“世家”集体搓麻将，还是个大一号的形式。因此，“县城婆罗门”化公为私的公共资源家产化，是很难避免的。这从来都不是什么秘密，也不是什么新现象。由来已久，人尽皆知。只不过，早年经济发展迅速时，小镇青年有走出去的选择，所以矛盾不突出。小张逐梦大城市，小李留守县城岁月静好，大家都有美好的未来，自然没有矛盾。如今大城市就业困难，小张只好“回乡创业”。其实用脚趾头想也知道，资源配置更好的大城市都没有经济机遇了，“回乡创业”的成功概率能有多大呢？所以，“回乡创业”的只是少数，绝大部分都是重回县域铁饭碗里抢食的。可是，优质生态位都被小李们占了，小张们傻眼了、愤怒了。这些年对“世袭化”、“家产化”的舆论关注，本质上就是“还乡团”和“真土著”之间的利益冲突。经济增量消失了，存量博弈必然导致矛盾不可调和。只要铁饭碗主导分配，这种矛盾就是无解的。问题的根本不是农发行三代小朋友世袭了铁饭碗，而是哪来那么多铁饭碗？打开小男孩所在县级市的电子地图，输入“银行”搜索，足足96个结果。工、农、建、交、中，五大行整整齐齐。农商、城商两大系统，配置齐全，还有农发行这种只干对公业务的“政策性银行”。区区五十万户籍人口、400多亿GDP的县域，需要那么多“金融服务”？用得着配置那么多“金融资源”？这么多支行、营业部，几个是靠市场业务养活自己的？吃来吃去，吃的都是财政。只有吃得到财政，才称得上是“铁饭碗”。想吃铁饭碗的人多了，饭就不够分了。据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一花等人研究，全国约有60%左右的县保工资、保运转压力增大。全国2844个县级行政机构中的六成，连发工资都困难。大部分县级财政的“铁饭碗”都是靠经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养活的。进城打工的小张创造的财富，很大一部分通过各种财政渠道转移到了县城婆罗门的铁饭碗里。这种模式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地主家的傻儿子太多了，农民养不起了。如今小张从城里回来了，抢铁饭碗的问题其实是次要的。因为，大概率是抢不到。铁饭碗里没米了，才是主要的。那位农发行三代小朋友想要继承“家产”的愿景，有点玄。这几年银行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了，即便是高深莫测的“政策性银行”，米袋子也不可能是无限的。所以，大可不必对小男孩的童言无忌暴露出的“世袭化”、“家产化”火冒三丈。因为，“县城婆罗门”的铁饭碗也可能端不稳了。真要扯什么“公平正义”可能也勉强，求之不得可不算什么道德高地。还是得从根子上想想办法。谈到公共资源的私产化、世袭化问题时，照例是“外国也有”。“外国也有”确实是实情。比如邻国日本，很多地方的村长、镇长乃至至市长、国会议员都是世袭的，江户时代就扎下根的古老豪门，世袭一两百年的比比皆是。但是，“外国也有”从来不提的是，外国的铁饭碗没那么多，也没那么香。基层政府手上没那么多权，也就没多少利。人家从来没有划拉出那么多“公共资源”，供地方政府支配。尤其是提供经济动力的企业，基本上都是谁家的孩子谁抱走。你家买卖做成百年老字号代代传承，是你家的本事。你家出了败家的傻儿子，就得关门倒闭……这次出镜的是小朋友，姑且不论。2022年承包全年笑点的“感谢大伯”周公子，智商情商一无所有，他家城投能挣钱吗？可是，亏不到他。总之，别和小朋友较劲了，童言无忌，不必深究。那句“继承家产”很扎心，却也是现实。谁也别装外国人，假装这是一家一户的个别现象。翻箱倒找出2001年国企任职回避的规定，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没用。换个角度看，二十多年发的文件、制定的规定都能装满好几柜子了，还是解决不了，正说明此路不通，需要换个思路。我们真有那么多需要政府管、政策管的“公共事务”吗？就像一个县级市，用得了那么多银行？少管一点，才能少占点公共资源，才能让经济效率更高一点，大家日子好过一点，世袭就世袭吧……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3月21日晚，备受瞩目的上海Apple

2月27日，东方甄选明星主播董宇辉突然清空个人微博，引发舆论关注。去年小董还在微博呼风唤雨，挟舆论之势，成功实现了打工人逼退CEO的壮举，怎么就突然“退圈”了呢？起因是一场有争议的直播。近日，董宇辉在直播时，购物车上架了内衣内裤，但他却一直不讲解这两款商品，只是说了一句“需要的朋友自己拍”，然后就略过了内衣内裤的讲解。直播间的网友们再三要求，小董再三拒绝，“这个我讲不了”、“我真不会讲，你们别为难人”、“我劝你们不要强人所难，强扭的瓜不甜，我克服不了，主动放弃”。场面已经挺尴尬的。又有网友说“不讲就不买”，小董回怼“不买算了，不买就说明你不需要这个东西”。小董啊，你有点飘了。​“董宇辉三拒讲解内衣内裤”随即上了热搜。2月26日晚间，董宇辉在直播中回应称：“好多东西我是真的不懂，也没啥其他的原因。大家别误会，我就是害羞。男性内衣我也不讲，这和歧视有啥关系？”2月27日小董的微博就清空了，有接近东方甄选人士告诉记者，这是个人行为。估计东方甄选高层也懵圈了，一场普普通通的直播没搞好也就罢了，怎么旗下“最靓的崽”还闹了情绪？​更有媒体报道，董宇辉在此前的直播中曾称“天然讨厌热搜，明天就去注销”。这就让人就看不懂了。和时任东方甄选CEO孙旭东死磕天天上热搜时，你小董也没说讨厌，更没注销啊？当初搞直播一夜成名，成为公司台柱子时，也是热搜常客，也没见你说讨厌、要注销啊？追风逐浪时唯恐风小，平步青云后竟嫌风大，这是拿网民当工具人、把舆论公器当夜壶吗？直播是个流量生意，成功的主播天然就是公众人物，接受舆论的评价和监督是再自然不过的。要是真受了委屈，避一避也就罢了。可是，这次的风口浪尖，小董可不冤。作为主播，拒绝讲解商品，引发争议、受到批评，确有可议之处，并不是网友无事生非、鸡蛋里挑骨头。站在顾客角度，主播拒绝讲解商品，而且是顾客明确提出后拒绝讲解，的确失礼。如果是不懂不能讲，是准备不足，有失专业精神。如果是因为害羞不敢讲，那就不该让这件商品出现在你的直播间里。网友说你句“不敬业”不过分。站在客户角度讲，问题就更大了。小董直播的“坑位费”可不低，客户花了大把的钱，就换来小董一句“需要的朋友自己拍”，敢情花钱上直播不是卖货的，而是给小姐姐打赏送火箭的？活脱脱做了冤大头。最倒霉的还是东方甄选，自家的高级合伙人拒绝讲解上架的商品，客户和顾客两头得罪，影响了市场风评，连累了股价。估计老俞珍贵的头发又得掉好几根。小董的行为，伤害性不算大，但是伤害面并不小，社会舆论场的负反馈是理所应当的。可是，面对批平，小董不能反躬自省，反而不知进退地赌气清空微博，真是太任性了。这说明，董宇辉还不是一个合格的公众人物，因为他没有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头戴王冠，必受其重”，名人真不是那么好当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风险和收益成正比，流量红利和舆论风评的风险是一体两面，这是社会正常运作的重要机制。公众人物的影响力、关注度成长到一定程度，接受公众和媒体的监督、质疑就成了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一言一行被无数双眼睛审视，所有行为的后果都会被放大，甚至免不了苛责和误解。如果小董没有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对正常的争议和质疑都无法坦然面对，面对公众的职业之路是走不远的。​小董可能没有意识到，普通人一气之下清空微博无伤大雅。人家不靠舆论之力加持上位，也不必承担公众审视的眼光。但是，公众人物一言不合拔腿就走，却有拒绝拒绝舆论监督之嫌。其实，对他拒绝讲内衣内裤的讨论，上纲上线到“歧视”的批评之声仅仅是一小部分，主要的批评意见还是不敬业、不尊重观众，也有不少网友批评之余也表示了理解。整体氛围还是平和的，主流的批评还是中肯的。如果连这点“委屈”都受不了，一言不合“玩失踪”，这可不是“有个性”，而是走向了“圈地自萌”、“关门自嗨”的危险路径。躲进“死忠粉”抱团的非公开平台“圈地赚钱割韭菜”，将是他短暂的职业生涯的“Bad

有些人想放水想疯了，不讲武德了。张五常到底说了什么？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提出要推高通胀解决经济问题的消息不胫而走，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批评远远多于支持。查了查出处，原来是2020年的文章被拿出来冷饭热炒。那篇文章里，张五常提了七点想法：（一）切忌通缩出现。（二）切忌外贸收缩。（三）顺势推出人民币国际化。（四）不要胡乱管制市场。（五）税制越来越复杂，加上没有清楚权利界定的社保，要一次性清理掉。（六）政府的投资要算清楚回报。（七）要振兴经济，政府花钱远不及减税那么有明确的效果。所以我认为如果经济明显地恶化，不妨免税一年，或选择性地对中小型企业免税一年。和通胀相关的是第一条“避免通缩出现”。张五常提出，“目前中国的通胀率是4%到5%之间。弗里德曼认为通胀率2%到5%对经济有利。我建议在目前的情况下，通胀的上限可提升到6%”。在疫情的特殊条件下，这条建议其实没什么特别之处。张五常建议的6%上限仅比当时的实际通胀率高一个点，相当谨慎。比较下美联储的大动作，甚至可以说是很保守了，并没有建议央行主动推高通胀的意思。文中张五常还肯定了当时央行对物价的关注。他的意思并不是要央行放水主动推高通胀，而是对通胀的“容忍度”放宽一点。还有一条容易引起争议的是“顺势推出人民币国际化”，当时中国的外贸出口大热、出口强劲，很多经济学家都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但张五常讲的“顺势”，是“零关税”、自愿议价的汇率“不一定跟央行官方公布的汇率相同”。这和一门心思“挑战美元霸权地位”不是一回事。其余五条，真是“人间清醒”。不要胡乱管制市场、税制和社保的问题、政府投资要算清楚回报、政府花钱不及减税有效、切忌外贸收缩，哪条都切中要害，哪条都得到了印证。但是，这次被拎出来“炒冷饭”的偏偏是“推高通胀”，这种先阉割、后断章取义的做法，非常令人不齿。对八十八岁的经济学老前辈搞“突袭”说明有人想“放水”想疯了。“货币放水救市论”已经流行了大半年，这场闹剧该结束了。中国经济恢复，不需要放水，需要放手。政策定调，让“放水爱好者”失望了其实，对中国经济当下的问题，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脉是准确的。会议提出：“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这些困难和挑战，放水能解决哪一条？哪条都不行。因为上游的“水”足够多，多到让人担心的程度。11月央行的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11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91.2万亿元，同比增长10%。这个数据是相当惊人的。M2总额已经逼近300万亿大关，将近GDP的2.45倍，还在保持同比10%的高速增长。还说“放水”不够，那真是昧良心了。上游“水库”高水位，下游还是出现了流动性不足，问题出在了“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正确结论，也是张五常2020年那篇文章的价值所在，他准确地预判到了堵点形成的机制。上下游之间的堵点，导致循环不畅，“放水”增加上游水位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制造新的严重问题。就像是脑血栓患者，不给他疏通血栓，而是大量输血，会是什么结果？所以，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货币政策定调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很明显，没有出现“大水漫灌”的选项。可能让很多“放水爱好者”大失所望了。张五常的旧文被拎出来断章取义式地“怀旧”，不知道算是情绪宣泄，还是旁敲侧击地引导舆论？连基本的经济学常识都不顾了。宏观太远，微观太堵“放水爱好者”对货币政策的迷信，是脱离微观现实的宏观迷信。国内大循环的堵点，就是体现在微观层面的。包子铺卖豆腐脑，罚款1.5万元；外贸制造企业出口疑似枪械零部件，判无期；程序员为了工作“翻墙”，没收100万元。这些都是小事，但是反映了大问题。界面新闻报道称，2015年到2021年期间，从国家、地方财政两层面来看，罚没收入都保持了高于税收收入的增速。特别是在2019年地方税收收入增速只有1.35%的情况下，罚没收入增速达到17.54%，高出16个百分点。财政吃紧，罚没紧吃。以至于有的地方政府违规提出将非税收入与征收单位支出挂钩，并将非税收入完成情况纳入乡科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绩效考核。这样的考核激励机制，鼓励各部门多管齐下，对市场主体雁过拔毛，甚至杀鸡取卵，国内大循环怎么可能畅通呢？市场信心从何而来？上面是宏观政策“放大招”，下面是各级衙门“拉小刀”，宏观政策再发力也没用。每个人、每个市场主体都是活在微观中的，宏观太遥远了。大小衙门“九龙治水”，企业疲于应付都应付不过来，还有什么心气扩大经营呢？企业正常经营受到干扰，员工饭碗不稳、收入受影响，消费必然意愿下降。微观堵点就这样把经济拖入了减速区。回看张五常2020年的那七点建议，看到的不是“放水”，而是对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先见之明。“放水”的灰色生意微观堵点不打通，放再多的水、印再多的钱，都无济于事的。很多银行在政策驱动下，积极放贷成为首要任务。过去很多民企追着银行业也借不到钱，现在是银行倒追企业也借不出去。因为企业不想借了。贷款干嘛呢？转手交罚款吗？就算没有眼下没有罚款之虞，处处红线、动辄获咎，也不敢贷。有形之手大建无形之墙的微观环境下，强行加大货币投放，只会适得其反。钱不会流到该去的经济部门，只会涌入无效基建之类的“项目学”。今天困扰中国经济的地方债问题、低线城市房地产泡沫，不就是前几轮放水的后遗症吗？这种情况下，还指望“放水治百病”，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健忘，而是拉着肚子还惦记着吃大肠刺身的勇气。微观的市场环境健康，是宏观政策发挥导向作用的前提。宏观经济学理论也不是纸上谈兵、脱离现实的玄学，都要在市场机制发挥基础作的前提下展开。不管是凯恩斯，还是弗里德曼，只要堵着经济循环的紧箍咒不停，念哪路神仙的经都不灵。更不用说“放水治百病”的歪嘴念经了。“歪嘴和尚”有真糊涂的，也有装糊涂的。“货币放水”解决不了宏观经济的堵点困境，却是一些利益集团的红利，比如金融企业。积极要求放水的主力，就是券商等金融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大水漫灌、杠杆一加，佣金收入源源不断，是他们怀念的好日子。这不是无端“诛心”，而是前些年金融圈公开的秘密。没有那些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成反比的“专业人士”蒙眼评级、昧心包装、灰色营销，哪来那么多金融资产泡沫？监守自盗也得有原材料，灰色金融产业链的原材料就是钱，低成本的钱。放水放出来的钱就是成本最低、最没低线的钱。“天上掉下个印钞机”，可比掉个林妹妹香多了。单是放水放出来的天量地方债足够这些“专业人士”开张吃三年了。所以，不管M2已经高到什么程度，不顾国内大循环不畅、流通失速的现实，他们永远觉得“放水”还不够。只要我能发财，哪管洪水滔天。几个点的佣金收益，制造出大把坏账拖累经济，令人不齿，也令人痛心。张五常2020年的七点建议被断章取义式的热炒，多半就是出自这批“专业人士”之手。忽悠那么多年，透支了公信力，只好用这种下三滥的伎俩继续他们的卖拐事业。当真就输了。改善经济运行状况不需要放水，需要放手。干扰市场正常运行的“有形之手”要放，对市场主体雁过拔毛的手也要放，还有“首席经济学家”们的上下其手也要放。再不放手，搅合成了一潭死水，没毛可拔，也没有“过手钱”可赚，满盘皆输，没有赢家。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滴滴一夜不“滴”，全网围观加群嘲。事情确实离奇，有派单千里之外的，有司机“一夜暴富”的，还有几公里路收了两百多块钱的。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有专业人士算账，说是一夜损失数千万营收，也有预估损失超4亿的。滴滴的营收损失、网约车司机的收入损失，可以用数字衡量。用户出行不便的无形损失，却是无法计算的。好在第二天滴滴的系统就恢复了，伤害性不大。这个乌龙事件，却是中国互联网产业“系统性风险”的预警演习。稍微有点岁数的朋友应该记得，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前互联网时代”，通讯、商业零售、出行、物流有多糟心。互联网科技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公共服务领域实现了“弯道超车”，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如果崩的是电商，城市小白领们的生活不便可能还是其次，千千万万靠电商吃饭的商家风中凌乱；如果崩的是电子支付系统，提现的人流能把银行的门挤塌；如果崩的是社交媒体平台，那连吐槽的空间都没了。这些假设的后果，还只是冰山一角。如果真的发生那样的情况，我们的生活不是停滞倒退，而是崩溃。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互联网产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公共服务基础保障，容不得闪失。天天“星辰大海”、“全球争霸”的宏大叙事爱好者不重视这些“民生细节”，或许只有风险危机摆在他们的眼前才能时才能给他们发热的脑子降降温。中国社会不是没有风险意识，不仅有而且很强烈，却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的钻牛角尖。“风险”、“安全”是近几年的高频词，今天担心市场垄断风险，明天操心数据安全。2021年滴滴海外上市就曾上升到“数据安全”的层面。虽然到底也没人说得清“外国人掌握中国人出行数据”有多大危害，却足以让很多人义愤填膺。滴滴经历了低调上市、迅速退市的风波，一蹶不振。病病歪歪两年后，滴滴以最朴素、最直接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安全风险——不是“亡我之心不死”的外部威胁，而是导致系统宕机的内部风险。中国互联网企业这几年的日子很不好过，上市的市值大幅缩水，没上市的四顾茫然。曾经红红火火的大厂，业务收缩、大幅裁员的坏消息频传，让人唏嘘。这不禁让人担心，如果不能及时止损、重拾增长信心，今天我们熟悉的互联网服务还能继续吗？互联网产业是典型的“三高”产业——高投入、高增长、高科技，高度依赖营商环境。上世纪九十年代欧盟一套立法组合拳，一打A4纸捶死了自家的互联网产业，是沉重的教训，并不是值得借鉴的经验。时至今日，欧盟的数据安全焦虑越来越严重，管制越来越离谱，却是毫无意义的挣扎。你的市场里根本没有正经的本土企业，再怎么强调“数据安全”也是白扯。欧盟断网显然是不可能的，“严于律己”搞黄了自家的买卖，只好开启“严于律人”的摆烂模式。欧盟国家隔三差五给外国互联网企业开天价罚单，薅羊毛补贴财政之余，安抚一下经济民粹主义的情绪。但是，这样的行为艺术表演，造成了欧盟本土互联网产业的恶性循环——为了“安全焦虑”和罚单，管制标准越来越严，合规成本越来越高，政策风险难以承受，资本市场大门紧缩，欧盟本土企业的成长空间越来越逼仄，“安全焦虑”也越发无可救药。欧盟互联网产业就是这样与时代脱节，与其经济体量、科技水平完全不匹配，是妥妥的差生。诡异的是，中国这个互联网产业优等生，却抄起了欧盟差生的作业。中国社会这几年互联网产业的“安全焦虑”，有欧盟化的迹象。社会观念、重要立法都在抄欧盟的作业。防自家企业如防贼，互联网产业的营商环境恶化。独角兽大幅减少，大厂纷纷“降本增效”。优等生抄差生作业，也会变成差生。停滞和倒退不会带来任何意义上的安全。宏大叙事爱好者心心念念的中美互联网产业竞争，也变得更不“安全”了。全球互联网上市企业前10名，中国还有三家留在榜上，其余全部是美国企业。三家的市值加在一起不到8000亿美元，不到谷歌的一半。两国的互联网科技水平更是大幅拉开差距，美国企业包揽了所有前沿领域的最新成就。任何产业的发展都有风险，但是阻碍发展才是最大的风险。既要经济繁荣、科技进步、生活便利，又要绝对安全的“既要……又要”，是荒唐的。捆住企业经营的手脚，还要企业经营良好，是荒谬的。这却是中国互联网产业的真实处境。把正常可控的市场风险，放大到阻碍产业发展、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的不正常，就要做好告别的准备。今天国人已经没有多少心气去关心中美互联网竞争，正如没心情关心房价，这或许是件好事。过热的头脑需要一剂清凉的猛药，不食人间烟火的灵魂出窍才能回归肉身。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1万美元挂零，承担不起多少试错成本，岁月静好的躺平摆烂更属奢望。欧盟现在是“打别人家孩子不心疼”，我们应该知道自家的产业发展起来有多不容易。要搞坏却是很简单的。但是，代价之大，超乎现象。滴滴宕机一夜，就是几千万损失。如果互联网产业整体有个闪失，损失会有多大？即使宏大叙事不关心“民生细节”，代价大到不可想象，也足够宏大了吧。互联网产业的健康发展，是改革开放“放”出来的，而不是欧盟那样管头管脚管出来的。产业发展的市场风险是在发展和竞争中消除的，而不是靠条条框框的过度干预解决的。滴滴宕机，还可以用别的网约车软件。哪怕明天滴滴倒了，竞争对手也会迅速填补市场的空位。只要市场机制还在，不用担心打不到网约车。但是，开放的市场消失了，那么我们熟悉一切的都将烟消云散。这才是中国互联网产业真正的系统性风险。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昔日的网红词“基建狂魔”正在淡出国人的视线，取而代之的是“无效基建”、“过度基建”的一声叹息。这两年地方财政吃紧，部分高铁站暂停使用。“过度基建”的问题浮出了水面。再仔细一看，比暂停使用更奇幻的是，还有一些高铁站建成后压根没有启用过。比如最近“很红”的海南儋州海头高铁站，投资超4千万，站房面积近2千平，建好8年却不投用。这“壕无人性”的消息，还带火了儋州市。这座百万人口的小城市，竟然造了三个高铁站，众人惊呼看不懂。其实，儋州建三个高铁站还是保守的。人家三线城市桂林一口气造了九个：全州南站、永福南站、兴安北站、五通站、恭城站、阳朔站、桂林西站、桂林北站和桂林站。一口气念出来，需要绕口令的功底。桂林是老牌旅游城市，交通基础设施高配一点可以理解，但也不能把高铁站当地铁站配置啊。这算是凑个“九星连珠”讨口彩吗？那代价未免也太大了。“九星连珠”中的五通站，总投资5千多万，已经有大半年时间没有高铁动车停靠了。这个五通站是典型的先天不足，2014年12月底贵广高铁开通运营，五通站就掉队了，一直拖到2018年3月正式开站。开站初期只有7趟动车停靠，日均发送客流量不到200人次。然而，这已经是“出道即巅峰”了。后面更是越用人越少，时开时停，最后长期“暂停使用”，毫无悬念。海南和广西都的经济基础薄弱、财政基础差，养不起“闲站”。可是，“地主家也没余粮”，“全国首富”的江苏省也养不起。2020年4月，苏州昆山的花桥站和镇江句容的宝华山站，因客流稀少被关停。省会南京的江浦站和紫金山东站，更是建成10多年未启用。人流不及预期算是意外，可是有的高铁站选址规划，仿佛就是为了避开人流精心设计的。孝感北站距离城区100公里。当地人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坐一两小时车去孝感北站呢？这座耗资1.2亿修建的一等站，大部分日子每天只有100多乘客，还没车站员工多。更夸张的是遵义南站，从市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该站，耗时超过3小时。“南站”真成了“难站”。毋庸讳言，高铁站建设已经是过度基建、无效基建的重灾区。公开信息显示，2022年中国高铁共建有车站5544个，其中特等站50个，一等站236个、二等站353个、三等站939个。“等内”的加在一起，占比不到30%。这还包括了孝感北站这样一等配置、三等客流的“超模单位”。这5544个高铁站到底有多少能有效利用，很让人担忧。现在回头看，“基建狂魔”确实很准确——当年扎堆上马高铁站有多“狂”，今天就有多“魔怔”。说好的科学规划、严格预算呢？反复论证、层层审批，几千万、上亿的大型项目就这么“闲置”着？那些乘客没有车站员工多的“闲站”，每年还要几百万去维持运营，到底图什么？对“无效基建”、“过度基建”已经有了很多反思。很多人归咎“唯GDP论的政绩考核标准”，不能说没道理，却是老生常谈的“有道理”。2008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开启的大基建模式，让很多地方政府看到了提升GDP的捷径。打桩机一响，好几年的GDP考核指标稳了。那轮大基建的主角是高铁，顺理成章地成为各地方政府争相上马的香饽饽。就事论事，很多过度基建、无效基建项目上马，确实是GDP考核驱动。可是，换成其他考核指标，就能避免地方政府用力过猛的现象吗？天真了。换成民生保障考核标准，总出不了错了吧？请看网红城市鹤岗。2011年，鹤岗被确定为资源枯竭型城市。对这一类城市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取消了GDP等经济指标考核，民生保障指标取而代之。于是乎，鹤岗2013年到2018年造了11万套保障房。这座户籍人口不到百万、常住人口大量流出的收缩性城市“房满为患”。竟有市民家庭分到了四套保障房，人均一套，可以春夏秋冬轮着住。但是，坐拥四房的市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保障房是要补差价的，每平米350元到550元不等。单价可能不算贵，但是四套房加在一起可不是小数目。要知道鹤岗种韭菜式的“种”保障房同时，大量煤矿被关停。很多市民是拿着“散伙钱”给保障房补差价的。后来的故事，全网皆知。“房满为患”的鹤岗，房子跌成了白菜价，连房地产中介都干不下去了。市民补差价的钱，毫无悬念地打了水漂。鹤岗过剩的保障房，既是无效基建，也是无效保障。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并没有因为取消GDP考核而改变，还是不顾后果、用力过猛的老配方、老味道。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就像高考命题作文。怎么换命题，写法还是那一套。环保一票否决，大片工厂关停；加强市场监管，开罚单开到手软；优化市容市貌，店招统一改成庄严肃穆的黑白配。都说地方政府没有行政效率，完全是误解。只要考核指标的大棒子一敲，地方政府就能创造奇迹。众害相权取其轻，“唯GDP论”考核还不算是最差的。至少在“发明”基建投资拉动GDP之前，“唯GDP论”多少还算抓住了地方行政和本地民生的节点。地方政府为了经济指标考核，多少还有点“放水养鱼”的意识，对本地经济的正常运行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容忍甚至鼓励。破事没少做、坏事没做绝，也算是种微妙的平衡，直到“基建拉动”的捷径出现后自我放飞。“基建拉动”只需要上面盖章、银行给钱，就能干起来。哪里还顾得上地方经济被透支？规划不合理、债务负担过重等等问题，都是将来的事。铁打的地方政府、流水的班子，等这些问题暴露出来，人家都不一定在任了，哪能想那么多？面对地方政府无效基建、过度基建的烂摊子，很多反思者把“事后追责”当作灵丹妙药。那是想当然了。真要追责，那就得顺着审批流程一追一大串，怎么追？当年的层层审批，追责时自然而然地官官相护。就算是抓典型开刀，法不责众，都是那么干的，挨刀是小概率事件。要是当时怕事后追责就“不作为”，那是“当场暴毙”。有脑子的都知道怎么选，“事后追责”并没有想象中的威慑力。就算不幸真成了“事后追责”的典型，至多是决策失误的行政责任，内部处理一下，官途多了一段弯路罢了。风头一过，还是好官我自为之。就算过不去，该有的都有了，也算值了。拿事后追责当万灵药的人士没有意识到：自上而下的事后追责和自上而下的政绩指标考核，是同一路径、同一方向的系统内反馈，“原汤化原食”治不了什么病。归根结底，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就是命题作文。上面命题、上面改卷子，唯GDP论也好，唯其他什么也罢，本质上都是唯上。上有所好，下必效焉。下面执行时再卷一卷，敢下狠手的胜出，用力过猛、执行过度就是必然的。所以，唯上的政绩考核机制，考核什么都一样，无非是折腾的力度和角度有所不同罢了。至于无效基建、过度基建暴露出来的其他问题，诸如地方财政缺乏自律、规划把关不严等等，都是这套自上而下、唯上是从的考核机制伴生的系统性问题。地方财政的盘子就那么大，能调动的资源就那么多，今天突出这个、明天突出那个，真要严控财政预算，怎么推行呢？政绩目标是自上而下压的，规划审批也是自上而下审批的，严控的程度只取决于对政绩目标的重视程度。真要有板有眼地严格把关，结果还是啥也干不了。这些看上去是局部的技术问题，却在技术层面无解。机制的根本问题不解决，局部的修修补补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修修补补那么多年，能修补的都修补了，剩下的就是无解的尾部问题。其实，地方政府追求政绩没有错。发展地方经济就要重视GDP等经济指标，这也没有错。全世界就没有不要政绩、不重视经济指标的地方行政。正常的事搞得如此反常，确实有必要反思。既然要反思，那就真反思，而不是搞些老生常谈的皮相之论假反思自我安慰。假装反思、胡乱反思，那还不如不反思——“唯GDP”搞出了过度基建、无效基建，唯别的就能适度、就能有效了吗？装什么纯啊。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导读2023年，国际政治风云变化，中美关系异常诡谲。一方面，美国企业界对中国市场热情不减，年初以来知名企业家密集访华，比如特斯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苹果公司的蒂姆·库克、英特尔公司的帕特·格尔辛格、通用汽车公司的玛丽·巴拉等等，他们为中美经济合作注入了暖意。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对华强硬的“鹰派”政策和对中国企业的制裁政策频出，对美国企业向中国出口大加限制，违背了自由贸易的立国精神。对此，美国企业家是有苦难言。10月21日，美国政府对AI芯片实施出口管制，黄仁勋回应称“英伟达会遵循美国政府的相关规定”，“希望尽可能拥有较大的市场，会尽量支援各个市场需求，也支持中国大陆市场客户”，并重申，“中国当地也有不少很好的科技厂商，例如华为等，英伟达也必须努力与当地产业竞争，再观察结果”。黄仁勋的表态耐人寻味。“遵守规定”的无奈，对中国大陆市场的依依不舍，对优秀中国科技企业的敬意与重视，心态复杂。2023年8月，黄仁勋在发布会上展示英伟达最新的GH200超级芯片，配备141GB的内存以及72核的ARM芯片此前，社交媒体曾传出黄仁勋访问中国大陆的消息，包括与腾讯、字节高层会面，但至今并未成行。没有人比企业家更重视经济，也没有人比企业家更懂经济。比起咄咄逼人的美国“鹰派”政客，美国企业家对中美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更为谨慎，对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科技合作有着高度善意。在经济问题上，企业家的判断永远比政客要准确。全球经济体系正处于“疫情后遗症”的阴影下，中美两国的“症状”截然相反，却又高度关联。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高度合作，才能带领全球经济寻求“穿越周期”的药方。美国是全球经济高通胀的源头美国目前承受着巨大的通胀压力，主要源于疫情期间大规模放水。疫情暴发后，世界主要经济体几乎都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应对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不过，货币注入方式各有不同。欧盟和日本主要是央行收购资产的间接方式。而美国则是大开大阖，通过增发美债，以大规模向个人、企业发放补贴的直接方式注入货币。疫情前的2019年，美国国债总额为22.72亿美元。截至今年9月18日，美国国债已经突破33万亿美元。美债攀升的速度之快，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战时经济。2017年9月，美债规模突破20万亿美元；2022年2月，美债规模突破30万亿美元。2023年6月，联邦政府债务规模突破32万亿美元，达到这个数字的时间比新冠疫情前的预测提前了9年从全球货币供给机制的角度看，美国在疫情初期的做法可以理解。美元是全球货币体系的中心货币，美元供给是全球货币供给的源头。如果美元供给滞后，那么全球主要经济体步调一致的货币救市无从谈起。但是，即便是合理的做法，也不意味着没有代价。货币救市从来都不是无代价的，用货币放水为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埋单，只是一次延迟支付。这轮全球通胀就是美元大放水的副作用。欧元区的通胀率持续停留在5以上。经历长期通缩，CPI多年“趴窝”的日本在年初也出现了4.3的大动静。因此，这轮高通胀不是美国一家的难题，而是全球主要经济体都要面对的困境。目前问题最严重的是欧元区，高通胀、低增长的滞胀衰退特征明显。IMF已经全面降低了欧元区今年的GDP增长预期，预测“欧盟经济火车头”德国2023年经济将萎缩0.5%，法国也仅为1%。整个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将大幅落后全球3%的水平，也低于美国的2.2%。美国2.2%的经济增长率，比欧盟当然要好一些。失业率、消费等重要指标也较为健康，显示了较强的承压能力。但是，依然处于通胀性衰退甚至滞胀的阴影中，加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传导作用，欧元区邻居的“肺炎”也会引发美国经济的“感冒”。总之，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目前的高通胀问题是疫情救市的后遗症，主要问题出在了货币。鹰派政客在此时加剧中美摩擦，大大增加了全球经济的风险，是非常不明智的举动。中国“通胀不足”的成因分析目前困扰中国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是通胀不足。主要问题不是出在楼市、股市，而是外贸出口增长乏力，降低了输入性通胀。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外贸出口一直是中国经济重要的支柱。巨额贸易顺差带来的外汇收入形成了输入型通胀，是主要的通胀动力。2012年前后基础设施—房地产的联动体系发力，房地产投资额在GDP中的占比大幅攀升，最高时达到了40%。外贸出口在GDP中的占比出现了下降。很多人认为中国已经摆脱了“外向依赖型”经济。然而，疫情期间的中国经济表现打消了这种错觉。疫情暴发后，中国率先复工，出口大幅增长，占GDP比重再次达到了15%以上。与此同时房地产增长乏力，在GDP中的占比出现了下滑。而这三年中国的通胀率分别为2.5%、1%、2.5%，表现正常，同时还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三年正增长的“逆行者”。外贸出口和房地产，哪一个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一目了然。房地产的经济推动作用存在高估。占GDP比重30-40%的投资，只产生了GDP7%左右的产业增加值，经济拉动效率并不高。而外贸出口的外汇收入以输入型通胀的机制直接从货币端提供了经济动力。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赚了多少外汇的加减法，而是在经济运行中不断滚动、放大做乘法。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9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0%，8月同比上升0.1%；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目前中国的通胀不足与美元计价的外贸出口大幅下降，存在着明显的联动关系。今年中国通胀率的变化和外贸出口额之间有很强的同步性，第二季度出口的同比下滑幅度最大，通胀率表现最差。8月份和9月份连续两月出口下降幅度收窄，通胀率也有企稳的迹象。这说明，中国经济目前还高度依赖外贸出口创汇的支撑。全球经济处于下行周期中国外贸出口不足，过剩的产能与货币供给不匹配，造成了“通胀不足”。美国则是货币过剩，通胀压力大增。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火星撞月球”，又不可避免地对全球经济体系造成负面影响。加之欧盟的经济复苏乏力，全球经济体系进入一个下行周期。这一经济周期表现是结构性的，短期内很难逆转。主要问题出在了美国为了抑制通胀采取的超常规加息政策。加息驱动下，海外美元大量回流美国，会对中美两国克服经济周期造成障碍。对中国而言，主要是美元回流后全球“美元荒”，对国际贸易结算的影响。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比重下降，意味着中国从新兴市场国家获得外汇收入的“含金量”下降，削弱了输入性通胀的作用。对美国而言，海外美元大量涌入美国，加剧了美国的通胀压力，加息政策迟迟难以退出。高利率、高通胀的经济负面作用会逐步显现，即便退出加息政策后，巨大的惯性还会持续很长时间。因此，短期内很难改变经济周期的下行趋势，甚至中长期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全球经济正处在经济周期的下行线，逆势“上坡”的唯一希望是新一轮科技周期的启动，而这也离不开中美两国的合作。启动新的科技周期需要中美合力工业化时代以来，全球经济就是经济周期和科技周期交替启动的复调。最近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九十年代互联网科技革命释放的巨大经济红利带来了长达二十年的全球经济增长与繁荣，甚至扛过了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的巨大冲击，在2008年后还维持了5年左右的增长表现。

这几年经常看到“某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好消息，我却高兴不起来。可能因为我是“低质量人群”，不太懂“高质量”的含义，只看到贴上这个标签的行业，要么增速大幅放缓，要么进入收缩周期。很多和我一样的“低质量人群”裁员的裁员、转行的转行。比如互联网产业、制造业都曾有过这个标签。如今轮到了房地产，情形也差不多。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10月18日表示，房地产持续高质量发展，还是有很强的支撑的。这一判断非常准确！2023年1-9月，百强房企销售总额为48501.0亿元，同比下降10.3%。其中，9月单月销售额同比下降更是达到24.1%。“金九银十”是传统的房市旺季，今年的“金九”没戏，坐等“银十”数据出炉。反正从销售额变化看，完全符合“高质量”的标准。而且，这种“高质量”的态势确实会持续。上半年百强房企拿地金额5920亿元，同比降幅超一成。要知道2019年上半年，十大房企砸了5586亿元，占百强拿地总额的36%。这降幅不是一点点，也不是一半，而是三分之二。以这拿地积极性，保持“高质量”三五年是没有问题的。房地产行业还“淘汰”了恒大这样的巨无霸，另一个巨无霸碧桂园目前的情况也不太乐观。凭着这一点，房地产比其他“高质量发展”更是高出了一大截。这样的“高质量发展”，只要你不尴尬，那尴尬的都是别人。盛局长对“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的乐观源于基本面支持：从中国的发展阶段来讲，现在还处在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人均GDP刚刚超过1.2万美元，城镇化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来看，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这就意味着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还是较大的。另外，中国实现了全面小康，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住房的改善性需求潜力也非常大。从这些基本面情况来看，中国的房地产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仍然有坚实的支撑。这也是老生常谈了，其他沦为“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都可以套上基本面的乐观。道理的确是这么个道理，但是现实有点不给力。2010年的基本面和2020年的“基本面”有什么不同？2020年的“基本面”和2023年的“基本面”又有什么不同?甚至1973年的“基本面”和2023年也没什么不同。年年可以说是人口众多、需求旺盛。甚至1973年的住房需求更旺盛，当时上海人均住房面积4平米以下，大部分市民的住房条件不如今天的群租房，那住房需求能不旺盛吗？当年有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吗？连房地产都没有。所以，“基本面好”、“有大量需求”不是“高质量发展”充其量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基本面的势能需要通过良好的机制转化，才能产生持久的动能。就像油箱里装满了汽油，发动机不给力，汽车也跑不起来。中国房地产就是辆发动机故障的老爷车，要它再跑起来，是要大修的。搞好房地产的首要条件是，改善地方财政状况。对“土地财政”依赖度过高，是很多地方盲目搞房地产的根本原因。2022年中国大陆三十一省市，财政自给率超过100%的只有上海一家。达到70%以上的，仅有有六省市。连人均GDP第一大省江苏的财政自给率也只有68%。一多半的省级行政机构财政自给率不足50%。如此弱势的地方财政状况，全世界独有。省级以下的财政自给率就更不乐观了。以地处中部、财政状况处于中游的河南省为例，2019年157个县级行政单位，财政自给率达到60%以上的仅有33个，占比21%。有34个县级行政单位的财政自给率不到20%，财政极其困难。巨大的地方财政缺口，导致很多地方饥不择食，把土地财政当成了救命稻草，这就造成了房地产行业的恶性循环——越是不具备产业基础、人口基础的地方越是硬上房地产，成了资金黑洞、泡沫制造机。恒大、碧桂园一直是低线城市房地产扩张的主力，“坑”最大。本来财务状况比较稳健的融创、万科等中高端开发商，前几年也在调控压力下大举进军低线城市，也被深套。企业反映出来的问题，根子是地方财政。大型房地企业出了问题，风险通过供应链系统、金融系统的传导到行业上下游，乃至全国市场。整个行业就不行了。在这个危机酝酿与爆发的过程中，企业当然有经营决策的失误，但是根本问题出在了地方财政。中国房地产出问题，表面上是房地产企业的资本无序扩张，根源却是地方财政无序扩张。表面上是房地产过度金融化，实质是地方财政的过度金融化。因为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从启动至今，都是财政需求驱动的。整个交易机制、金融机制都是为了满足地方财政需求设计的。这套机制的起点就是土地出让金。我们的土地出让金是项目还没启动，就早早入袋为安。这并不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即便是热衷玩土地财政的香港，土拍是拍开发权。所以，开发商向港府支付地价20%的开发权费用。等项目交付变现后才缴纳地价的余额。所以，香港房企的规模越大，开发项目的自有资金比例就越高。房企做大了，也就做强了。我们正好相反，越是大型房企越是依赖融资。因为拿地越多，需要调动的资金规模就越大。只要规模做大，企业的自有资金搞开发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做大，无法做强。产业链上游的地方政府和银行机构只需要房企做大。地方政府更欢迎大型开发商。越是低线城市就越欢迎。低线城市不缺地，最好一次出个几千亩土地，土地出让金收盆满钵满，不是大型开发商很难接得住。银行也更青睐大型开发商。土储越多，抵押物就越充足。抵押物越多，放贷规模就越大，银行业绩就越好看。既然上游的土地供应方、金融机构都希望房企“越大越好”，把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竞争导向了“规模为王”。中国头部房企只有靠“扩大债务-扩大土储”的滚雪球迅速“贴膘”，才能免遭淘汰。今年房地产行业的日子那么难，仍有五家中国房企出现在世界五百强的榜单中，而美国仅有两家房企登榜。这是弯道超车顺手甩了老美两条马路。这种高负债的“虚胖”本质上是极端的资金池游戏。债务堆积的资金池无比庞大，土储的估值大幅虚高。中国房地产行业金融风险呈指数级增长，并且向上下游传导蔓延。大型房企为了降低资金成本、提高周转率，把资金压力向下游传递。层层分包、层层垫资，账单到期能拖就拖。分包商、供应商hold不住，怎么办？你去融资啊，我给你介绍金融资源。再不行，我给你担保。手牵手，大家一起欠银行。至于市场终端的购房者，那就是最后的债务接盘侠。恨不得刚打第一根桩就把订金、按揭都安排上。所谓“高周转”就是反复倒腾银行里的钱，这没点本事真的玩不转。祖师爷是谁？许家印？他不配。必须得是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操盘手城投平台啊。大大小小房企的高周转才转出了三十多万亿债务，和六十多万亿的城投债比，就是个弟弟。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真正大佬，不是恒大碧桂园，更不是万科融创，而是这些城投。城投凭什么艺高人胆大？就凭他们是地方财政的御用工具。有地方政府的行政强势背书，金融系统的风控、监管都成了摆设。这些强势操盘的玩家，把中国房地产行业玩成了“房价铁三角”。高度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不能让房价跌；拿了大量土地资产作为抵押物的银行业不能让房价跌；背负巨额债务的房地产企业更不能让房价跌。“房价铁三角”就这么炼成了。只有房价永远涨，这个游戏才能继续玩下去。可是，天下哪有价格永远涨的道理？大潮一退，债务违约、烂尾楼的雷一串串炸。“房价铁三角”中，房企直接面对市场，所以是最弱的一角，被“空方”踢爆。股市的“空军”是神秘的“海外敌对势力”，那楼市的“空方”又是谁？是钱包空空、望房心叹的“刚需族”；是心灰意懒、降价出售的二手房卖家；是有心改善、无力按揭的“改善需求族”。股市不行，一切责任都在“恶意做空”。那房市不行，能责怪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做空吗？“恶意卖房”说不过去，“恶意不买房”更说不过去。更荒谬的是，很多地方的房市连做空的没有，因为本来就是空的。那些低线城市的大盘、超大盘，自始至终就没有过市场需求。没有买卖，也就无所谓多空。中国房市的问题存在多年，可以说质量一直都不高。很多问题在产业规模不大时，没暴露；在产业基础好的地方，诸如北上广，问题不大；在经济高增长时代的“顺风局”，还看不出来。所以，长期存在、持续发酵。积累的种种问题，终于在低线城市的“下沉市场”、经济增速放缓的“逆风局”，彻底爆发了。中国房地产市场要高质量发展，有良好的基本面支撑是不够的，必须解决深层的问题。那就是地方财政。提高地方财政的自给率，才能摆脱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地方财政规模要高度自律，才能避免财政规模无序扩张的冲动。总之，中国房地产业，地方财政问题是绕不过的坎。没有上游“高质量”的土地供给方，就不会有高质量的房地产业。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后，最大的民间支持来自中文互联网上的键盘侠。国内出现了很多哈马斯的热情支持者。其中不乏巴勒斯坦和“巴铁”（巴基斯坦）都分不清的零基础玩家。连百度都懒得用，说明他们既不关心事实，也不关心巴勒斯坦地区人民的福祉。他们“挺哈”，仅仅是出于“美国支持的就要反对，美国反对的就要支持”的站队需要。极其有限的脑容量，也无力面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复杂性。还有很多真心同情巴勒斯坦人民、希望地区和平的朋友，也大讲特讲“自古以来巴勒斯坦的土地就是巴勒斯坦人的”，这是长期信息引导下的一知半解，需要补课历史真相。“巴勒斯坦人收留犹太人”的真相2000年，耶路撒冷申遗问题闹出了一场风波。这座三教圣地、千年古城申遗成功不存悬念，问题出在了由谁申请。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都主张应该由自己出面申请，在谈判桌上扯皮。巴勒斯坦代表滔滔不绝、无比雄辩的演讲结束后，以色列代表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耶路撒冷建城时，阿拉伯人在哪里？”，顿时冷场。最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约旦胜出。原来约旦趁着巴以扯皮打嘴炮，先向教科文组织提出了正式申请，申请的理由是约旦王室哈希姆家族曾经是这座“圣城”的守护者。教科文组织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这烫山芋给甩了。这个“隔壁老王接盘”的结果，别说巴以傻眼，连隔壁的土耳其也不乐意了——“早知道管过就算，那我早申请了。我管巴勒斯坦时，你约旦王室在哪里？”。这就是巴勒斯坦地区历史糊涂账的缩影。国人以历史为信仰，把“自古以来”视为现实政治的法理依据。这好不好姑且不说，至少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自古以来”并不站在阿拉伯人这边。因为，是犹太人是该地区建立了第一个独立国家，并且延续了千年之久。犹太人来得早、建国早、持续时间还长，要说“自古以来”，那犹太人显然更有资格宣称主权。犹太王国覆灭后，该地区几度易手，曾被纳入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时间比较长。期间在该地区的独立政权，只有欧洲十字军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国。19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兴起，犹太人开始移居奥斯曼土耳其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20世纪初，英国人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大增，从奥斯曼土耳其手中接过了巴勒斯坦的控制权，犹太移民大增。在这一大规模移民过程中，犹太人并未以武装方式掠夺土地，而是购买、开垦土地，建立了自己家园。所谓“巴勒斯坦人接纳犹太人农夫与蛇的现实版”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不成立的。在1988年巴勒斯坦国建立前，该地区的阿拉伯人从未建立政权，接纳犹太移民的是奥斯曼土耳其和英国。如果买卖土地算是“接纳之恩”，买恒大房子的要对许老板感恩戴德？更何况犹太人购买的土地很多是奥斯曼土耳其时代的“皇室领地”，也就是后来英国治下的公地。这的确产生了很多土地纠纷，但是要说犹太移民抢了阿拉伯人的土地，那是以讹传讹了。民事纠纷与军事侵略完全是不同的性质。说到底，在巴勒斯坦的土地问题上，犹太民族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民族，谁也不欠谁。“强行拆分巴勒斯坦”的真相奥斯曼帝国和英国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范围要比今天要广，包括了约旦河以东的外约旦地区，即今天的约旦哈希姆王国。因此，经常会有人会提到约旦王国对巴勒斯坦的“统治”。其实，别说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了，就是约旦王国的版图，也是英国人送给哈希姆家族的。这个“赠地建国”的过程颇为复杂。哈希姆家族的“龙兴之地”是今天位于沙特境内的汉志地区，和巴勒斯坦地区八竿子打不着。1919年，中东地区大洗牌。影响力巨大的哈希姆家族大家长侯赛因做出了安排，大儿子侯赛因继承祖业，二儿子阿卜杜拉当伊拉克国王，三儿子费萨尔到叙利亚当国王。可是，1920年费萨尔被法国人赶走了。阿卜杜拉讲义气，把伊拉克让给了弟弟，自己领兵要和法国人开战。英国人出面调停，打打杀杀多不好，不就是为了地盘吗？别打了，我把巴勒斯坦地区划送你，约旦河以东的外约旦就归你了。1921年，接受英国调停的阿卜杜拉建立了约旦哈希姆王朝，才有了后来参与耶路撒冷的国际共管、自称“巴勒斯坦国王”等等。因此，所谓“英国强行拆分巴勒斯坦”的真相是英国人赠地建国，哪有什么悲情？实际上不只是约旦，阿拉伯人摆脱奥斯曼土耳其数百年的控制，就是在英国人帮助下成功的。总之，阿拉伯人不是巴勒斯坦地区最早的定居者，犹太人是。历史上阿拉伯人也从未在该地区建国，犹太人建立过犹太王国。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对该地区的主权主张没有历史依据，非要拿“自古以来”说事，犹太人更有优势。大谈脑补出来的“自古以来”，是帮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倒忙。当然，历史充其量只是提出政治主张的依据，并不是现实政治的正确标准。归根结底，政治是为现实服务的。今天解决巴勒斯坦，需要找到现实的起点，那就是194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181号决议。联合国181号决议的真相181号决议的出台背景是该地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民族矛盾。19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犹太人大量迁入巴勒斯坦地区定居，与当地阿拉伯人之间冲突频繁。最著名的当属1929年的“希伯伦大屠杀”。希伯伦地区数万阿拉伯人，和一个800人口的犹太人社区。这个犹太社区已经在本地存在了几个世纪。耶路撒冷发生的民族冲突，希伯伦的犹太人和那场冲突毫无瓜葛，却成了当地阿拉伯人屠杀的对象，67名犹太人死于阿拉伯邻居的屠刀之下。二战前后欧洲遭到迫害流离失所的犹太移民大幅增加，这一地区的局势也愈发紧张。而英国在二战元气大伤，无心也无力收拾这个烂摊子，决定在1948年抽身而去，巴勒斯坦问题提交给了联合国。181号决议规定，1948年结束英国的委任统治后建立犹太国（约1.52万平方公里）和阿拉伯国（约1.15万平方公里），耶路撒冷（176平方公里）国际化。该决议的出台，美国发挥了主要作用。但这并不是美国单方面搞出来的决议，苏联全程参与，热心支持。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也参与了方案制定。美国最初提出的并不是分别建国，而联邦共治。美国人对联邦制有迷之自信，总觉得大家尽量一起过日子比较好。但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是铁了心要分家。所以最终在两边的坚持下，分别建国成为共识。既然定下了要“分家”，土地分配就成了双方争夺的焦点。决议最终的土地分配方案占地区总人口三分之一的犹太人获得了57%的国土面积，人少地多成了联合国偏袒犹太人的证据。实际上巴勒斯坦的土地问题复杂特殊，比起土地面积，多少可耕作使用的好地更为重要。巴勒斯坦大部分地区的是无法耕作的荒地，膏腴之地少而分散，总面积30%都不到。划给犹太人的57%国土中，仅7%是好地，剩下的都是荒地。所谓“故意把阿拉伯人的国土被割裂为互不相连的三块”的指控更是可笑，因为181号决议分给犹太人的地也是互不相连的三块，谈不上谁“故意割裂”谁。看似奇怪的分配方案，是因为好地分布分散的缘故罢了。因此，这个方案很难说得上对犹太人多么偏袒。但是，阿拉伯人也有不满的理由。他们认为自己不仅人多，拥有产权的土地也更多，提出的土地分配方案是和犹太人“八二开”。如果阿拉伯人能够拿出足够的土地产权证明文件，倒也可以谈。但是，他们拿不出来。阿拉伯人登记产权的土地面积仅占巴勒斯坦土地面积的6%，并不比犹太人多。阿拉伯人拿不出证据，说是古老的产权文件保存在土耳其手里。土耳其人笑而不语。这地契都是一式两份的，我有你没有？就算我有，那也不能给你们。当初你们阿拉伯人当年反了我，现在和犹太人的破事，我管得着吗？阿拉伯人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八二开”的方案没有被采纳。总之，181号决议的土地分配方案，阿拉伯人可能是吃了点亏。很可能有一部分土地产权，因产权文件缺失而湮灭。但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八二开”那么夸张。毕竟奥斯曼土耳其时代，一半以上的巴勒斯坦土地是土耳其苏丹的皇室领地，犹太人砸锅卖铁也就买了那么点，阿拉伯人又能卖多少呢？不过，最反对181号决议分别建国方案的，并不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而是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带头大哥”是外约旦，即接受英国人赠地建国的约旦哈希姆王国。“土地分配不公”是反对的理由，却并不是想要为巴勒斯坦同胞讨公道。约旦阻挠181号决议的目的是为了接盘英国，完成一统内外约旦的夙愿。哈希姆家族庞大的影响力之下，阿拉伯11国投了反对票，再加上古巴和希腊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一共13票反对。美国和苏联带领33国投了支持票。英国等10国投了弃权票。从投票结果看，181号决议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可见“土地分配方案不公”的说法并没有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七十年代的第三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大力宣传下，很多新生的第三世界国家接受了“土地分配不公”的说法。他们中的大多数在181号决议通过，还未加入联合国。值得一提的是，代表中国的南京政府对181号决议投了弃权票，即将完成建国大业的中共和苏联保持了一致立场，对犹太复国表示了高度支持。毫无疑问，181号决议并非完美，巴勒斯坦地区诸多复杂的现实问题，也不可能拿出完美的方案。但是，其程序合法性是不容置疑，也绝非“美国主导的、袒护以色列”的指控就可以否定的。巴勒斯坦未能建国的真相英国是最早公开支持犹太复国的大国，却对181号协议投了弃权，是有自己的小算盘。英国从积极支持犹太人建国转为消极，当然不是为了“主持公道”，而是有自己的小九九。主要目的是保持和阿拉伯国家的盟友关系，以维持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出于同样的考虑，1948年英国政府迟迟没有行动，军队不撤、权力不交。没有英国人的帮助，犹太人有能力做好建国的准备工作。但是，缺乏现代国家观念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没有这个能力。英国人不帮，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也不认，巴勒斯坦国的建国进程迟迟没有启动。最后急于建国的犹太人不干了，与当地英国政府发生了多次冲突，其中不乏恐怖袭击性质的极端行动。内忧外困之下，1948年5月14日，英国匆忙宣布结束托管，以色列随即在联合国划定的区域内建国。但是，巴勒斯坦国还没个说法。5月15日，约旦为首的巴勒斯坦地区周边国家埃及、黎巴嫩、叙利亚，以及与和巴勒斯坦不接壤但同属哈希姆家族的伊拉克王国。其他阿拉伯国家象征性地投入了兵力。5万联军攻入了巴勒斯坦地区。约旦还占领了东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国际化也未能实现。联军的大义名分是支持巴勒斯坦人，目标是消灭以色列。英国作为幕后支持者，给予了阿拉伯国家大量援助。值得玩味的是，这支阿拉伯联军虽然打着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旗号，却只字不提支持巴勒斯坦人建国。如果是他们消灭了以色列，下一步的行动不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建国，而是瓜分巴勒斯坦。181号决议通过前后，阻挠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独立建国的，不是以色列，而是周边的“阿拉伯兄弟”。新生的以色列根本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实际作战人员仅2.3万人，武装也不充分。战争初期陷入了被动。美苏两国当然不会坐视联合国决议成了废纸，否则才建立3年的战后国际体制会威信扫地。因此，两大国主导下，联合国要求双方停战四周。美国还逼退了英国，迫使其放弃了援助约旦等国家。四周后，迅速武装起来的以色列不仅成功收复失地，还反推了2000平方公里。交战双方最终以实际控制线为界同意协议停火。结果巴勒斯坦地区真的成了“八二开”，却是阿拉伯人占“二”，以色列占了“八”。以色列浴火而生。此后还爆发了四次“阿拉伯联军VS以色列”的中东战争，此外还有几场周边国家与以色列的“单挑”。以色列胜多败少，实际控制区域越打越大。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元气大伤的阿拉伯国家面对现实，或明或暗地放弃了“彻底消灭以色列”的目标。既然注定要共存，和解才就是唯一的选择。结语：谁阻挠了巴勒斯坦地区的和平进程？历次中东战争对地区形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81号协议的分治方案已经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实现。率先破坏协议入侵以色列的是阿拉伯国家，率先占领耶路撒冷的也是阿拉伯国家。挑事失败，当然要付出代价。因此，后来联合国后来通过重要决议如245号决议、338决议都采取了折中的方案。181号决议巴以分别建国、耶路撒冷国际化的基础上，调整了国土划分。新的分界基本按照第一次中东战争后“二八开”的实际控制线。折中形成的和平路线，成为了国际社会的主流共识。成为法塔赫在内的大部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改善关系，实现和解的基础。1994年，巴以达成“土地换和平”的共识，发表《华盛顿宣言》。实际控制了巴勒斯坦地区九成国土的以色列按照《宣言》的和平路线，巴勒斯坦国的法塔赫政府移交了加沙地带等占领区。巴以和平进程露出了曙光。同年约旦和以色列签订和平协议，两国自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开始的“秘密合作”正式化。而以色列另一个陆上邻国埃及早在1978年就建交了。2020年9月15日，以色列和阿联酋、巴林在美国白宫签署了一项被称为改变中东格局的历史性和平协议——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和两个阿拉伯国家正式建交。“中东大和解”的进程就此开启。科威特、沙特随即进入了和解名单，与以色列积极互动。历史曲曲折折，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还是回到了联合国181号的起点。但是，历史的大潮中总有逆流的搅局者。哈马斯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巴以“土地换和平”的和平路线，声称“美国和以色列一定会毁约”。很快世界就会看到谁才是毁约者。2006年，哈马斯取代法塔赫接掌巴勒斯坦国，随即撕毁了此前巴以和平协议。这一毁约行为让哈马斯更加臭名昭著，受到了国际孤立。2007年，哈马斯拒绝武装组织的国家化，和法塔赫发生了激烈的军事冲突。法塔赫退守约旦河西岸控制区，建立了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的巴勒斯坦国合法政府，在阿巴斯总统带领下不断改善巴以关系，为地区和平做出了贡献。哈马斯占领加沙地区后，不断对以色列发起越境打击。2017年，哈马斯和法塔赫达成和解协议，按约定年底移交加沙地区，组建联合政府。但是，哈马斯依然没有履约，继续割据加沙地区。2023年10月6日，哈马斯对以发动了代号为“阿克萨洪水”的大规模袭击。“洪水”没有如愿冲进耶路撒冷的阿克萨大清真寺，而是向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区猛烈倒灌。逆历史潮流的搅局者，终将被时代所抛弃。纵观整个巴以冲突进程，以色列当然不是纯洁的白莲花。但是，周边阿拉伯国家要对上世纪后半叶的战乱负有主要责任。他们置联合国1决议不顾，悍然发动侵略战争，打乱了巴勒斯坦建国进程。他们的失败，让巴勒斯坦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些国家受到了惨痛教训，终于选择面对现实，转而在谈判桌前寻求和解与和平。可是，一意孤行的哈马斯等少数地区势力，还在追逐“消灭以色列”的虚幻目标。他们的胡作非为，伤害了以色列人民，更伤害了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真正同情巴勒斯坦人，怎会支持那些人性泯灭的暴徒？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巴勒斯坦地区的地图再次出现在了各大媒体的显著位置。这几年巴勒斯坦地区显得格外“冷清”。以全球疫情、俄乌冲突的庞大阴影下，这个二战后军事冲突最频繁、地缘政治最复杂的全球热点地区几乎被人们遗忘。当哈马斯打响第一枪，现实的一切都变得简单了。没有“巴以冲突”，哈马斯只是哈马斯很多报道和评论习惯性地把这次冲突称为“巴以冲突”，这并不准确。哈马斯既不能代表“巴勒斯坦人”（指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也不能代表整个巴勒斯坦国。哈马斯只是哈马斯。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主要分三部分：以色列境内的200万阿拉伯裔公民，法塔赫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地区289万人，以及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生活着216万人。哈马斯控制区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占比不到三分之一。从政治角度讲，哈马斯也不能代表巴勒斯坦国。哈马斯在巴勒斯坦国内，算是第二大政治派别，实际控制着加沙地带，在国际上则被多国、多家国际机构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其中甚至包括埃及这样的阿拉伯大国。巴勒斯坦国的合法政府是位于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政权，而不是哈马斯的加沙政权，中国长期支持并承认法塔赫的合法地位。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把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国划上等号。法理和现实都是如此。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和上世纪的烽火连天时已经不可同日而喻，不同地区的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处境、与以色列的关系都相差甚远。这和所在地区的政权治理水平直接相关。以色列的阿拉伯裔和其他发达国家少数族裔的情况相似。2022年以色列人均GDP美元约5.5万美元，是高度发达国家。以色列的阿拉伯裔没有受到经济歧视，生活富裕。他们感到不满的是“二等公民”的政治歧视，这属于“家务事”范围，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国家认同。多年以来的民调显示，70%左右的阿拉伯裔为自己的以色列公民身份感到骄傲。最近的民调显示，86%的以色列阿拉伯裔不考虑移居其他阿拉伯国家。以色列的阿拉伯裔极少参与激进组织搞的恐怖袭击，反而会成为了恐怖袭击的目标。因为除了受到无差别打击的恐怖袭击威胁外，他们还会被激进组织视为“告密者”、“叛徒”，遭到额外的“定点清除”。这导致了以色列阿拉伯裔和激进组织更加疏远——结果确实出现了不少“告密者”、“叛徒”。法塔赫对以色列的态度较为温和，接受巴以分治的主张，愿意以谈判方式解决矛盾分歧。因此与以色列的关系也较为融洽，在经济上受到了以色列和国际社会的援助。近年来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疫情前常年保持着GDP5%以上的较高增长。2022年的人均GDP为5477美元，属于中等收入国家。该地区的居民除了在本地就业外，很多都到以色列境内打工，实际收入水平比同等经济水平的国家还要高一些。法塔赫政权的温和立场，以及经济上的融合，该地区的局势逐步趋于平静。目前困扰该地区居民的主要问题是法塔赫政权的腐败低效，主要安全威胁来自政治派系冲突，而不是以色列的存在。生活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处境最为糟糕。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态度极其强硬，彻底贯彻消灭以色列的目标竖起了大旗，反对和谈，更不用说妥协了。隔三差五远程放火箭弹、贴身搞人肉炸弹，招致以色列报复。长期的激烈冲突导致该地区几乎沦为经济废土。2015年后，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冲突频率逐步降低。2021年，局势似乎出现了转机，哈马斯表现出厌战色彩，以色列政府尝试在加沙地区推行约旦河西岸以经济换和平的政策，允许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入境工作，经济和民生均有改善。即便如此，2022年加沙地区的人均GDP为1514美元，相当于全球排名160左右，相当于委内瑞拉、塞内加尔的水平。这次大规模袭击让加沙地区微弱的和平繁荣之光熄灭了。以色列注入的经济润滑剂，没能打开与哈马斯的死结。哈马斯为何要孤注一掷发起这样大规模的袭击？以色列以经济合作换和平的政策，全盘失败了吗？问题很复杂，答案却异常简单。“阿萨克洪水”的战术成功、战略失败哈马斯发起的“阿萨克洪水”行动，战术上大获成功。以色列毫无防备、措手不及，政府、安全部门、军队灰头土脸。但是，战术成功的背后，却是战略绝望的孤注一掷。首先，出师无名、滥杀无辜，让哈马斯失去了国际社会最后的道义同情。此前哈马斯“搞大新闻”，都会用以方扩建居住点、街头冲突导致流血事件之类的理由寻求道义上“出师有名”。这次10月6日袭击，哈马斯却是出师无名。这样做确实增加了袭击的突然性，但是付出的政治代价是失去很多同情者，减少了外交斡旋的空间。更为被动的是，这次哈马斯滥杀无辜连同情者都不放过，激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反感。“以色列女兵游街”的视频传遍全球，结果受害者并非以色列女兵，而是同情巴勒斯坦人的德国游客。遭遇惨烈袭击的以色列音乐节，主题却是声援巴勒斯坦人。尽管哈马斯受国际谴责是家常便饭，但是其“道义立场”在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社会向来不乏民间同情。哈马斯过去也很善于利用这种民间同情，以国际舆论和政治攻势牵制以色列。然而，这次道义立场尽失，哈马斯陷入了空前孤立。其次，哈马斯发动袭击的时机看似很巧妙，实际上却是在外部支持脆弱的糟糕时机。之所以说看上去很巧妙，是因为目前的全球热点在千里之外的俄乌战场，哈马斯此时出来搅局多了一份神秘色彩。哈马斯主动宣称“神秘国家支持”，十分反常。这并不是获得外部有力支持后的自信，更像是有意引起大国之间猜忌的欲语还休。但是，也正因为俄乌战事对国际局势的巨大影响，哈马斯为数不多的“传统盟友”自顾不暇。有的国力受损，有心无力。有的此前已经开始调整政策立场，指望不上实质性支持。即便是长期力挺哈马斯的伊朗，在事发后一方面强烈表示支持，另一方面竭力撇清关系。至于沙特，本来就更亲法塔赫，哈马斯袭击前与以色列和解进程已经接近终点。被哈马斯搅局后，沙特不得不搁置和解进程，但是对哈马斯的支持也只会停留在口头。没有国际社会有力牵制，以色列的反制行动迅速猛烈。原本就不具备正面硬扛战争机器的哈马斯，如果没有外部有力的支援，很快就会陷入被动。经此一战，加沙地区和平繁荣的希望化为泡影，但是哈马斯付出的代价必将极为沉重。实力差距、技术代差的碾压之下，哈马斯能否保住加沙地区的控制权都存疑，甚至重蹈“基地”组织的覆辙，成为有名无实的边缘存在。哈马斯发动这场毫无胜算的大规模袭击，到底图什么？难道哈马斯真相信自己登高一呼，让几百万巴勒斯坦同胞蜂拥响应，掀起“消灭以色列”的大洪水冲到耶路撒冷的阿萨克清真寺吗？那显然是不可能的。不要说以色列的阿拉伯裔公民，连法塔赫的巴勒斯坦同胞都指望不上。2007年哈马斯夺取加沙的旧恨未消，政策路线的根本性分歧，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裂痕已经无法修复。和半个世纪前的“天下围攻”以色列不同，哈马斯挑起战争只属于哈马斯，并不是巴勒斯坦人的共同事业，更不是阿拉伯民族的战争。“阿克萨洪水”是绝望的孤注一掷。生于血污，死于血污，是哈马斯的宿命哈马斯绝望与转型无望、难以为继的死局。历史一再证明，任何在激烈冲突中诞生的武装组织要和平转型为正常的政治组织，都是非常困难。北爱尔兰共和军成功转型合法政党的例子，凤毛麟角。因为这需要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切断激进主义的利爪，以及从暴力斗争到和平治理的“技能重置”。这三项条件中，法塔赫是“三缺一”，缺少治理能力。哈马斯则是“三缺二”，既没有与激进主义切割，也没有治理能力。冷战结束的地缘政治变化，迈入信息时代重塑了全球经济体系，让曾经的大国角斗场中东地区大幅降温。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巴勒斯坦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没有美苏争霸的强势搅局，巴以冲突逐步降级为地区性冲突，增加了各方的妥协空间。巴勒斯坦人的面前也出现了妥协的选项。法塔赫和哈马斯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地缘政治变化后，巴方内部的分裂加剧。不愿妥协的哈马斯和选择妥协的法塔赫之间分歧愈演愈烈，2007年双方大打出手、最终决裂，成了两家的分水岭。法塔赫实现了告别激进的壮士断腕，走上了通向和平的道路。哈马斯则成为从巴勒斯坦主体上被切断的那支利爪。在治理能力的“技能重置”方面，法塔赫和哈马斯都是从零起步。1993年奥斯陆协议后，巴以分治的格局逐步成型。开始执政的法塔赫率先暴露出治理能力的短板，腐败低效大失民心。哈马斯在竞争中逐渐取得上风，2006年上位，在巴方阵营里的地位达到了历史顶峰。但是，随着2007年两家分裂，哈马斯控制加沙地区后，暴露了更为严重的治理问题，区域经济和民生陷入死局。对以色列毫不妥协的极端主张，导致加沙地区持续动荡，正常产业无法发展，只有“人弹”产业的畸形发育。哈马斯为各种金主们提供搅动中东局势的“服务”换取资助，以“慈善”民众撒点小钱，以笼络民心收购新的“人弹”。这样的产业显然与和平治理无缘。唯有贫穷动荡、充满仇恨的加沙地区才能让“人弹产业”可持续发展。而法塔赫退守约旦河西岸的“半壁江山”后，经济压力大幅降低。政治上因分离切割，甩掉了激进派的干扰，法塔赫与以色列的关系稳定改善。双方的交往促进了内部改革，进一步释放经济红利。尽管法塔赫至今未能根治腐败低效的老毛病，但是治理能力还是有了提升，政绩颇有改善。此消彼长，哈马斯的激进主张在巴勒斯坦人中正在失去吸引力。实际上，2021年以色列对加沙地区实施经济支持后，哈马斯的支持率确实有所降低。内外环境的变化，哈马斯的生存空间正在变小。这块土地太小了，容不下两个政策路线相似的巴勒斯坦政权。如果哈马斯放下激进主义大旗，和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法塔赫竞争，哈马斯的结局是悄无声息地消亡。这是结束巴以冲突的最优解，对哈马斯高层可不是。作为巴方内部激进主义的垃圾场，谁掌舵都承受不了放弃权力的换道风险。哈马斯最终选择了最丑陋的方式“宁鸣而死”，并不意外。生于血污，死于血污，是哈马斯的宿命。结语“经济换和平”并不失败，斩断尾部问题的铁剑也不可或缺。“阿萨克洪水”袭来，并不是以色列推行经济促和平政策失败的证明。如果没有法塔赫控制区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那么以色列今天面对的麻烦将会加倍。如果以色列对阿拉伯裔公民施行经济歧视，导致他们沦为痛苦绝望的边缘人群，这个国家将永无宁日。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促和平”让国际社会看到了巴以分治方案的乐观前景。但是，和所有的复杂问题一样，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巴以冲突也会留下长长的“尾部”。哈马斯就是其中之一。这在经济上无解，唯有“铁剑”才能斩断这个毒瘤。总之，巴以冲突旷日持久，历史上的恩怨情仇、是非曲折异常复杂。但是，哈马斯打响第一枪之后，现实的一切都变得简单。哈马斯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方式，挑战人类文明的底线，失败毫无悬念。但是，和平还远未到来。遍布各方、形形色色的嗜血利益集团不会坐视和平降临巴勒斯坦地区。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本届房地产真是让人操碎了心，最近受到关注的消息是“房地产税立法暂缓五年”。各种信号解读纷纷出炉，普大喜奔的激动万分。绕耳“暂缓5年”的表述并不准确，房地产税对房市的影响也不是暂缓多少年的问题。暂缓是暂缓，“5年”并非刚性约束还原一下事实。“十二五”规划中曾提到“研究推进房地产税改革”，但是最近公布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并未列入房地产税立法。然后就有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解释:暂缓房地产税立法，则更多考虑到国内经济形势，此时出台任何增负措施都要格外谨慎；但长远看，上述税种立法方向没有改变，或将在条件成熟时稳步推进。综合上述信息，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目前暂缓了，是不是保5年，就很难说了。首先，“立法规划”可以理解为5年内要推进的立法，但是并不意味着没列入的就不能“插队”。不同于其他国家立法程序的冗长复杂，我国出台法律法规是有鲜明特色的，相当于流程更复杂些的大号政策，不能说是想立就立、想改就改，至少也是高度灵活。很多立法修法都不在立法规划的文件中，比如2021年4月29日公布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就从未出现在立法规划文件中。所以，房地产税没有出现在立法规划中，并不能保证5年内就不搞了。立法规划没有那样的刚性约束。其次，专家的解释也很清楚，按下暂停键的原因是“更多地考虑到国内经济形势”，“条件成熟时”重启。暂缓和重启都没有明确的、可量化的标准，既没有时间标准，也没有“经济形势”的具体指标。“暂缓5年”的说法纯属脑补。总之，所谓“房地产税立法”实际上并不是立法程序问题，而是一种政策工具。何时出台、如何出台，都看政策需求，不会纠结产权等法理的逻辑自洽，也不会有明确的时间表。只要政策需要，就是一个“收”字不带含糊的。楼市的核心不是“购房刚需”，而是“财政刚需”其实，暂缓5年还是10年并不重要。房产这样的固定资产，买了是一辈子的事，按揭都要还个二三十年，早5年晚5年区别很大吗？晚5年收，就多收几个点，再来个“应收尽收”，连本带利都收回来，财政吃不了亏。这几十年，财政什么时候吃过亏了？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GDP增速高于国民收入增速，这是中国经济的基本规律。流水的经济、铁打的财政，说的正式一点就是“财政需求的刚性很强”，换而言之就是税收“增负”的需求是刚性的。中国楼市的主要需求是“财政刚需”，而不是“购房刚需”。甚至可以说，整个中国经济都是围绕“财政刚需”运转的，财政刚需永远必须放在首位，没有之一，没有任何竞争者。因此，专家解释说暂缓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形势，只能姑妄听之。房地产税的真正开关是财政形势，经济形势只是间接影响。目前的情况是经济疲软影响了土地财政，房地产税这样的大杀器只能缓一缓，看看土地财政有没有救。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重新激活房市，房子卖得动、土地卖得出，“增负”自然水到渠成。这样就能落实“房地产税改革”。这是把卖地卖房的薅一遍羊毛改为房地产税薅两遍的改革。从此，买房的过上了一边还按揭一边缴税，还完按揭继续缴税的幸福生活。财政刚需既能从卖地收益中获得巨大满足，又能从税收收入中得到长期满足。妥妥的双赢，财政赢两回。六个钱包撑起来的房市，经不起薅两回能先卖地后收租子当然好，但是这个生意操作起来有难度。因为，收租子必然卖地。日本就是前车之鉴。1980年代日本的土地价格持续飙升。日本虽然没有土地财政，但是财政部门还是大喜过望，下场分杯羹的机会来了。顺应民粹化的舆论大潮，打着“抑制快速上涨的地价”的旗号，顺势出台一系列的交易税。交易税当然不会起到抑制价格的作用，税收成本增加反而进一步刺激了地价持续上涨。地价涨税收增，顺手还cosplay了爱民如子，日本政府偷着乐之余，决定再加一把火。1991年5月出台大杀器——资产保有税性质的地价税，规定除了自住房以外，土地所有者每年缴纳地价0.3%的税金。理由当然还是“抑制快速上涨的地价”，财税部门以为还能通过地价上涨消化税收成本，再白嫖个几十年。可是，这次的时机很不好，政策撞车了。日本央行担忧经济过热，强力调控，续拔高利率，导致股市大跌，市场流动性大损。股市资金和土地市场是相通的，银行系统一看苗头不对，纷纷对土地市场停贷。地价税这时出台，更是雪上加霜。这回真的起到了抑制地价的作用，而且抑制得很彻底。于是乎股市跌完地价跌，跌跌不休。日本经济管理部门发现问题不对，掉头救市，1992年后大幅降低土地交易税，地价税大幅豁免，基准利率一路跌到0。但是，“三斤砒霜包治百病”的日本经济部门，这才发现自己拿不出不出九转金丹、还魂草，自己给市场挖的坑，自己无力填平。一通操作猛如虎，还是挡不住日本经济掉坑。中日经济有很大的不同，不要对号入座。详细分析可以参看本号旧文的《对标日本“失落三十年”，有点好笑！》。这里拿日本作为例子，就是为了说明房地产税这类资产保有税对资产估值的杀伤力是直接的，大到无法估量。卖地和收地租，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或许将来我们迈入发达国家水平，达到人均GDP三万美元的富裕水平时，可以尝试开征房地产税作为地方公共事业的资金来源，比如美国房地产税80%用于本社区的公立基础教育机构专款专用。在此以前，不管是5年、10年，没有达到这样高度富裕水平之前，靠六个钱包、节衣缩食撑起来的房市，都经不起薅两回的折腾。何时开征房地产税，除了很多法理问题尤其是产权逻辑有待厘清，主要应该考虑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国民富裕程度的长期经济指标，而不是“目前经济形势”的短期判断，更不应该是财政需求的短期需求。道理归道理，现实归现实。如前所述，中国经济政策逻辑的中心是“财政刚需”，这就不能以经济逻辑的常理度之。今天“暂缓房地产税”是为了“救房市”，更直白地说，是为了救土地财政及其衍生的土地金融。如果救不过来，土地财政不能支持“财政刚需”，财政压力持续增加。那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节流，要么开源。显然，节流的难度远远大于开源，届时房地产税还会“暂缓”吗？能“暂缓”多久呢？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

日本“核废水排放”搞得沸沸扬扬，江湖又现“抢盐”，和十多年前福岛核事故爆发时一样。当年我是码字劝大家不要“抢盐”的，但这次想明白了，不劝了。看到那些“临时科普党”卖力嘲笑抢盐的，更觉得有些厌恶。劝人家不要抢盐，那还算是善意。花式嘲笑，就是优越感过剩的恶意了。其实，抢盐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消费，无伤大雅，没什么可嘲笑的。人类经济活动中本来就有各式各样的情绪消费。比如娱乐消费，基本都是给情绪埋单。花钱看德云社就是图个乐子，非要给“笑一笑十年少”的情绪消费赋予什么高大上的意义，那就和姜昆老师是一样的见识了。既然可以花钱单纯图个乐子，花钱买个心安也没毛病吧？所以，抢盐并没有什么不堪，很正常。虽然这十几年来给我们生活造成痛苦的，没有一样和福岛核事故有关，但是恐慌的阴影还是适时出现了。这不是大众造成的，大众只是被动地接受了这种恐慌情绪的传播。既然这次核废水排放已经成了引发国际争端的高端局，大众不恐慌是不可能的。要把大众的恐慌情绪精准控制到内外有别的理想状态，是强人所难了。从日本海鲜受污染，联想到怕海盐受污染，也算是是人之常情吧。抢购别的太贵，食盐这种供应充足、易保存的廉价商品，成为情绪消费的对象，十分合理，非常理性。“核废水”的排放周期三十年，成年人一年食盐需求6.5公斤。三十年也就200公斤左右。1吨食盐的批发价也就600-800元。就算一次把三十年的盐都囤上，也花不了200块钱。花这么点小钱就能换三十年食盐安全的安心，挺划算的。核废水排放的恐慌传播既成事实，那么抢盐就是很正常、很理性的市场反应。消费者有权花自己的钱买合法的商品，有什么可嘲笑的？既然我国的食盐产能和库存都很充足，老百姓要抢购，那就敞开供应呗。能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必强行劝阻，更没什么可嘲笑的。前阵子流行“刺激消费”，抢盐安心总比强行刺激出来的消费理性吧？不能消除恐慌情绪传播的源头，那就对大众的应激反应抱同情之理解吧。不要自以为懂点科学，就可以居高临下的优越感爆棚了。智力优越感过剩，真实的勇气欠费，嘲笑抢盐是一种恃强凌弱。何况抢来的盐还真有用得上的情况。老胡说，有人十年前囤的盐还没用完。这事我还真遇上了。去年上海特殊情况时，真有邻居拿出了那年福岛核事故爆发时囤的盐，接济了别的邻居，业主群里一片点赞。正所谓“人生无常大肠包小肠”，为传说中的核污染囤的盐，却成了特殊情况下的及时雨，也算是意外之喜。反而是特殊情况发生前自信满满劝人不要抢菜的，真是造了大孽。总之，这些年意外很多，各式各样的恐慌也随之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了。缅北噶腰子成风，也不知道要那么多腰子有啥用，难不成是要做腰花全席吗？反正“全世界都要害我们”的吓人兮兮，人心惶惶落下了心病。打开电视看新闻，更是世界末日的景象，不是这边山火，就是那边火山。世界各地都过得朝不保夕的样子，恐慌情绪积累得满坑满谷，这次抢盐也算是给积累的情绪压力打开了一个小小缺口，利大于弊。要说情绪宣泄最有水平的，要数郑州市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了。他们发了个倡议书，号召全市餐饮行业“抵制日本海产品”，太感人了。原来烩面里不仅用了海产品，还是日本海产品，这还真是头一次听说。所以，嘲笑不可取，劝也是白劝。抢盐也好，抵制空气也罢，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命运。事已至此，看看就好。关胖再出发，敬请新老朋友们关注。